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城乡之间：揭开大陆贫富差距的真相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
但是近年来，就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连国务院内部资料、报告都不采用
那些数据，社科院和各大专业院校几次组织的局部、片面和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
也与官方报告大相经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
相同。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意识形态作祟和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
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关于这一点，郑家享
在1995年1月的《内部参阅》中的《转规期经济与统计失真问题》有祥细描述。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
本文只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隐秘性资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干才有机会看
到的大小《内部参考》和《内参清样》中，发掘其真实的一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调查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
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 为0.434，同
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
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Best)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
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Warn)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
随时发生的(Danger)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
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 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
的50.24%， 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
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
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
老百姓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调查人员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
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
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
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后，认为中国的
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阶级剥削：农民是最大牺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由于权力阶级内部对少数既得利益团体
之特权没有限制，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
度。 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的“种性阶级”，毫无社会保障的80%“农业
人口” 的贱民，和寄生式的20%“非农业人口”贵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
权官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严酷的阶级差别和利益对立，阶级之间不但社会地位、等
级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阶级隔离”和“阶级歧视”。据大陆
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
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
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
13000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
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
这种状况只在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才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
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境况又每况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
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运作就是通过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间接进行的财富
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下，又面临了晚清和民国四十年代那
种全面破产的境地。 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 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
(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 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
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图陷井”现象)，也就是
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人为的阶级
差别达到多么触目惊心的程度！更不用看农民的收入状况了，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
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温饱、衣不遮体、食不果
腹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七、八千万以上。况且这种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进一
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迅速扩大，越来越
远。
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发“八九学运”的官倒、腐败问题，的确成为社会公众愤怒的焦
点。1989年的一份内参《教学研究资料》中《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
对当时的脑体倒挂、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配不公
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业主作为高收入主体进入了“通过非正常市场
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农民和国营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
低收入阶层悬殊对八十年代来讲，真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况正成为社会稳定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弹炸。据1995年3.13期《内部参阅》郭继严、杨宜勇在《城镇
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 中，从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从1986-1992年国有企
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币，下同) 增长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
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而后者收
入通常没有透明度，所以增长率远不止于此数。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为325元，
而其他经济类型职工人均工资为477元。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
前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还有400多万
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
据冯同庆在《内部参阅》 1994年12.19期《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喻利新、刘
朝恽在《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和对策》中披露，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个县市15万居民生活资料抽样调查， 推算出处于人均月收入
低于103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万户1200万人。据有关方面透露，企业
亏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贫困人口数量由占城
镇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 九四年已达2000万以上， 至今已越3000万。 而据
95.1.12新华社的消息：近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猛增，已达180万人，是上年的十八
倍及前七年的总和。这些贫困人口有三大特征：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
活失去保障；二是物价上涨，难以承受；三是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据九六年民政
部统计， 近几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亿，优抚对象4000万人，孤老病残
人员5000万人， 总计2.3亿多人。然而，大陆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济只是杯水车
薪，面对庞大的贫困群族，民政部也无能为力。
权力金字塔：财富集中在哪里？
1995年《人民日报》 发表一条消息：大陆居民储蓄总额已达21518.8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101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元增加到1994
年的1795元， 增长8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31.7%，这种财富增长率和高储蓄率世界
罕见。然而如此之多的财富为什么又有如此之的贫民呢？钱到底去了哪儿呢？1995
年4月5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了人们一些启示：占大陆人口10
%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
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 且呈上升趋势。这位资深社会学家预测，这种差距正按每
年10%的速度扩大。 也就是说，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却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
私人财富！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如此多的财富呢？据北京社科院的多
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
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
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
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赏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
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
期货市场的准入证；最近又行起一种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
这就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分资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
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大陆的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
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
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象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据大陆媒介报道：
最近案发的陈希同、王宝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国家上亿元资金炒股、私用，
贪污上百万巨资，拥有好几套别墅、轿车、还公款养情妇。仅周北方一人购买香港
半山区最贵的千万豪宅两座！
朱门酒肉：还能再臭几时？
在几亿百姓贫困交加、肌肠碌碌，几百万儿童上不起简陋的小学、成为新一代
文盲的情况下，看看这些官倒、权贵和爆发户是怎样“朱门酒肉臭”的吧！1993年
7月1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
一百多席，每席八万至十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
八港币，至今生意兴隆；九四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
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从九三年始大
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瓶。
同样在中国内地，大量的学龄儿童，因为没有十元的学费，而坠学成为文盲；
普通内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今年最新统计，全
国人收入仍然没有超过四百美元；在海南岛，十几岁的从农村的小女孩，在歌舞厅、
卡拉OK厅、 KTV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皱妓，供那些“大款”“包养”玩弄。她们
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的农村家人等着钱养家糊口。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
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
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
联合国亚州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
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
碍了建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
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大陆目前的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如果不从关键性的政治方面入手，雷厉
风行推动大陆社会改革，摈弃封建官僚体制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弊端，必然会重步今
日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后尘，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南美社会的可怕现实：
政治黑暗、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经济脆弱，国家的社会经
济也随时会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发表于1996.5.《世界日报.世界周刊》，部分发表于湾《中国大陆》。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
