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诸民族研究始末 朱学源 (中国论坛)

作者: 朱源, 发表于: 星期五, 一月 02, 2015, 12:43 (3616天前) @ 朱源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一篇 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
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
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他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
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
责任。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着手了北方民族的语言信息的解析，
以及他们与东西方民族血缘关联的研究，即：寻找他们的“源”，和
辨析他们的“流”。

人类之初是从事游牧和渔猎活动的，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原
出走的游牧和渔猎部落。它们在草原地带获得了巨大的迁徙能力；而
所谓“西戎”或是直接出自中原，或是由“东夷”、“北狄”转徙而成。
东夷、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的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
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原因。

然而，北方诸族的许多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它人种名下去了。纪元
前出现在东欧和近东的 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人，都被《大
英百科全书》说成是伊朗人种的游牧部落；那些出自河西走廊的月氏
和乌孙民族也被指认为印欧人种。我则以语言线索为这些人类集团寻
到了源头：它们也是史前期出自中原的戎狄民族。

所谓“民族”，实有“血族”和“语族”之分。远古时部落隔绝、人
口稀少和近亲遗传，使人类的体征和语言发生分离。上古语言往往是
在血缘集团内发育完备的，那时血族和语族是一致的。到人类生产和
迁徙能力增强时，血缘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交叉，远缘繁殖又使人类体
质和智力发生飞跃。而在“强势部落”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一
些大规模的民族，实为语族开始形成，血族的概念则渐渐淡漠。例如
汉族就是一个语族，其血缘则早已无法辨析。概言之，人类之初是处
于离析的状态，而近世则处在融合的趋势中。

今天基因科学如此进步，人类生理、病理和遗传等艰深问题的解决，
都指日可待；而人类对自身由来的认识，却遥遥无期。近一万年人类
的活动只是它的历史的最后几页，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则是千头万绪。
从生命科学的成果来看，不同人类种属间的基因区别极其微小，而且
这种微弱差异又被人类融合的过程稀释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因此，那
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必然包含了解决上述课题的语言线索；
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展面前，仍然保有不可与缺的一席之
地。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北方诸族研究，是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展开
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
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成果，但总体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
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国人洪钧、屠寄、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我自幼对这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脑子里也只是一片混沌，而
且从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我引上了这
项研究的不归之路。一九九六年夏天，为识得一个蒙古字之读音，打
电话给蒙古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求教，商务参赞纳兰胡（意为“太阳之
子”）先生竟与我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纳兰胡之父是驻节原苏联的外
交官，因此他长在俄罗斯，受业于莫斯科大学，英俄两语俱佳；其岳
父又是鲜卑史专家，耳濡目染，对于史学亦颇有见解。他告诉我匈牙
利语与蒙古语很接近，还说匈牙利国内年轻的一代，正在与传统势力
斗争，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

纳兰胡寄来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 Hungry of
Their Roots 的文章，说的是匈牙利的寻根热潮。Hungary（匈牙利）
与 Hungry（饥渴）仅一字之差，该标题实际是英文文字游戏。这篇
〈饥渴〉文章说：

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苏联学者支持匈牙利和芬兰民族是源自于
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地区，因为这个假设或多或少有利于将匈牙
利套在苏联的轨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假设，
匈牙利人正在朝更远的东方去寻找他们的文化之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公道地说，前苏联学者的纯学术态度是高
尚的。匈牙利和芬兰民族发源于乌拉尔山的理论，是源于西欧学者的
早期研究，后来才为芬兰学者认同，目前则为一些匈牙利和西方学者
坚持。对于这个学术观点，前苏联学者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匈裔犹太人学者 Denis Sinor很早移居西方，
但他是上述观点的“权威”支持者之一。布达佩斯罗兰大学 Gy. Kara
教授，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也都在鼓吹这种理论。如果说这都是为
前苏联的政治服务，显然是荒谬的。客观一点说，《邮报》是用“戴
红帽子”方法，为匈牙利的一代新人，发他们对行将逝去的一代学术
专制的怨忿。

