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改：我的政治生涯 …… (中国论坛)

作者: 易改, 发表于: 星期四, 十月 11, 2018, 18:15 (2237天前)

我的政治生涯

易改

政治是人类社会一部分人追求现世功利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我对政治的理解得出这个结论时，我知道我就该和政治渐行渐远了。但是，我毕竟到此一游过，总是有一些足迹要留下，便有了文字纪录的冲动，供后来者借鉴......

尽管八九六四时我也兴风作浪过，但我人生中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应该算是与彭明在一起的时光。我曾经写过《彭明的悲剧》一文，对彭明表达了强烈的怨愤，但彭明的政治思维，彭明的行为能力，我认为现在的民运中是无人能及其左右的。

98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引起人们见异思迁。一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其中一个是人权公约；另一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异议组织及其活动表现了一定的开明和宽容，形成人们理解的所谓中国社会“政治小阳春”。一些政治场上的老拳击手们便摩拳擦掌，蠢蠢欲动，纷纷准备上场博弈。

在浙江的王有才要通过注册“中国民主党”的形式来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线。后来，在北京策应的徐文立便直接上场，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头号拳击手。这个组织圈进了一批草根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北京的任皖町，湖北的秦永敏等。

彭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发展联合会，圈进了一批佛教人士，如纪由、文德浩、甘泉等。我的加入使中发联的对外形象强化了彭明宣称的“中产阶级，企业成功人士”的组织色彩。一时间，《自由亚洲》、美国之音、BBC 等政治敏感性国际媒体热闹非凡，每天都有围绕这两个组织的讨论。这一景象，让许多过气人物对中国的希望如沉渣泛起。

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组织也活跃非凡，均以跟国内这两个组织发生联系，并传播这两个组织的信息为己任。李洪宽的《大参考》通过电子邮件每天出口转内销。王炳章、王希哲、付申其在美国成立了中国正义党进行策应。王策也从西班牙专程来到美国，与美国的中国政治菁英谋求中国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并提出再让中共执政 30 年的伟大构想。王炳章亲自潜入国内，带去美金和政治智慧，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后驱逐出境。王策也进去了，但被中国政府挽留在监狱呆了三年，等于用他给共产党的 10年寿命交换他 1 年的狱龄。

中国民主党的人，最后都纷纷入狱。徐文立三进宫被判了 16 年，王有才 6 年，查建国 10年，何德普 13 年等等。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了弥补驱逐王炳章这个海外民运始作俑者这一决策失误，八年后还是逮到一个机会，在王炳章去越南时，中国政府在越南这个共产主义小兄弟的掩护下，还是将王炳章收监到了广东韶关监狱，判了无期。

我与徐文立的认识要追溯到香港的卢四清。我与卢四清的渊源在于八九六四，他当过湖南省高自联的主席，我当过联络部长和宣传部长。卢四清委托我转一份传真，是由海外王希哲发起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宪章》。我带着这份传真找到当时已经是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的弟弟刘念春家，在那里认识了北京老牌的民运人士沙欲光，老沙后来又将我视为“未来之星”引荐给了徐文立。

在北京，我就是这样顺藤摸瓜，摸到了民运的最高层的。

徐文立家的院子是有警察驻守的，我偷鸡摸狗地去拜访徐文立，还应徐文立要求，在他家给徐文立党部成员做经济形势及企业改革讲座。看到他们居住窘迫，连个打字的机器也没有，激动之下，随手就将公司当时花三万人民币购买的一台东芝手提电脑捐给了他。我还记得，请徐文立夫妇在比较奢侈的地方吃饭，然后在徐文立的尾巴的跟踪下依依惜别，最终为了摆脱摩托车的跟踪，我将吉普车开上禁止摩托车行驶的二环高速路，让那些跟踪的人望着我绝尘而去的刺激快感。我也明知他们最终会查到我，但我的整个心智都被一种神圣所驱使，危险对我来说已经变的没有意义。

我在北京与彭明是似曾相识的，因为彭明作为企业界比较活跃的成功人士参加过我主办的企业发展及经济类研讨会，但当时我并不以为他是个政治精英，所以视而不见。我真正认识他是因为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严正学在徐文立家给了我一本彭明的著作《第四座丰碑》。

《第四座丰碑》这本书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大战略！一本国家发展战略，我还从来没有站在这个高度看问题过。彭明在该书中引用的生态理论，创立的大象战略，对我来说都是十分新颖的东西。

