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又搞政治挂帅摧毁学术 极左意识形态都成马屁精 (中国论坛)

作者: 麦垛, 发表于: 星期一, 七月 14, 2014, 08:19 (3789天前) @ 王雅

政治挂帅误导学术研究 意识形态与实践脱节

7月初，中国社科院2014年第一批基金项目名单对外公示，众多知名高校和相关单位纷纷收获指标。与去年相比，今年第一批项目数量高出一半，其课题研究经费亦明显见涨。由此可见执政者对自身理论研究和社会参与的重视程度。不过就其课题内容来看，多所重要高校和中科院将自己的课题定为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研究，与其说是从事的科学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表现政治正确的拿钱邀功行为，虽然在现实政治中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对于政治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实无裨益。

事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改革转型阶段的中国，本来就有大量现实问题有待解决。但长年来的“政治挂帅”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工作自成体系，与迅速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执政者需要给理论工作者更多的创作空间，使其能够拥有多一些自由去调查、讨论、研究和探索。只有百家争鸣，理论才能反映实际，才能有探索和创新，也才能发挥对中国建设和崛起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学术研究怎能“政治挂帅”？

国家社科基金成立于1991年，依托国家财政支持一批比较重大的理论研究项目，主要面向各大高校和官方指定研究机构。该基金资助课题从每年不足500项增加到2010年的2,285项，基金总量也从设立之初的500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6亿元，而且每一项目金额也不断上涨。例如，2013年重点项目资助额度为25至30万元，而2014年额度达到了40万元。其规模呈显著扩大之势，在中国政治中的份量亦逐年加重。

有评论指，这样一种由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理论研究模式，显然十分契合中国的政治架构。而社会参与面的扩大，也将有助于感知社会舆论生态，汇集社会管理智慧。当然，也凸显出执政者对于自身理论研究工作的日益重视，急需新鲜血液的输入。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立场明确是该项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官方亦认为，其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特点在2014年得以再次显现。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均是以习近平讲话为研究对象，如人大的课题名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思想精髓研究》、中科院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统重要论述研究》可知一二。

而这种耗资数十万的讲话精髓研究，对于时政究竟有多少用处？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常见的行为，政治立场和观点均无可挑剔，而且能够为中共领袖人物增添光彩，利于内部凝聚。不过，习近平早已表明自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态度，而这种徒有其表的行为显然与习近平对执政做官的要求南辕北辙。而在外界批评人士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拍马屁”和邀功讨赏行为。

与此相对应的是，该基金对一些关乎时局意义极为重大的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甚至还不如这样的一部拍马屁作品。据消息人士透露，当下有一个对南海九段线的研究课题，经费只有20万元，仅占到社科基金划分的重点项目的一半。众所周知，九段线问题在中国南海局势和外交中的作用极其关键，而这项研究因为需要搜集很多其他国家资料存在较大困难，如此少的经费投入难免使其运作捉襟见肘，导致应用价值的大幅缩水。

事实上，国家社科基金不仅设有马克思和党建方面的选题，还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民族问题、新闻学、人口学、军事学等等25个学科。而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在这些方面几乎都有着较为严重的问题。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去调查、去认识、去讨论，并向执政者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对于其中一些项目课题，如果有意沉下心去搞研究，20万或40万或许都有所不足。例如，当下极为紧张的少数民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军事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问题等，都是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需要广泛收集各方面智慧，“密室政治”的能力毕竟有限。而社科基金也应当根据议题难度对资金进行适当分配，而不应囿于计划经济时代一刀切式的规定。

意识形态与实践脱节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而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能够指导实践。也就是说，立足于现实的理论研究也是可以先于现状，为执政者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和某种预见。但是在中国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执政党领袖或高层集体成为认识的来源。即使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理论研究仍然要受制于意识形态束缚。稍早前，社科院还引入了意识形态一票否决制。这种意识形态高压或许正是社科基金项目选择向政治靠拢的主要原因。

同时，对政治原则过于敏感和过度追求，将会严重压缩理论创新的空间，使得中共价值观和理论体系日益保守、僵化，并与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执政者往往宁左勿右，宁紧勿松，从历史传统中找依据并照葫芦画瓢，成为改革的阻碍，也招致激烈抵抗。

长期以来，中共思想理论体系日趋保守僵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相互印证合法性，自说自话，令外界群众如坠云里雾里。而伴随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起，为社会矛盾和个体悲剧四处奔走呼吁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更是不吃这一套，直接引用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体系质疑执政党合法性。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既然中共理论工作者置底层群众利益于不顾，不去调查、认识和研究，不为执政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伴随着民粹主义而起的社会舆论“另起炉灶”“师夷长技”也就顺理成章。

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如贺卫方、茅于轼、许志永等人，一方面对社会问题极为关切，另一方面又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泄不满向执政者施压成为一种有效手段。保守的执政者将其视为挑战，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更是视为仇雠。但是很多弱势群体却将他们看作“救星”。对于中共来说，既然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就应该勇于容纳不同的力量，接受异见者的声音。例如，抛却个人成见来看，左派人物之一的胡锡进与许多大V的政治观点其实共性远大于差异，但很多人只是因人因立场而轻下判断，为反对而反对。如果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左右两边的智慧，而不是将其中一方推向反面，治国理政无疑会顺利很多。就此来说，社科基金仅仅将资助对象局限在受到严格政治纪律控制的部分高校和社科院等党政单位，凸显了其立场态度的狭隘和制度设计的失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本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群体，是执政者自己束缚了自己的脚步。虽然西方文明已经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架构，但中国的情况却可算是一个异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背离西方模式闯出来的。西方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已经模式化，但作为异数的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只要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研究，就能够作出具有世界价值的贡献。或许，执政者通过社科基金拓展社会参与国家治理讨论，是一种值得认可的进步，但是以目前的变化幅度来看似乎远远不够。

理论研究需要立足于现实，需要正视发展中的出现的新问题，脚踏实地去调查研究才能为执政者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理论研究同样需要宽松自由的氛围，百家争鸣才能创新，才能为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和预见。对于社科基金来说，政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议题，但应该着力去除意识形态敏感性。还需扩大社会参与度，允许民间组织和独立人士的参与。与追求轰动效应的社会和网络舆论不同，严谨、客观、中立、独创是学术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执政者适当放宽学术研究边界，无疑是利大于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