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甲午百年祭：教育兴国梦》
中国人民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同时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致使国运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的一百周年，接踵而来。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近代史、
翻阅日寇屠杀、蹂躏中国人的一桩桩惨绝人环的惨案，痛定思痛，更应深刻反醒我
们民族在自身发展中缺陷和不足，寻找出悲剧的根源所在，才是今天祭年的真正意
义。
一、明治维新：典型的教育革命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开始了改变日本整个近代史，使之第一个摆脱被动
落后的东亚世界加入西方列强，并在其后的民族发展历劫不败、长盛不衰，成为其
国运之关键转折点的“明治维新”运动。而实事上，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货真
价实的“教育革命”。明治维新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政体书》，其
中心思想就是引入西方文明文化、倡导全面“普及义务免费教育”和向世界全面开
放的“文明开化”。明治二年，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发表震
撼日本朝野的教育宣言《劝学篇》，深究“欧罗巴州”之所以成为“富国强兵天下
之首，文明开化之中心”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总结到：
“普及天下之教育，修德谊，开智识，尽文艺技术之美；城乡无别、诸方建学
设校， 凡不知几千 之数；彼产业廉美，商贸繁昌，兵备齐整、武器充足，究其万
世太平之源，则在：使其务实固本之学问，之枝开花结果矣！(1)”
正是在这样的建国宗旨下，自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便主动从根本性的文化、教
育领域向西方学习，颁布《日本国民教育法》，实施近代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强制
普及义务教育”制度。
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大幅提升教育经费，在全国城乡普遍广设学校、课堂，以
各种各样的形式办学，强制普及全国学童免费义务教育；强化成人教育；开办职业
培训；派出大量留学生；引进外国科技、教育人才；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赶上
欧洲一两百年的近代发展历程，全面提升了其基本国民素质。其开放的文化也更容
易接受西方思想，日本著名思想家加藤弘之(2) 等人早中国的严复先生十年，开始
在日本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哲学。西方务实的权力哲学和实力主义
则在日本迅速普及，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不得不接受“物竞天摘，优胜劣
淘”的道理，但已经成为“被淘汰者”。
日本这种思想开放、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不但为其在世界上迅速掘起奠定关
键性基础，也完整地保住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色(这一点儿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发展了传统文化潜力，使之更加发扬光大。
二、教育滞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
而此时的中国虽然早日本十年左右开始兴办“洋务” (最早以1862年曾国藩首
创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为标致)(3)，但在至关紧要的国民教
育、文化传播方面依然故我，与日本的“文明开化”的教育革命差之千里，在长达
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中，别说普及国民免费义务教育，即使在全国只有极少数
“富贵子弟”才有机会攻读的“私塾”里，学习的仍是“宋明理学”以及那种日趋
愚腐、空洞和保守的“八股文章”，官僚体系中的人才递补渠道则仍旧依赖于急需
改革的“科举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曾经辉煌，但晚清年间已腐朽到“不切实务，
以八股取士、以年累官”僵死形式。
当时整个社会基层处于蒙昧状态，无知而自大的“华夷思想”根深蒂固。这与
今日大陆沉浸在梦寐中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极其相似。即使历经鸦片战争和农
民起义几次危机的悲惨“阵痛”，在血腥的现实教育下才孕育出的几位民族精英，
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和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等等，在“同治中兴”时期掀
起的“洋务运动”，由于他们施行的不是日本所发现的那些西洋文明根本性精华：
文明开化的文化之教育，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短期行为，只重视“船
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4)”等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外在科技。
这实质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皮毛”，在顽固腐朽的晚清封建体制的浩海中，怎
么可能扎根、开花结果？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更不能经得住内在本质已经堕落的
晚清社会的浸染和冲击。
可悲的是，大陆至今仍奉为至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僵硬的“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科学水准甚至远未达到晚清“洋务运动”后期，
开始自由接受西方文化的理论高度。
三、教育差异：中日国运两极分化
教育的落后直接导致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的人才断层，封建腐朽的传统教育体
制不但没有培养出国家极需的重梁之才，反而大步倒退，通过考八股文的“科举
