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百年陷落——鸦片战争１７０年祭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中国崛起”，这是国际共识。近代史上，这个五千年文明国在失落了１７０年后，再度兴起，并再度成为与西方矛盾与摩擦的焦点。本文仅从中西不同的原生文化角度，反思过去的历史，探讨今日中西的冲突
世界观：两种不同的原生文化
中国学者们往往把中西冲突的近代史，往溯到一八四零年代的“鸦片战争”，而中国屈辱的历史根源，只是晚清朝廷“腐败无能”。事实上，两个完全不同原生文化的真正冲突、争端，早在此前的二百年前已经开始。
公元一六三七年，即明朝崇祯十年，英国官方第一次来华，两个不同“文明世界”的巨人首次见面，双方无法想象对方的背景，在毫不了解之下，彼此都想象对方为微不足道的“野蛮人”，从不知所云，而不甚客气，最后一事无成。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数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除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骚扰，这个中央帝国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真正挑战。因此在它的世界观中，自己才是世界中心，四周只有一些“夷狄藩属”，按照传统理应向天朝“朝贡称臣”。
因此，中国传统上也没有“外交使节”只有“贡使”、及加封的“藩臣”和“外夷”等侮辱性称谓。在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中，只有先后“朝代”之别，没有平等“国家”之分，中国皇帝是受上帝认可的“真命天子”，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其传统“外交文化”中，与外邦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皇天恩赐，是天朝大国的宽厚仁慈，泱泱气度，所以她自始至终不曾设置“外交部”，也没有与外国平等交往这一概念。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 马格而尼为首的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拜天朝的“使臣”，必须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
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礼节的争执，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
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团来访一些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海军力量，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化历程，创造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想尽千方百计想要打开中国大门。
他们勾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方法，大有斩获。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总和。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制化的“通商制度”。
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有的辉煌”之上，按照自己古老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英国的那套完备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发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京交涉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不承认他们的平等的官方地位。这对西方来说，显然是一种“外交歧视”政策。而中国的这些规矩，有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与外国一再交恶。
往前再数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时期的乾隆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原则上，把对外通商视为十二大类“规矩”。今天看来，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但更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一无所知，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
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策本来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常理。但问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盲目自大，和歧视性憎恶，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现实理由，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当然遭到当时已经发达的西方，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必然的冲突，在所难免。
男女平等：近代思想与传统观念
中国农业生产依靠父兄强力劳作而形成的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自古有之。三千年前的孔圣人都认为“最难养，唯女人和小人也”。到了清代，这类陈腐文化则达到一种封建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
严禁外国妇女来华的禁令，颁布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其后世代相传，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变本加厉。据《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在《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中明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也”
据史学家王之春在他的“夷事”中记载：“是秋一大班挚一洋妇来粤城，时东裕洋行司事谢志安为置肩舆出入日久之然自大，翻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闻立拿究。治安死狱中，大班辄架大炮洋馆外，以自卫，大吏恐激变，乃遣通事谕令撤兵炮，令洋妇回国，于是洋行具凛，托以大班患病，妇乳为引，请挨稍愈遣之”，为了使外国妇女居华，洋人只有把自己的太太说成“乳妈”必须每天给他喂乳治病，才得以暂缓。
这样的例子还可列举很多，如一八三一年，因有三个“夷妇”到澳门参观英国商馆，大清朝廷即以立即停止贸易相威胁，限令她们这些“不吉利东西”即刻退出中国，当时竟有封建愚儒甚至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跟“人”不一样，是半畜半人......
