易改：我是特务我怕谁？ (中国论坛)

作者: 易改, 发表于: 星期一, 十月 15, 2018, 08:19 (2234天前) @ 易改

易改：我是特务我怕谁？

易改

前几天，民主小贩杨恒均专门就特务间谍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视频讲座，我受到很大启发。因为从小接受党国的教育，对特务有天然的排斥心理。原来我很忌讳被戴上“特务”这顶帽子，听了老杨头这个讲座，心中就豁然开朗了。

呵呵，我是特务我怕谁？

我曾撰写过一篇博文《海外民运第一课：特务是怎样炼成的？》，讲述了我在海外被打成特务的缘由。做为特务，我在美国所受到的特殊待遇，说起来还是话很长......

一、海外第一站

98年底，彭明被关押，中发联被遣散，只是导致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半个月左右赴美。原来对美国的仰慕和对斑斓人生的憧憬，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由此多了一份呼吁援救彭明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我确信，彭明的被抓更突出了我在中发联的重要性。我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由此，家庭问题已经变得遥远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字眼就经常蹿进我的脑海，让我激动，我象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什么中发联的三五八计划，彭明的大象战略，以致人类从哪里的，要向何处去的问题等等，就主宰了我的思想体系。

经济上，我编制了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计划，准备到美国后与唐柏桥、冯东海讨论细化，向NED递交报告。政治上，中发联我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领导人了，我相信有唐柏桥的支持，中发联即便失去了中国，我们还可以得到整个世界，我想，正义在我们这边......

唐柏桥常在邮件中告诉我他在海外的影响，什么《湖南人权报告》所奠定的学术地位，什么天安门一代组织公认的领袖地位，什么海外最大六四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什么中国和平组织的主席，什么军阀唐生智的后裔，什么西南王龙云嫡孙的乘龙快婿。现实中各类政府组织，NGO领导人，渊源深厚。各类媒体报道，汗牛充栋，社会关系，信手拈来。魏京生、刘青这些民运大佬是随叫随到，至于王丹，我的理解，那应该是直接可以忽略的了......

唐柏桥直接将我接到纽约中国民运县阿姆赫斯特，我住到了他家里。

初到的几天，唐柏桥像个经纪人一样忙于应付我的公关活动，每天家里总是要聚那么几个人来前瞻我们的革命前景。他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使我有些黯然失色。唐似乎在中国民运县气场很强大，一位来自上海的画家胡安宁告诉我，他给唐算过，是中国的真龙天子。

二、初识海外民运

安顿下来后，我首先去波士顿拜会了杨建利。建利告诉我海外民运组织错综复杂，建议我要多依靠“中国人权”这个实力派组织。在建利家里，他直接拨通了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电话，通报我到了美国就在他的身边，并把电话交给了我。

刘青在电话中呈现了极大的热情，像久违的兄弟，使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我便决议，在第二天返回纽约后立即去拜访刘青。心想，按我了解到的信息和与刘青通话时的感觉，说不定能提供我一笔帮助，最起码也可以提供个栖身之地。毕竟，住在唐柏桥家总不是个事儿。

回纽约后，我将见刘青的计划跟唐柏桥说了一下，唐告诉我，他本来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安排我和刘青见面的。唐对我自己与刘青的联系有些不以为然。

我给刘青打电话，准备去拜访他。在电话中，刘青的话语仍然是那么感性，并保留着前一天的余温。他急迫地问我现在在哪里，让我感觉他是正在等着我，并马上要出来见我似的。

我告诉他：我就在纽约，在唐柏桥家里。

电话里刘青的声音停顿了一下，最后传来一声“喔，喔喔……你们认识啊……”。好像我与唐的认识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意外，他的声音立即变得理性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他，我跟唐柏桥是大学的同学，是八九六四时期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扒拉扒拉。我急于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易改在海外也是有根基的。

刘青似乎听得很仔细，在电话中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啊..，这样啊……

当我问他我们怎么见面时，他似乎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十分迟疑和谨慎，良久说道：啊，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你联系吧.....呵呵呵。他匆忙放下了电话，让我有点迷茫。

以后，就再也没有刘青回头的消息了。刘青的这种冷峻，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最终让我感受到了一股侧骨的寒意。