〈饥渴〉一文描绘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学习的“中亚学”的热潮，
和罗兰大学里的藏语和蒙语课堂爆满的情景。这篇报导表现美国大报
记者善于速成的聪明才智，它不失精确地介绍了 Magyar（读“马扎
尔”，即匈牙利）人从东方闯进喀尔巴阡盆地的那段已知历史，以及
关于 Magyar 人未知祖源的种种说法。它说：

一九八六年，中国政府允许匈牙利学者回到乌鲁木齐以东三十英
里处的墓地从事进行研究。……匈牙利学者在那里发掘了一千二
百座墓葬，他们这些发现出土的文物与九至十世纪间的匈牙利墓
葬物相似，墓中陪葬武器的排列，掩埋的方式，以及文字书写的
形式均相一致。著名的匈牙利民族学者基思利说：”这些地方竟埋
藏了人们从未领略过的秘密。”

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按：实际是在甘肃省），基思利和其它学者
们碰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在中国被称为“裕固”的民族，它与
新疆地区也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发现，这
个人数仅九千人的的裕固族的七十三首民歌，都是五音阶的；那
些被世界著名作曲家巴托克普及了的匈牙利民歌也都是用五音阶
作成的。（按：这个结果是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首先发现的）

基思利说：“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个会唱这些民歌的妇女，她唱得就
象和我们匈牙利人一模一样”。基思利还说，裕固族在若干个世纪
以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依然保存了萨满教的巫医治病的传统。
他们所用的念咒语的方式，在十一世纪以前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匈
牙利也很普遍。基思利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到了自己的根，
但是我们必须回来反复的确证它”。基思利说，他认为古匈牙利人
不迟于五世纪才离开新疆地区，以后则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了几
个世纪，中途又融入了古芬兰人，演变了他们原先的语言，最后
才到达他们今天欧洲的家。

文章还说：

一个名叫尤迪特·色楞格的专修蒙古语的女生，几年前去蒙古，
她感到两种人民间有无形的联系。她在乌蓝巴托结识了她后来的
丈夫，他们一起回到布达佩斯，都在该大学里做研究。她说：“我
知道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我们有许多与亚洲人共同的东西，特
别是与蒙古人。”

Magyar 人的先祖肯定是从东方迁移来的民族集团。如果他们还是一
副亚洲人的样子，问题可能会变得索然无味。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那种
“西方人”的外形，和“东方人”的内涵，及曾经游牧于欧亚草原的
无可奉告的历史，使得假设可以更为大胆，而求证则必须甚为小心。
然而，除去科学性以外，还往往牵涉人们的感情；蓝色的多瑙河畔的
人们，是否会苦思：难道我们会是来自苦旱的蒙古高原的吗？难道我
们的祖先是那些高颧塌鼻的蒙古人吗？

〈饥渴〉说基思利教授认为裕固族可能与他们同根；色楞格女士却更
认同蒙古人。裕固族是回纥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840年后才从蒙古
高原中部迁徙到甘肃地区的；而今天的蒙古民族是在十三世纪以成吉
思汗的蒙古部为核心融合成的。匈牙利人在九世纪末进入中欧前，还
曾在草原上游荡了几百年。如果回纥是其祖，他们应出自蒙古高原；
如果蒙古是其宗，他们则应来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方。

经此番启迪，我兴致大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比较完了半本《英
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完全相同的对应
辞汇，当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与蒙古民族同源，并准备要写一
篇论文了。然而又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思路和结论。

一九九六年感恩节，我去洛杉玑省亲，在一家中国书店掘得一部《金
史》。该书最后一篇〈国语解〉罗列了七十七个女真辞汇，经过几个
星期的揣摸，竟发现女真语比蒙古语还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
到匈牙利族名 Magyar（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
“靺羯”），他们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
语言证据，一九九七年夏，终于作就了平生第一篇史学论文〈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文章写成后，先寄给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德刚先生文章闻名天下，年
过八旬而又谐趣风生。据唐夫人说，他接到文章一口气就读完了。唐
先生在电话里，用极重的合肥话与我长谈，他说：“你的文章是一篇
绝好博士论文”，他说自己也曾有过 Magyar即“靺鞨”的想法，可
惜没有深入下去。

