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危机引爆 中南海越维越不稳

最近，辽宁拆迁血桉发生，杨义对拆迁官员连刺七刀致其毙命。民众网上一边倒地同情行凶者，庆幸杨佳再生。此事件再次向当局敲响了警钟。如今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不论是非，共同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为，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堵塞，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

    当今，中国政府正处于防恐怖分子、防反动势力和防维权上访与群体事件爆发的「四防」高度敏感期，民怨沸腾不断向中南海示警。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佈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去年，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下属《瞭望》新闻周刊发表题为《二 ○○ 九各类社会矛盾将碰头叠加》的文章。文章称：二○○九年，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问题积累，「社会风险因素增多，矛盾碰头叠加，治安形势严峻複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繁重艰巨」。

    其实，胡锦涛早在二○○六年度第十二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就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这三大危机是：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管治危机。三大危机互为条件，但集中体现在管治危机上。近年来，胡锦涛又再三强调「忧患意识」。这表明中国的执政者，对当下官民冲突频发局面已陷入焦灼与恐慌状态。儘管这些年来官方维稳经费不断攀升，大把大把地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但「越维稳越不稳」，政府已陷入「维稳沼泽地」。

    冲突本是社会发展之常态，正是由于社会冲突的存在，社会整合才得以完成，社会变迁才得以实现。然而，在当今中国，从上海曾发生震惊中外的杨佳袭警，到今天辽宁发生杨义刺官，如此不断发生的官民冲突事件，还有上访、罢工、请愿等，甚至局势难以控制的群体事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冲突的范围，显示出社会群体躁动的明显特徵。今日社会，当政者拒绝走宪政民主道路，打压、封杀异议声音，社会整体腐败已无法遏制。官权滥用，社会不公，民间积压的不满情绪已接近临界点，但喊冤渠道却被堵塞。贫困者端起碗来喝汤，放下碗来骂娘；富有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也骂娘。极端事件呈井喷式爆发。

    最高检副检察长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接受记者採访之际向社会发问：「为什麽这麽不相信法制的力量呢？」其实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体现的是一种规则与秩序。规则与秩序本是一种在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合意状态，当一种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受到普遍怀疑时，当多数公民蔑视这些规则与秩序，就意味着社会合意状态的崩溃，意味着公民对如此「法制」现状的否定。

    今日中国社会危机引爆进入倒计时，而官方发起的新一轮「核心价值」宣传又遭遇「草泥马」阻截，其原因就在于自「八九」以来，以坦克履带拒绝政治改革，强行推行「发展是硬道理」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致使「稳定」压倒正义，「发展」逼退公平，因此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已成为两大主要矛盾爆发出来。

    眼下，世博会正在运营。据新华社报道，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管制器具等物品外，令世博会恐慌而要加以拒绝的物品还包括：各种饮料、酒精饮品等液态物品；打火机、火柴等点火器具；横幅、标语、广告牌、传单等宣传物品；电单车、电动车、单车、机动轮椅车、踏板车、滑板、带轮鞋等代步工具；除导盲犬等服务类动物之外的各种动物；三角翼、滑翔伞、热气球、航空模型、风筝等可升空物品；无线电遥控玩具、对讲机等无线电发射设备；其他可能妨碍他人参观、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扰乱园区秩序和危害园区安全的物品。与此同时，全国民运、维权人士、法轮功、上访者都被监控，不得擅自行动。而上海各区访民近日都在家中接到警察送来的《告知书》：世博期间不得到涉及世博会活动的场所及周边聚集、滞留、上访、喊口号、散发传单、拉横幅、穿状衣、举状纸、静坐、滞留不走……。可见，大上海周边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如今，当局面对公民的知情权需求和反腐败、要民主的严峻挑战，以及网上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社会舆论等等，总应当清醒了：中国发生接二连三的激起民愤恶性公共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拒绝三权分立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制度改革，导致权力执行者胡作非为，它最终危害的正是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当政者拒绝宪政改革，就等于是在自毁权力基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正在撞击中南海的朱红色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