那天我从帝国大厦脚下经过，给帮我做政治庇护安排的纽约人权律师协会去递交一份我的申请资料，临时需要复印一份表格。想起中国人权组织办公室就在帝国大厦第三十层，便翻出了中国人权的电话。秘书将电话接转给了刘青，我自曝了家门，说想上去复印一张表格，顺便拜访一下他。

刘青的声音还是那么纤细，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迟疑：啊啊，是这样，中国人权是公益组织，我们不提供私人服务...... 刘青的语气十分坚定而有力，让我伫立在帝国的脚下，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有点不平，想起来，我是因中国政治受到迫害的人，我申请政治庇护不也是应该是中国人权服务的一部分吗？我对事物逻辑关系的建立总是比它需要出现时来得比较晚……

三、话别唐柏桥

去中国人权找刘青复印资料时，我早已经从唐柏桥家里搬出去了。那时候，我与唐柏桥有些貌合神离。我感觉到不少人在我提到唐柏桥时，他们都是欲言又止，我跟唐柏桥安排约见的民运朋友见面时，大部分也只是例行公事。

此前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我坦诚了我在农村受欺压的背景，在海南目无法纪，弄虚作假的历史，也告诉了他我是怎么发迹和花天酒地的。我的核心秘密我全都一股脑儿掏给了他，包括怎么样串改年龄，冒充应届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怎么样在军队最为精神污染被清除回原籍的，怎么样被倾心六年的女朋友给抛弃的等等等等。甚至我担心自己湖南师大的文凭在美国不管用，我让北京的哥们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外马路上去弄了个硕士文凭，也寄给了他......

我似乎不太在意他的历史和人生阅历，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现实政治舞台上的光环。只是在他多处宣扬的他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我发现关于我的信息，完全是胡扯，我根本就没有被政府逮捕关押两年。想了解一下他任主席的中国和平组织，总是没有拿出一份像样的资料。我发现中国和平组织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一个成员，更没有听谁说过是他的核心成员。连个组织的章程文件也没有，最终只是翻出了一份32开页的泛黄的打印传单，这个令我有些意外。

基于此，终究我还是没有与唐柏桥一起署名发过一份共同声明，更没有成为他当主席的中国和平组织的核心成员，甚至尽量回避了跟他一起出席公共活动，也不跟他一起见记者和美国政府及NGO组织要员。更没有接受他将中发联给NED的报告通过他去递交的建议。

话说回来，生活起居倒是还惬意。为了让我见识国际大都市花花世界，柏桥还专门带我去了曼哈顿的男人俱乐部。过去，电影上才有的场景，终于见识到了。并且，在柏桥的辅导下，我学会了怎么样给脱衣舞小姐的比基尼上塞小费。

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以为，我跟唐柏桥成不了政治上的合伙人。但我总是想，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是给了我关键帮助的人，我必须保持与他的友谊万古长存。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忠诚度发生了动摇，有些想法就不跟他交流了，有些人的见面，也就不再通过他，甚至都不让他知道了。

在唐柏桥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回国的冲动越来越少，勇气越来越弱。我有了自己必须留下来的打算，并打探到了留下来路径，开始做政治庇护的准备。

我没有按唐柏桥的预期返回中国，唐柏桥做为中发联海外代理人的身份和形象自然开始落空，他明显地感受到了我的失控。

我在阿姆赫斯特找了一间民居，准备拉开与唐柏桥的物理距离。当我正式提出来的时候，唐似乎不是太情愿，但也是感觉落花流水，随我去了。只是我离开后追着他将我存在他手上的美元核算一下，把余款抓紧结算给我时，他总是表现得比平时忙出许多。不过，最终还好，除了按市价计算我居住他家的房租外，电话传真费、网络费、打印消耗等都还在我的预算范围之类。只是王炳章给我的$200美元的支票他说不见了，我有点意外。我很重视这笔钱，是因为我到海外后得到的唯一一笔来自民运的支助，有极强的代表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有一些心照不宣，我还是告诉了唐柏桥，纽约人权律师协会给我提供法律援助，安排了律师楼协助我申请政治庇护已经在程序中，我需要他提供个人证词。其实许多有社会影响的名人包括王军涛、杨建利、陈破空、卢四清、冯东海以及尚在中国的徐文立都承诺了，准备给我作证，但我觉得，最了解我的莫过于我的同学、战友唐柏桥，他来做一个证词是理所当然并天经地义的。