制度”造就出大批象倭仁、李鸿缲、翁同苏那样愚蠢无知，盲目自大的“道德楷模、
国学大师”，这就是那个落后的教育体制下的必然产物----臭名昭著的“清流党人
(5) ”。他们逐渐把国家重新拖入一种对内愚腐保守、顽固不化，对外盲目强硬、
自大膨胀的封闭状态。也正是这种恶劣教育状态的继续，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后期
晚清朝廷“人才空洞”和后来封建复辟的“戊戌政变”的发生，致使中国从此一蹶
不振，开始了更加丧权辱国的悲剧史。
而就在今天大陆上依然存在的邓力群、宋平等蒙昧愚腐、极左僵化的“纯粹的
共产党员”，及意识形态强硬派再次挑拨起反现代化、反世界潮流的“狭意民族主
义”。与“清流党人”竟如出一辙，又一次重温历史的倒退，究其原因，仍是今日
中国落后封闭文化教育的后果，实为民族的不幸。
相应的，在日本明治之初那些维新运动的教育家们，由于成功地推动了教育改
革，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朝野精英人才的云集，迅速把官场上那些“风骨傲然”
的几位“顽固老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6) 。“明治维新”开始的全面开放，普
及教育、改良社会的和平革命，与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认识西方文明
的“雕虫小技”的“洋务运动”形成两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转折点。
自此以后，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同文同根的中、日民族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
两条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差别造成两个民族精神状态的
“极化落差”和心理素质、综合国力“对比失衡”，才最终导致日本有恃无恐地一
再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
甲午惨败：祸在文化教育
1888年欧洲《泰唔士报》这样报道：北洋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炮舰，它们比英
国海军拥有的最可怕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还要超过百分之十五。“同治中兴”
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大清帝国首次在“伊犁危机”中战和了沙皇俄国，八十年代中期
福州“马江之战”打败法国。1890年北洋舰队总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号”再
次访日，震撼日本朝野，东京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对北洋舰队评论到：“亚洲第一舰
队，东方各国无以匹敌----日中乃兄弟之邦，与中国为敌，断不可也”。
然而，正是这一庞然大物，五年之内便彻底葬送在默默无闻的日本海军手中，
致使洪轰轰烈烈洋务运动寿终正寝，晚清自此一蹶不振。这与今日中共貌似强大的
文盲占多数的军队，在世界发达各国早已高科技电子化的军队面前，情境十分相似。
而无论当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日本，其总体国家潜
力、甚至海军武力并不比中国强，为什么它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战争并战胜
中国呢？其实这深层的原因就是国民教育差异，和教育造就的基本国民素质、文化
水平、精神状态，以及治国领袖、民族精英、军事将领；在统领才能、先进思想、
战术战略，军事情报等这些最至关重要领域，两国却千差万别，失之千里！号称亚
洲第一武力的北洋水师总提督丁汝昌接受的教育，不同与日本海军军官们留洋西方
学到的现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而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先造反、后召安、再坐
官”的“草莽英雄”模式的官术。甲午战争战败的惨祸，与这位被历史学家们誉以
“民族英雄”桂冠的“官场名将”的战略畏缩、战术失误、指挥无能、管教混乱是
分不开的。
戊戌变法的始作蛹者康有为写道：“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
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实事上，晚清落后的教育与封建文化
正使整个社会蒙蔽在混沌之中，日本军事间谍福岛安大将一看到定远号舰桥上凉着
水手内衣，就断定了这支舰队的必不堪一击，注定将全军覆灭。
戊戌政变：中国再失良机
在“洋务运动”后期，1870年代京师、上海、广州、福州纷纷成立“同文馆”
和“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著
作，当时学术开放的程度远比今日的中国大陆自由。
1895年甲午战败后，“改革教育”更是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的焦
点。1902年，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专程出使日本考察学务，而在他归
国前，“出洋学生”们参照日本学制早已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可见国人自发报
国之热切。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跪爬朝廷，叩头溅血，呈递《请开学校折》大声
疾呼为振兴国家，务必：“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拟定《京师
大学堂章程》时，言之必称：“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
1907年著名学者张褰(光绪状元)详细考查日本，在其《东游日记》中关于国家
兴盛之道大着笔墨曰：“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
其主编罗振玉开宗明义，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机，成败得失，一决于教
育”，依据“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热望中华“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
国！”。翻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旧藏书，中国“留洋学生编辑所”翻译