彭明把人类社会的各类群体，从国家到社会组织以致个人，置入一个生态体系，各自按自己的特性对应适应自身的生态定位，主张各自像生物链一样有自己的生态位，相辅相成，有冲突也能和谐共处，繁衍共生，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形象立体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中，彭明将中国喻为大象，非常有说服力。他主张国家之间，组织之间、人群之间不能发生生态重叠和越位，否则会造成资源冲突和生物链的断层。在他的生态位理论中，他把美国喻为老虎，尤其主张大象不需要挑战老虎，是谓“大象战略”。好一个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理论！

我对彭明的观点没有更多的置评，重要的是我看到一个人从国家定位的角度来进行环境评价、资源分析、战略安排，这么系统性的东西，从原社科院院长于光远先生那里，我也没有听说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或者其他国策机构做过这样的东西。

揣着《第四座丰碑》回到家，我彻夜未眠，一口气读下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立即打电话给严正学，要求面见此人。

严正学将我带到彭明位于亚运村的办公室，我才发现这个眼睛眯成一条缝，与你说话笑眯眯的人我以前见过。彭明也说认识我，我们就一见如故了。

没什么好说的，填表、入会。我成为中国发展联合会到此时为止缴纳会费最高的一位。我将随身带的 1000 元现金交给了彭明。我发现，这个组织居然有档案管理，有财务规范。

巧的是，我的办公室也在亚运村他的办公室附近。这样，一个阶段内，彭明便成了我办公室的常客。什么打国际长途电话，发国际传真他就往我这儿跑。彭明的这种揩油的行为，实际上是他个人节俭品格的一部分。后来，我发现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的碗都被舔的干干净净，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他都要用餐巾纸包上带回去，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一点政治家的豪气都没有。

在彭明的运作下，我很快成为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成为中发联执行局的五位书记之一。

由于我与彭明都有从商的经历，并都一度跟一个叫曹思源的人有过合作，并最终都以掀翻桌子为结局；由于我比其他几位书记都具备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能力，我很快就成为彭明每天必见，无事不谈的人。其他三位执行局书记，很明显地接受了我比他们对彭明更重要这个事实，并最后形成决议，当彭明遇有不测，不能正常履行第一书记职务时，由我代行其职，彭明并立下了字据。这就是海外著名民运骗子唐柏桥在《易改其人》中提到的，所谓彭明立下的“遗嘱”。

与唐柏桥的渊源也是源于八九六四的学生运动。我成了彭明的人，当时已经在海外的唐柏桥表达了由衷的高兴。但当时民主党的徐文立先生表达了失望，后来严正学告诉我，徐文立已经在中国民主党给我按排了副主席的位置。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命大，徐文立的中国民主党的副主席，哪个不需要在中共的监狱修炼个十年八年的？

彭明是个大嘴巴，无论是组织内部讨论，还是面对媒体，整天都在宣扬自己的三五八计划，即三年发展自己的成员 100 万，五年发展自己的成员 1000 万，八年发展 8000 万，要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并取得中国执政地位。八年要在中国执政成为不少人的预期，也成为海外媒体对中发联最大的嚼头。

彭明在政治上的精明掩盖了他人情世故上的弱智。当我亲眼见到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中发联的办公室将他创办中国发展联合会时带来第一批核心成员的功臣，一位叫纪由的老人粗暴地驱逐出去时，看到周围的人的眼睛中露出的对彭明的鄙视，我就对彭明的为人处世产生了疑虑。

纪由是彭明最早的支持者，并为中发联带进一批佛教徒会员，纪由只不过当众在言论上有些直言不讳，动机是帮助彭明的，但似乎冒犯了彭明的权威。

彭明对人不诚恳，跟周围人的交往极其功利。人们支持他，支助他时，他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到美国后，多少次我看到别人带他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接纳。多少次，友人请他吃饭，给他支票或现金，当他拍屁股走人时，连头也不回。我往往看到友人们站在他身后，盯着他远去的身影，有些张口结舌，我们都若有所失。

彭明对周围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与人的关系无法长久，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算计，这是他很难避免的属命。我们在美国组织联邦党时，彭明为了弄钱，让我当托，谎称出资2000 美元，以动员其他几位核心成员跟进。我没有配合，集资失败时，彭明对我大加指责。我不认为这种坑蒙拐骗，吃窝边草的方式可以持续。在我的意识里，核心成员都不能以诚相待，推心置腹以致同舟共济的话，这政治是没有生命力的。

