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本月十八日在美国爱荷华州(Iowa)接受访问，详细讲述了他对西藏流亡运动的看法，并就“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普遍被使用的称号给予了一个新的解读，更就大藏区的概念和西藏流亡运动的诉求做了更为清晰的说明。

　　达赖喇嘛是在访问北爱荷华州雪松瀑布市(Cedar Falls， Iowa)期间，专门安排这次访问和对谈的。就“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称号，达赖喇嘛在对谈中主动强调这并不是他们的正式官方称谓，主要是媒体，包括印度和其他媒体在介绍他们的工作时所使用的名称。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就只是指针对在中国境外的十五万名藏人的行政管理机构。

　　当多维新闻再次追问达赖喇嘛“是否认为他的政府正在流亡中”的时候，达赖喇嘛非常清晰的回答说“不是!”事实上，在不少的官方印刷刊物中，流亡政府的称号都是普遍存在，包括在他们北美的办事处中派发的中文刊物，就明确印有“流亡政府”的字样。根据他的幕僚所说，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确的对 “流亡政府”的说法做了一次澄清，将必然改变整个流亡运动的发展方向。

　　但从多维这次访问之后所理解的，这应该是达赖喇嘛对流亡在外的藏人就他的“中间路线”所做的更明确的一种引导，也是他自己对与中国关系发展的长期变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访问中，达赖喇嘛非常强调他的立场主要是针对如何保护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他的任何诉求都是非政治的。但他抱怨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并非在争取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政府却仍然指责他在推动西藏的分离活动。

　　他认为，“西藏物质生活落后，每个藏人都希望现代化。继续作为像中国这样富裕国家的一员，从物质发展的角度看，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不少的共产党官员，他们“以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西藏独特的民族意识，包括藏传佛教的信仰，这是分离的根源。”他举例十多年前在西藏任党委书记的陈奎元，就曾经在内部的会议中提出，“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最终威胁是藏传佛教信仰。”

　　自此以后，西藏的教科书中就减少了有关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内容，藏学所教的就只是文法。达赖喇嘛重申，在印度存在着不同的文字和文化，但都没有出现分离主义，这不会是西藏从中国分离的动因。然而，就是这种“狭隘的眼光”让他担忧西藏的文化和信仰受到破坏，所以必须进行保护。

　　在大藏区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个概念的政治意义。他认为，这并非是一种对土地的要求，而是针对如何让散居于各个地方的藏人“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和权利”。他说，“让所有的藏人，都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西藏民族，这是宪法所认可的。”他特别强调，中共最近的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成果和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明，这都让他们“非常高兴”。

　　当多维继续追问在这个所谓的大藏区设立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否负责大藏区的政治决策时，达赖喇嘛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承认有问题需要解决，接着展开认真的讨论”，就可以了。每当谈到这种更为细致的问题时，他都强调关键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他不断强调西藏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对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要求。

　　他更指责中央统战部没有认真面对西藏的问题，往往将西藏问题说成为只是如何处置达赖喇嘛个人地位的问题。他在对谈中多次重申，他非常认同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处理西藏问题时的客观和宽容态度。

　　针对他在八十年代开始提出的“中间路线”，达赖喇嘛明确说在过去对流亡在外的藏人进行过四次的民意调查，绝大多数藏人都认同他的观点，因此他并不担心这项政策将出现转折。但他也明确表达包括藏青会成员和一些欧美的个人和小团体并不认同他的这种路线，而是要求西藏的彻底独立。

　　中国对其持续的指责，仍然将他定性为分离主义，让不认同他“中间路线”的人有更多的借口来批评他的立场。但始终因为有足够的人支持他的“中间路线”，所以达赖喇嘛不认为在他圆寂之后，这项政策将出现变化。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流亡藏人的政治领袖已经是透过选举产生，这也让达赖喇嘛相信“中间路线”的延续将有所保证。

　　在访问的过程中，达赖喇嘛多次表达对中国历代领导人的认同。他多次提到胡锦涛和温家宝，对胡锦涛就新的形势做出相应政策调整表示赞赏，就温家宝最近发表有关对胡耀邦怀念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实事求是精神更为欣赏。他透过自己亲身的感受，对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表达了“同志式”的认可。他认为，当时这些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以及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我觉得真正需要的”。但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和一些官员对西藏情况的狭隘观点，达赖喇嘛的批评并没有任何保留。

　　从这次访问以及近期的言论看来，达赖喇嘛以及他的队伍就如何面对西藏的前途，明显将焦点瞄准在汉藏人民之间的关系上。这可能是一方面因为他与中共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太积极的进展，令他对目前情况感到无奈和沮丧。

　　另一方面，也符合他从提升汉藏两个民族对目前现实的认识的要求，也就是从精神层面化解很长一段时间的“误解”和冲突。达赖喇嘛相信，由于西藏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与否的问题，更不是如何独立的问题，因此中共不应该持续以猜疑的态度对待他。

　　在他的言谈中，区别对待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国一般官员的行事作风、以及祈求汉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能够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都明显是他所追求的结果。从他对中国历任领导人的熟悉和评价，证明了他比较注意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

　　达赖喇嘛强调，中共必须接受西藏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在承认这种事实的前提下，一起努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问题才可能化解。如果说他对独立曾经有过任何奢望，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在与他的对话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相反，他极力强调保护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而对任何有政治意涵的议题，他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反映了他的思考所在。

　　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看来，达赖喇嘛已经从一名纯粹为了“西藏解放”走访全世界的政治人物，转变成为一名推广合理精神生活的智者，针对全球所面对的各种精神挑战发表意见。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中，不少于五千名听众热烈欢迎他的演说。对于他的一言一行，“信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西藏问题，这已经成为达赖喇嘛自己所界定的人生目标的第三顺序。他说，只要藏人继续要求他的服务，他将义不容辞的替他们说话。但他的第一人生目标却是人类社会的良好发展以及人性的问题，而第二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各种宗教思想更为团结，避免各种以宗教名义而发生的暴力冲突。

　　中国人口众多，达赖喇嘛希望在他第一人生目标中有所作为，以及在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中有所贡献，应该是他的奋斗对象。就以目前中国频频发生的社会暴力事件来看，如果他的“杨枝甘露”能够让暴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疑是一举两得，不仅减少了这个地球的“温度”，还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对于他的第二个目标，如果将中国对统一的坚持、和对任何分裂国家行为的无尽敌视，比喻为达赖喇嘛所描述的宗教信仰，如何防止它和达赖自己的各种政治信仰产生冲突，正是考验这位尊者智慧的机会。当然，能够化解这种已经存在多年的冲突，也就是他人生第二目标。无疑，这两个目标的顺利完成，他的第三个目标自然水到渠成，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