当时英国承袭欧洲文化的男女平等传统，盛行所谓Gentleman(绅士风度)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志就是对女士的尊重和礼貌。按照英国绅士文化：与女士并行男人要拿行李；进出屋室要男人开门、关门，让女士先出、先入；大家就座女士优先，男士让座；对女士温柔体贴，不能打骂；向女子求婚要下跪、吻手；两个男人为女人争风吃醋，而不惜决斗相惨，败者死伤，胜者得到爱人。所以当英国人面对清朝这样古怪的禁令，他们的感受可想而知。这种“女性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后来“林维喜命案”暴露的大清国内私法与国际公法之间，“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别，而导致国际冲突。
商欠制度：自由经济与官商道德
工商贸易中商户之间的相互赊欠现象，在清朝时被称为“商欠”，这种纯粹商业活动在古今贸易中都十分普遍。但在大清朝廷处理与外商的这种关系时，却变成一种“事关国体”政治问题，并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所有事物“道德说教化、伦理纲常化”，来取代法制处理商业问题，“商欠”就变为了风化问题。
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英属东印度公司司事洪任辉自宁波赴天津，向清朝廷控告所谓“商关陋弊”，内容之一就是广东商人“资元行”的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的“货本银五万元”。乾隆皇帝亲自朱笔批阅：“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并当即命福州巡抚赴粤严肃查办。于是问题严重了，他到粤后发现商欠问题何止一家，还有商户汪圣仪拖欠英商本银10380两。查办的结果竟是黎光华的家产被查抄，按股均还；汪圣仪按“接交外国例”治罪，而另一位名叫刘亚匾的商行，还因“欲借外国资本谋私利，甘为作词唆诉”，有违伦常，而被处死。
据《鸦片战争》第一卷记载：当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明文规定：“禁借外夷资本”。而后并再度奏请皇帝：“嗣后内地居民，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尚敢故违，将领借之人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罪，所借之银追查入官”。此后朝廷还“按例”处置过裕源行、泰和行借贷港商高利贷380万之事件。
为了杜绝屡禁不止的商欠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竟搞了一个“公行制度”：对进出口货物每银一两抽“行用”税三分，作为“公行基金”专作对外商赔偿，为了显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到了最后，这种陋规烂习竟达到“国家赔偿”的荒唐地步，即当行商无法赏还商欠时，朝廷竟让地方官和粤海关垫付，把纯粹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经济行动，变成政府与个人的纠纷。另外，朝廷还专门主持过几次大的“清欠”运动，但结果清了欠，欠了清，每次最终受害人都是中国商行，人为地破坏中国弱小的民族产业，让外国坐收渔利，在不知不觉间，已愚蠢地做著“丧权辱国”的事。
可悲的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还在今天的大陆泛滥成灾。
聋子对话：文化上的理解误区
一八三一年，英国政府在“自由商业”精神的冲击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长达两百年的对华贸易垄断。商业贸易变成充满活力的私人活动，体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商业竞争精神，这无疑是一社会进步的表现。原来中英间的半官商关系解体，使习惯于官商行为的清朝官吏不知所措。一八三零年，两广总督李洪宾得悉东印度公司即将解散的消息，托英商代信回去，要求英国派“官人”负责处理中英贸易，于是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律劳卑为首的“驻华商务代表”，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和平、平等的贸易关系”。
据《清代通史》记载：“临行前女王手敕诰诫，以亲睦中国为言，谓凡英人与华人及其他外人有争议时，当妥为调处，务使两者和平解决。若与中国官员有争议，宜持温和态度，万勿大言恐吓，或随有军事行动。至于服从中国法律与习惯，尤为切要”。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也以特别训令，告诫律劳卑二事：
一、一般情况下行事以中国法律为准绳，外交法权不得随便行使；二、尊重中国规定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之法规。
可怜的是，如此中英修好的机会，却因两个完全不同文化及理解误区，变成一场引发中英最终以战争摊牌的悲剧。英国认为：应中国官员要求而派遣的“官人”律劳卑，理应成为中国承认的英国正式外交代表，所以临行前外交大臣还叮嘱律氏：“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中国总督”。
然而中国官吏按照祖例章法竟然认为：律氏来华就象从前高丽、越南、缅甸、西藏进贡使臣一样，是来朝见天朝大国，即使后来知道律氏的商务代表身份，也把他当成与从前无别的商欠“讨债官”。所以等律劳卑按国际外交方式向两广总督卢坤递交正式国书时，卢坤对他嗤之以鼻。
卢坤在向大清皇帝奏报中说：不知律氏“有无官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正是在这样严重不平等的关系下，不同的文化误解，使双方的接触，驴唇不对马嘴。两个巨人的对话，成了一对都坚信对方是“野蛮人”的聋子。这样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外交代表官邸遭到查对，律氏被清朝官吏一度扣为人质，后逐出国外，以至连气带病，疫死在澳门。
零和游戏：除了战争别无选择
清廷对律氏的“胜利”，使大清更兹生了天朝大国的傲慢，道光皇帝和卢坤总督愈发坚信：在中国与夷人发生冲突时，只要将洋人的商馆封锁，将夷族外交使臣扣作人质，这些夷族就会服首听耳，少惹麻烦。中国与外界互不相干，让世界上唯一的中央大国，关起门来继续安享太平盛世。
一八三九年以后，在中国与外国发生的历次商业纠纷和外交冲突中，清廷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对付洋人行之有效的“惯例”，她从来不曾想过，这种以“无知私法”处置国际外交，会带来什么后果，似乎也不记得，中国古训中也有遵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公约。
据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史》记载：英国政府和在华商人从律劳卑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国政府和其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甘受其辱及对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逆来顺受，这样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到损害，而且会引起对我们威信的怀疑”。表面上看，中英战争的引爆点是林则徐的禁烟，但长期以来，中英之间由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却奠定了必然战争的坚实基础。
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一八四零年四月，英国议会朝野各派辩论对华战争时，执政的辉格派内阁成员托马斯在回答反对派的质询时说：那些被困在中国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接受失败、曲服和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强迫过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惊人的赔偿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的护国将军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帝国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从来没有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被敌人围困，被汪洋大海和陆地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托马斯的话精确地体现这个正在上升时期的西洋帝国，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负的霸权心理。