受此鼓励，把文章寄给中国国内杂志，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难。非议如
“不合体例”，或“未曾听说”，或“某字拼法有误”，或“匈牙利会
有什么反映”，或“洋人有如何看法”云云；怕见笑于世界，受讥于
学界。总之，无自信乃我民族之劣质也。所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中亚问题专家余太山教授，不仅予我许多鼓励，还竭力四方推
荐。他的热情和真挚，令人感佩。

老朋友赵忠贤教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得悉我的文章得不
到发表，颇为叹惜地说到他的一位研究生发现了一个经验公式，只需
有几个数据，便可确定某种物质是否可能有高温超导性，在有所舍取
后再行实验，既省钱又省事。该生投稿《中国科学》，竟因“理论不
完善”被拒。他转投美国《应用物理》，却立即被录用。现在这个公
式已被各国同行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之学术还在“但求无过”
的困境中徘徊。

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主编的《世界民族》杂志，于一九九八年
第二期刊登了这篇长文。后来《文史》、《欧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
《满语研究》刊出了若干后续文章。一九九九年，韩国、芬兰、土耳
其学者主编的《国际中亚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全文发表了它的英文稿。二○○一年在布达佩斯讲演引起了
匈牙利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年底该国 TURAN 杂志又将它译成匈牙
利语全文刊出。显然，任何学术成果的认识和传播，都是要消磨时间
和耐心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主任柴剑虹教授，
很早就与我约稿成书。但线索一旦展开，潮思如涌，很不容易收敛；
有的文章杀青了，又言犹未尽。拖了很久才决心打住，给自己留了一
条出路。二○○二年五月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以《世界汉学
论丛》之一部面世了。

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的“胡适之讨论会”，
结识了主讲人周策纵教授。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们
同车往访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的德刚先生，开门时他竟问周先生：
“你找哪一位？”这钩起我心中一番酸楚。毕竟一代文豪睿智犹存，
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连珠了，谈的都是名人昔事，唐夫人吴昭文
女士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回来的路上我把书稿给了周先生，他一路
就读了起来。我说准备出一本“繁体本”，希望他能写一篇序言，他
说“文债”太多，不知有无时间，回去再细读一遍。可这一“细读”，
就耗去了周先生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不仅把书中的错字别字，文句缺
失，注释编理的问题一一找了出来，还“刁难”了我许多问题。

是年十月间，八六高龄而虚怀若谷的周策纵先生，才一丝不苟地将〈原
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了。文中将突厥民族“以箭汇族”
的部落结构，和满洲以“牛录”（满语之“箭”）为元胞的“八旗”组
织，与甲骨文的“族”字是“旗下集矢”的现象融会贯通，指出北方
诸族的确是从中原出走的。学术大师的这种集文字学、历史学、民族
学的高瞻远瞩，自是我辈灵感与学力之所不及的了。二○○三年，北
京《读书》杂志和台北台湾《历史月刊》分别刊登了他的这篇文章。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在于目标之差异。几千年来，中国
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
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
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
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
有登堂之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只有求证的本份。

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看出端
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
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后期的守拙。近百年来，在西方
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
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
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自己作出
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
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西方科学方法入传以后，这一问题仍未理顺。
瑞典学者高本汉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
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
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通
过语音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竟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
的状态。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
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
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
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
各个真实过程。

这次，台湾《历史月刊》社长东年先生，又命我写几篇文章，准备出
一期关于中国北方民族研究的专辑。我首先以这篇〈中国北方诸族研
究始末〉来介绍本人学术研究之乐趣，并表达对前辈周策纵先生、唐
德刚先生和台湾《历史月刊》编辑部的敬仰和谢意。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三年六月号
二○○六年三月三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