与彭明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要封他的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政府想出了十分刻薄的办法。中国政府多次尝试让他“经济犯罪”不成后，便设计了一个“嫖妓”的陷阱，他掉进去了。

一天晚上，彭明在中发联宣传部长龚道的带领下，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家夜总会。此时，龚道进入中发联仅仅一个月时间不到，他是以 7000 元人民币和一篇评论中发联的文章为代价，进入中发联高层的。

龚道本名陈功，名片上是一家叫做“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周围的朋友，更不像我和彭明之间有家人的相互往来。我有几次刻意要去龚道的公司，甚至好几次邀请他带家属子女一起出游，但都被他给搪塞了。彭明对他的重视仅在我之后，甚至在彭明出境受阻后，彭明安排了我俩代替出行美国。我还带他面见了曾经参加中发联时局研讨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一秘，取得了去美国的签证。近期，我在朋友圈发现有一篇转发的关于中国时局的文章，“北京安邦咨询公司董事长陈功”赫然在目，就是此人。

我十分不理解的是，当时的时局对中发联已经十分敏感和严峻。彭明被限制出境，中发联办公室被查抄，组织被宣布非法并取缔，包括我在内的 7 个人也被羁押过一整天，而且我们正在布置中发联的转型方案，彭明为什么会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一反往日夜间出行必然约我同行的习惯，在不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随龚道走进了一家取名“乡村俱乐部”的夜总会？而且，他走进了一间小包房。

彭明的作息是比较规律的，几乎没有晚于 12 点不归的情况，而且当天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一个。他妻子以为彭明与我在一起，半夜时分我被彭明妻子电话叫醒找人。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他的司机。司机告诉我，在下午彭明和我分手后，没有叫他出去，而是上了龚道的车，说是出去有事。

我一直联系不到龚道，意识到情况不妙，立马开车出门，叫上彭明的司机，直接驱车赶往通县这家俱乐部。我去过这家俱乐部两次，因为我和彭明、龚道在一个星期前与北京地产界名人王功权在此有过聚会，彭明向他介绍中发联并寻求资金支持。

我有预感他们会来这个俱乐部，只是不明白如果来此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回避我，使我有点费解。当天我们三人几乎整天在一个宾馆碰头，商讨我和龚道美国之行的事情，下午分手时，彭明根本没有任何要出门的迹象。

夜总会不如我们上次来时那么热闹。姓腾的老板有点紧张，他接待了我，向我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转交了彭明遗留的一个小布袋，里面装有彭明的通讯录和记事本。我要求见进了彭明包房的那个小姐，但小姐已经被警察带走，我要求见值班的现场经理，但已经不知去向。

我要弄明白的是，在彭明进屋不到 10 分钟时间里，大批的公安、便衣以及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一下子从什么地方蜂拥而至？简直是神兵天降。腾老板声音有些发抖，反复申明这事跟他没关系。

彭明在这个夜总会出事，很明显是一个预先设计的陷阱。设置这个陷阱的核心人物当然是中发联的宣传部长龚道，夜总会的老板是否有参与我无法判断。即便几天后我到了美国，我还试图让腾老板寻找那位当晚就被释放后失踪的哈尔滨小姐和当晚现场的值班经理。但是，腾老板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

我连夜赶往通县公安局，但未了解到任何信息。第二天大早，得到值班人员的简单答复：彭明嫖妓，行政拘留。

彭明“嫖妓”了，被全方位噤声了 18 个月。他在监狱里要求对他的“嫖妓”事实进行行政复议，其理由是他与女方的性行为不构成“嫖妓”的法定要件，因为嫖妓在法理上认定是一种商业买卖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彭明并未给那个小姐付钱。

我从那个俱乐部了解到的情况是，给小姐的 600 元人民币是龚道付的。我觉得彭明的抗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令我想起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因为莱蕴斯姬与他是口交，口交不等于性交，所以他不承认是性交行为。有些无奈，也很滑稽。