但是近年来，就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连国务院内部资料、报告都不采用
那些数据，社科院和各大专业院校几次组织的局部、片面和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
也与官方报告大相经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
相同。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意识形态作祟和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
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关于这一点，郑家享
在1995年1月的《内部参阅》中的《转规期经济与统计失真问题》有祥细描述。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
本文只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隐秘性资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干才有机会看
到的大小《内部参考》和《内参清样》中，发掘其真实的一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调查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
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 为0.434，同
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
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Best)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
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Warn)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
随时发生的(Danger)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
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 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
的50.24%， 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
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
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
老百姓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调查人员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
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
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
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后，认为中国的
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阶级剥削：农民是最大牺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由于权力阶级内部对少数既得利益团体
之特权没有限制，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
度。 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的“种性阶级”，毫无社会保障的80%“农业
人口” 的贱民，和寄生式的20%“非农业人口”贵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
权官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严酷的阶级差别和利益对立，阶级之间不但社会地位、等
级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阶级隔离”和“阶级歧视”。据大陆
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
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
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
13000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
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
这种状况只在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才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
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境况又每况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
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运作就是通过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间接进行的财富
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下，又面临了晚清和民国四十年代那
种全面破产的境地。 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 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
(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 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
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图陷井”现象)，也就是
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人为的阶级
差别达到多么触目惊心的程度！更不用看农民的收入状况了，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
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温饱、衣不遮体、食不果
腹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七、八千万以上。况且这种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进一
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迅速扩大，越来越
远。
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发“八九学运”的官倒、腐败问题，的确成为社会公众愤怒的焦
点。1989年的一份内参《教学研究资料》中《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
对当时的脑体倒挂、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配不公
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业主作为高收入主体进入了“通过非正常市场
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农民和国营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
低收入阶层悬殊对八十年代来讲，真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况正成为社会稳定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弹炸。据1995年3.13期《内部参阅》郭继严、杨宜勇在《城镇
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 中，从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从1986-1992年国有企
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币，下同) 增长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
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而后者收
入通常没有透明度，所以增长率远不止于此数。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为325元，
而其他经济类型职工人均工资为477元。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
前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还有400多万
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
据冯同庆在《内部参阅》 1994年12.19期《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喻利新、刘
朝恽在《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和对策》中披露，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个县市15万居民生活资料抽样调查， 推算出处于人均月收入
低于103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万户1200万人。据有关方面透露，企业
亏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贫困人口数量由占城
镇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 九四年已达2000万以上， 至今已越3000万。 而据
95.1.12新华社的消息：近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猛增，已达180万人，是上年的十八
倍及前七年的总和。这些贫困人口有三大特征：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
活失去保障；二是物价上涨，难以承受；三是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据九六年民政
部统计， 近几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亿，优抚对象4000万人，孤老病残
人员5000万人， 总计2.3亿多人。然而，大陆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济只是杯水车
薪，面对庞大的贫困群族，民政部也无能为力。
权力金字塔：财富集中在哪里？
1995年《人民日报》 发表一条消息：大陆居民储蓄总额已达21518.8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101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元增加到1994
年的1795元， 增长8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31.7%，这种财富增长率和高储蓄率世界
罕见。然而如此之多的财富为什么又有如此之的贫民呢？钱到底去了哪儿呢？1995
年4月5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了人们一些启示：占大陆人口10
%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
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 且呈上升趋势。这位资深社会学家预测，这种差距正按每
年10%的速度扩大。 也就是说，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却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
私人财富！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如此多的财富呢？据北京社科院的多
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
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
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
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赏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
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
期货市场的准入证；最近又行起一种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
这就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分资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
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大陆的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
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
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象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据大陆媒介报道：
最近案发的陈希同、王宝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国家上亿元资金炒股、私用，
贪污上百万巨资，拥有好几套别墅、轿车、还公款养情妇。仅周北方一人购买香港
半山区最贵的千万豪宅两座！
朱门酒肉：还能再臭几时？
在几亿百姓贫困交加、肌肠碌碌，几百万儿童上不起简陋的小学、成为新一代
文盲的情况下，看看这些官倒、权贵和爆发户是怎样“朱门酒肉臭”的吧！1993年
7月1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
一百多席，每席八万至十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
八港币，至今生意兴隆；九四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
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从九三年始大
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瓶。
同样在中国内地，大量的学龄儿童，因为没有十元的学费，而坠学成为文盲；
普通内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今年最新统计，全
国人收入仍然没有超过四百美元；在海南岛，十几岁的从农村的小女孩，在歌舞厅、
卡拉OK厅、 KTV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皱妓，供那些“大款”“包养”玩弄。她们
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的农村家人等着钱养家糊口。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
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
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
联合国亚州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
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
碍了建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
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大陆目前的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如果不从关键性的政治方面入手，雷厉
风行推动大陆社会改革，摈弃封建官僚体制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弊端，必然会重步今
日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后尘，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南美社会的可怕现实：
政治黑暗、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经济脆弱，国家的社会经
济也随时会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发表于1996.5.《世界日报.世界周刊》，部分发表于湾《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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