唐柏桥答应了做我的证人，我非常高兴，并将他的联络信息传给了律师。

我的律师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律师楼的合伙人，曾经被被授予“杰出人权律师”奖章。律师有一个中国人助理叫李波，是个双料博士，绝对的学霸，取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取法学博士学位。如此学历，让我顶礼膜拜。

律师楼位于曼哈顿中央火车站旁边一栋富丽堂皇的大楼，每次谈话，取证，他们都会安排车辆接我送我，律师楼的午餐十分丰富，但用餐时，我还是装出一副矜持的模样。每次走进这座大楼，都让我对美国产生莫名的顶礼膜拜。在北京，我去过人民大会堂，去过中南海，都没有过这种崇拜的感觉。

李波为人亲和，但当我试图刺探他的政治倾向时，他似乎不偏不倚，表现的十分职业。也许是他经手的第一个案子，案子的材料做的十分仔细，装订成册两大本，有上千页，是我在电影里经常见到的那种大卷宗。

遗憾的是，我的案子经历了八年抗战，李波没有坚持到底。李波中途离开这家律师楼去了香港。后来据传去了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现在是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司长。打开Google搜索一下，图片上当年青春焕发的年轻人，已早生华发......

政治庇护准备材料，取证的工作最后在唐柏桥这儿很不顺利。律师多次约他，他都非常忙。其他人的证词都做完了，包括香港卢四清的，甚至在北京被政府收监的徐文立，也由其夫人贺大姐发来了证明材料。律师最后决定，约到唐柏桥家里取证。

第一次的约会日期被唐柏桥以事务繁忙提前一天改期了，第二次则是律师当天与他确认时，他表示了歉意。第三次，他没有推却，约好了律师下午2点到他家里见面，并表示不再变动，律师可直接上门。

我已经感受到他的不配合，但没有办法，我的政治见证，只有他能给出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律师按约上门，可是唐柏桥家门紧锁，门铃无人回应。律师拨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律师电话告诉我，他会在唐柏桥家门口等待半个小时。

我四处联系，唐柏桥也是无迹可寻......

傍晚时分，终于由他太太（当时并没有结婚）接了电话并转给唐柏桥。我强压住心中的嗔怒说：柏桥呀，今天律师等了你2个小时呢……

“喔，今天太忙，我把这事给忘了。”唐柏桥连个歉意都没有。

我怒火中烧，但还是轻描淡写道：兄弟，不能这样啊，你承诺了的事，我们得有……

“呃，你有信用吗？你承诺的事呢？你为我做了什么......”还没有等我说完“信用”两字”，对方便劈头盖脸地质问起我来。

我一下头懵了，反问道：我承诺什么啦？

唐柏桥说：“你说的，把中发联交给我的，你忘了？你做了什么了？”嘴里还叭唧吃着什么。

我有点语塞，一时间搜肠刮肚，确实想不起我说过要把中发联交给他的话。按我的常识，这不是我可能和应该说的话。一个政治组织，我怎么会有这个资格和权利说出这种话？

良久我说不出话来，最后，憋出一个响屁来：“唐柏桥，我操你妈！”

我狠狠地把电话摔在了地上，电话那头传来“我操你妈”的回响，唐柏桥毫不示弱。我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唐要操我妈的回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我彻底见识了唐柏桥这个政治白痴，心中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我去了律师楼，告诉律师，唐柏桥这个证人可能要泡汤了。律师倒是比较淡定说：没有关系，你的证人证词早已经足够了……

唐柏桥决裂后，我的特务身份便浮出了水面。一时间，唐柏桥走街串户游说，网络论坛上的匿名帖子成堆，坊间传闻甚嚣尘上。其中，当时对我百般呵护的辛灏年先生在一天下午就被唐柏桥苦口婆心地游说了5个小时以上。由于辛先生总是将信将疑，不置可否，未能及时对我的特务身份给出肯定的答案，他在坊间的身份也被变成了假教授，假学者。为了清白，老辛在情急之下有时候甚至下意识地掏出一个ID来晃一下，那是他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的身份证件，以为可以验明正身。

民运中有两个人专门著述论证过我是特务，一位是号称民运理论家的徐水良先生，一位是民运急先锋卞和祥先生。这两人当时都是唐柏桥的拥趸，唯唐马首是瞻。

我仔细拜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他们掌握了我大量的证据，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其逻辑性之强，推理论证之充分，是一般的博士论文所难以企及的。令我折服、诚服。

最后，唐柏桥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搬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我们耳熟能详的“FB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