对于异议人士，政治问题刑事处理。中国政府在中发联彭明身上开了先例，这种办法后来是屡试不爽，甚至用到了海外潜入中国境内的民运人士张林、魏泉宝、周勇军等人身上。

第二天，我从公安局返回，召集彭明家属在内的中发联在京重要成员的紧急会议，通报了彭明出事的全部我所了解到的过程。诡异的是，一直联系不上的龚道居然突然出现在会场。他也承认彭明被抓是个陷阱，但绝对否认他在其中的角色，而且表示他有责任去弄清真相。

龚道表示，彭明被抓，中发联骨干成员尤其我是十分危险，强烈要求我马上离开北京出访美国。我表示，中发联群龙无首，我的出访计划延后，等彭明的事情弄清楚再出去。实际上我知道我的处境，这样说只是缓兵之计。

我这一表态似乎激怒了他，他猛然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我警告你，易改，中发联现在在中国不需要你，你最大的任务是按彭明的计划去国际社会寻求支持。

我不示弱，并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龚道，彭明这次被抓，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心里清楚，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龚道冲上来就是一拳，好在离我较远，被其他成员给拦住，否则他那一米八五的个头，非将我打趴下不可。不过，几位成员将他连劝带推弄出了会场。

我们形成决议，其一，向媒体通报彭明被中国政府诬陷，遭拘留的消息；其二，我出访的计划不变；其三，鉴于中发联其他三位执行局书记一人已经退出，二人被公安部门遣回，无法行使任何职责，中发联临时事务由北京的王建军负责。

下午，我立即联系了美国大使馆政治一秘，并约于晚上在使馆附近一家酒吧见面。我通报了彭明被抓的全过程，并告诉他我随时可能被抓，我已经买好第二天的机票，明天将离境。这位美使馆官员没有表达更多的意见，只是告诉我，如果形势明朗没有危险就赶快回中国。

当晚，我找到一位曾经在机场工作过的朋友询问机场安检的情况，以备不测。这位朋友爽快地答应我，将我主要携带的彭明的《第四座丰碑》和中发联《参照》杂志的行李交给一个搞安检的哥们带进去。

第二天早晨 4 点，出生四年来几乎一直与我形影不离的女儿还在酣睡中，我亲了亲她无邪的脸颊，饱含泪水离开了我北京的家。妻子和我一直矛盾很深，对我的行为一直无法理解，但我要走了，也只能依依惜别。

我开着那辆一直在北京伴随我的切诺基接上那个机场工作过的朋友，直奔首都国际机场。在机场，这个朋友给了我两万元人民币，我将那辆切诺基交给了他，就算是两抵了。

过关很顺利，安检的朋友将行李交给了我，我便迫不及待，第一个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据说，上了美国的飞机就等于到了美国的领地，这时，我才开始一一通知中发联的其他核心成员和美国的唐柏桥。

中发联当时的海外联系，比较直接的是三个人。其中唐柏桥是因与我有同校同学及六四高自联渊源，我们经常在邮件中交流一些双边的信息。后来我到海外后听说，他在周围传言，我是他安插在中发联的骨干人员。杨建利是以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席的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系，他并通过第三方渠道转汇了 1000 美金给我，以示对中发联的支持，这是我们收到的海外唯一一笔所谓的经费。另外一位是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编外学生冯东海。

冯东海是需要我多着墨几句的人。中发联在中国很活跃时，冯东海几乎每天都与我们有电话或者邮件联系。鉴于他的积极状态，彭明任命他为中发联驻美国代表，并让他参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申请。

中发联第一次派遣一位女成员到美国，便由冯东海接待。这位女成员是中共军中一位军级干部的子女，曾经给中发联上万人民币的赞助。但她的美国之行，既没有完成中发联在NED 的项目申请，也没有和国际社会更多的组织发生实质性的联系。匪夷所思的事，她到美后不到一个星期，居然给北京中发联的办公室发回一份传真，声明要退出中发联。当我们与她联系时，她一概不予理睬，这是件十分蹊跷的事。后来我到美国试图找到她了解个中秘密，她接过我一次电话，表示了对中发联主要领导人人品的质疑，以及对海外民运人士的反感。我希望就她这种转变做更多交流，但被她拒绝，更拒绝见面。