汉学家佩雷斯特在他的新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中，深刻地解剖道：“面对这个对外无知、不思改进而又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越来越不耐烦了，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达到过的完美是一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正在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同一思想领域，他们越往来，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相互伤害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冲突撞击，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世界第一”。
这样，中英之间实际上是玩一种“零和游戏”，除了战争，其他选择被一一排除了。
鸦片战争：商业精神与帝国主义
一八三八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达到大清不能忍受的地步，使大清军队瓦解，财源枯竭，国民堕落。道光皇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迫令英国商人交出鸦片二万多箱，在虎门销毁。并按照惯例，把英商和英国商务代表扣为人质。
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从全世界各角度来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都是一场伟大的正义之举，是一场捍卫民族独立、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为。但是，此时中英这两个不同世界日积月累的矛盾与冲突，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个适时诱因，使那场必然的战争终于爆发。
今天，中国学者提起鸦片战争，第一个解释就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但西方学者至今仍称之为“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对于英国纵容其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当时一位英国商人在英文《澳门日报》上辨护道：这种商业行为“不见得就是做了邪恶的事，因为我们若不拿这些盈利，其他后脸皮的人就拿去了”。他认为英国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是担心否则它“将会落入亡命之徒，海盗和掠夺者手中，而不是一个资本家团体”，他认为如果中国不禁止的话，“鸦片只是一种豪华的用于款待客人的合理社交用品”。不管这种解释多么荒谬，但它的“商业目的”是显而易见。
即使在英军打到北京，逼大清皇帝谈判时，提出的目的也是“要回被林则徐扣查的鸦片钱”。
在英国最后战胜大清，字斟词酌地书写《南京条约》时，做为战胜方的目标竟然是慎重地向战败方要求“贸易平等”。对于这一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徐继畲在他的《瀛环志略》和对友人的信中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欲，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售卖其货物为其宗”。
然而中国对外界闭关锁国，不知不识，无能腐朽，落人之后的现实，被西方列强盗用，而弱肉强食，其性质就不能单纯地归为“资本主义精神”了，这里更多的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精神”。对此，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一针见学地写到：“夷人不行教而行贾，假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随行岛夷”。
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海上霸权常常给那些掌握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欺凌别人。英国为达商业盈利而不择手段，把非法、肮脏的鸦片生意以持强凌弱的形式强输入中国，并以强凌弱，得寸进尺，侵袭掠夺，正是这种帝国主义精神和野蛮霸权的典型体现。
中国崛起：又一次冲突的开始？
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零年中英战争爆发后，英军打不过林则徐，就沿海岸线北上，又在厦门失败后，便拣中国最软弱的地方进军，攻陷浙江定海、天津太古口。软弱无能的清廷竟“查办”了自己的国家栋梁林则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此后英国又两次伺机强掠了九龙、新界作为“扩展租界”。
就象英人看到葡萄牙割据澳门，才萌生攀比心理强掠香港一样，香港的割让在国际间形成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此后引发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从此堕入一个历时一百七十余年的战争暴乱、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的深渊，至今仍挣扎在文化误区和觉醒的边缘。
一九七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承认，当年就“取消香港殖民地地位案”在联大备案。一九八零年代邓小平以强硬的姿态，与英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此时已是事过境迁，英国正变成一个“日落帝国”，邓小平以强硬的“武力威慑”，要求无条件收回香港。一九八二年双方达成协议，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国归还中国的香港。
１７０年前，英国人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商业和竞争精神，使这个西欧岛国压过先前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和富有冒险精神、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及最早盘踞中国澳门的葡萄牙，把它触角向全世界蔓延，并与迅速跟进的西欧各国一起，打破了人类的社会数千年缓慢进化史，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
然而那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几千年历史创造的辉煌的农业文明中，一成不变，没有危机意识，不思改革。法国著名汉学家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感叹到：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造纸术、指南针和舵的国家，同那个刚刚发明了蒸汽机，并开始训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优势溶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信息和技术必将使双方的进步，相互补充源源不断，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然而，历史无法回返，希望只能寄予未来。
今天中国崛起，不仅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民族自信心也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象征，预示著这个古老民族的全面复苏。同时，她与西方及整个世界之间的文化冲突，利益竞争等重新定位问题，又一次突现出来。
在中国强调“亚洲价值”与西方不同而抱残守缺、韬光养晦时，在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惊恐声中，中国能否在接下来的一世纪与全世界完美接轨，还需拭目以待，但跟一百七十年前一模一样，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内涵，其内在本质的差异和彼此理解的误区，依然存在，是否无可避免地酝酿下一次的文明冲突？这次，谁将赢得下一个世纪之争？记住历史就能赢得未来！
本文节选自岩华著《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五章，曾发表在1997.3期《当代中国研究》。网址：http://www.chinasforum.com/
相关文章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