在我到达美国后，尽管唐柏桥直接关照了我，但冯东海并没有与我疏远。中发联的项目，我个人的政治庇护的申请他都是最主动积极。帮我申请庇护的律师取证，只有他是亲自去那个律师楼完成的，可是他那次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糟糕。我认为在非正式场合，不修边幅乃无伤大雅，但他到如此富丽堂皇的律师楼（全美前 5 大律师楼之一，最大反垄断案At & T 的分割重组即是这家律师楼完成的），居然直挎着一只女式的黑色尼龙坤包，穿着一件浑身结满油腻的夹克登堂入室。我明显看到律师见到他时很是皱了皱眉头，鼻子的吸气方式明显是在回避那斑驳陆离的夹克发出的油腥味。更可笑的是，他这身夹克，只剩下中部的第三粒扣子，他居然给扣上了。

与冯东海有关的有几件事使我看到了海外民运生态的复杂性。其一是在我到海外后直接与NED 发生了联系，并得到 NED 主管人员对中发联项目的批准意向后不久，冯东海告诉我一条十分蹊跷的消息，说 NED 收到一份署名王军涛的传真，正在向王军涛求证。这份传真上说，中发联是一个小商人组织，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动员力，而且已经被中国政府解散，已经没有活动余地，NED 不应该给这样的组织以支助。

另一件事是，我与唐伯桥已经貌合神离后不久，冯东海在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让我登录海外一个民运人士比较活跃的论坛《北美自由论坛》上去看一篇攻击唐柏桥的帖子，这个帖子署名本人尊姓大名。

我发现这个帖子的确属于捕风捉影的攻击帖子，便署名跟了一帖。跟贴说明三点：其一，该帖并非本人所为；其二，该帖所述内容本人一概不知；其三，我与唐伯桥已无任何关系。此帖算是我公开说明了自己跟唐柏桥决裂的关系，这种决裂是唐极不情愿对外公开的事实。

此后一段时间，该论坛上攻击唐和本人的帖子便铺天盖地而来，基本上都是匿名。其中《攻击为中国民主事业呕心沥血的唐柏桥的始作俑者—小人易改的真面目》即是当时攻击本人的代表性作品。这篇文章很明显为唐柏桥所为，文中除了只有他才能了解的关于我的似是而非的内容外，我熟悉那个阶段他电脑上使用南极星中文输入法设置打字，中文拼写造成的字间距总是多出半个字节，这种格式也使他暴露无遗。

冯东海是我见过的这么小年纪就弓腰驼背如此厉害的人，走起路来俨然一个刘罗锅。他特别喜欢参加民运的活动和民运人士的 Party，定期给民运中的著名人士打电话。他电话中的声音显得老成持重，跟他的个人外在形象有巨大的反差。他跟这些人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传播小道消息，评价其他民运人士，当然也会交流他对时事的一些看法。冯东海是海外民运中被指认是中共特务嫌疑最多的人，但我不以为然。其一是我觉得民运没有什么秘密，中国政府犯不着派遣特务；其二是我觉得冯东海这个人的形象太猥琐，与我对特务的精干老练映像差距很大。

最终使我对冯东海真正产生了疑虑的是有一次在冯东海位于哥大的宿舍，当时他正在与我原来的合作伙伴，已经移民洛杉矶的刘洪在电话上神侃。我觉得有些无聊，位于角落书架上的一本相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随手取出来翻开看了看，是冯东海的一些生活留影。当我翻回第一页时，我有点好奇一张已经褪色的他儿时的照片背后还夹着另一张照片。我将这张照片从下面抽了出来，发现是一张 8 人左右在一起聚餐的合影，饭桌上的所有人都是年轻的着装军人，其中包括了冯东海。我觉得比较惊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冯东海有过当兵的经历。当我正要拿着这张照片询问冯东海时，他立即挂断了与刘洪兴头正酣的电话，十分惊恐地从我手上一把将照片和相册抢了过去。并说，没什么好看的。

我问：你怎么会有当兵的照片？他敷衍道：好玩而已……他脸涨得通红，变得十分尴尬。

实际上，我的疑虑不在这张看起来是军人学生合影上，我的疑虑在于为什么我看到这张照片后冯东海会变的如此惊恐。他说过他是清华的学生，但据了解，他的清华学历并不完整。我开始疑惑，难道他是传说中的专门培养执行特殊任务人才的南京某军事学院的学生，后转往清华，留学出国，肩负有特殊使命？

我到美国 3 年后，冯东海考取芝加哥商学院，就读 MBA，然后在海外民运中销声匿迹。据传，他现在是广西国安局某处局级工作人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