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教育革命”的大事，菲
页上赫然睹目：“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仿佛看到一百年前，倦缩在
异国大厦角落的中国“留洋学生”双眼中渴望的热泪，依然闪烁未干。
然而戊戌变法只维持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维新)，就伴随着封建愚蠢的慈嬉太后
发动的宫廷政变(戊戌政变)，菜市口“六君子”人头落地的鲜血而成千古遗恨！晚
清帝国和她苦难深重的人民错过了历史给于的最后的机会，事隔五年便被孙中山领
导的暴力革命推翻。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是一个进步表现，但事实上却由
于文盲社会的国民素质低劣、文化传播闭塞，把中国引入另一个没完没了的军阀战
争深渊，而暴力革命其实质就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孙中山临终遗言第一句写道：去
一满清之专制衍生无数强盗之专制----
四、国民素质：中国近代史的悲哀
五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也不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偶然，它是中日近代关系史必然的
继续，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悲惨的近代史，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能够在普及
教育后高素质的国民基础上，迅速把它的手指捏成拳头，并集全身之力量迅猛出击。
相反仍处于蒙昧、混沌状态的绝大多数国人，因缺乏基本教育、人口素质低劣，则
自始至终呈一盘散沙状态。不提连年内战、军事割据、国土分裂，单举发生在抗日
战争中的一些故事，足以让全世界为之惊愕，并在当时国际间传为笑柄：
在日本为进犯中国“节节胜利，举国上下陷入狂热状态”和十九路军英勇抗击
日军之际，一个日本间谍“记者”，因深入中国营地刺探情报，而迷失方向。无知
的农民们非但不把他擒拿送交政府，反而“丰衣足食、精心护理”他返回日军！另
一个故事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惨杀了三十万同胞之后，一驾日机因飞入中国
大后方屠城而被击落，日军驾驶员在等待束手就擒，被分尸饮血时，当地愚昧的村
民们却前来“问寒问暖叽叽嚓嚓地讨论怎么才能让他飞回去！(7)”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从满清到民国再至中共，历经多次战乱人灾、政治运动，
由于教育和人民素质，这些国家民族的基础因素并未现代化，一场场“暴力革命”
实质上又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暴民政治”一个继续。却从没有一个政权、从没有一
天，对这些的人民进行过真正的“普及国民义务教育”，全然地让这世界上最大的
一群人，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就在今日大陆，山西的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竟是：今年谁当毛主席？天边在东面还是西面？他们只知道：天下只有中国大！--
---这实在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民族兴衰：仰赖家庭教育传统
九五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 鲁卡斯教授(Robert Lucas)，众望
所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获奖前的今年四月份，笔者曾在《世界周刊》介
绍过他“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展是经济基本动力之源的观点。诺贝
尔奖评委会品评他获奖独特贡献在于：不但著作等身，更从教育、家庭、及家庭所
属的亚文化(inferior civilization)、潜文化(latent civilization)的社会人文
的角度，揭示出经济学普遍性、基础性的重要的斩新领域，给经济发展模式以全新
的解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鲁卡斯获奖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已跨出了狭义经济学，
而进入了一种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范畴。
在历史学家们千百遍样地追述、重塑世界民族发展史，希望找出最贴切的奥秘
之际，鲁卡斯的经济学研究让人们得以认识：社会基础教育、家庭教育、世俗民族
文化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科学技的长期投资、大量绩累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根本命运！
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一向注重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中
华民族之所以渊远流长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孔子儒家注重教育的先进思想是分
不开的。这种优良教育传统在平等条件下，与外族相比总是出人头地。洛杉矶只占
总人口百分之二的华人却几乎占了加州名校的一半名额，这也就是华人家庭道德和
儒家文明的硕果。东亚、南亚儒家文明远胜过其他文明，使“四小龙”在五十年代
向西方开放后迅速发展。
中西对比：教育是中国祸根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每况愈下悲剧呢？让我们对比中国近代
政府在“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方面，与西方的根本差异。
由于中国天然的平原、自然河流和充沛雨水地理气侯，与欧洲海式的山地、
埃及洪水气侯的区别，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
会，由此相应衍生的惰性文化与封建关系，也限定了中国文明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之初要比西方进步好几个世纪，但到明清以后的
近代，这一传统官僚体制不改革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进程，但依然丝毫未变。而把
读书与习武人截然分别开来的“文武制度”，使“文官”与“武将”、现实社会、
政治暨往千年的古老文化严重分化脱节。加之中文字繁难解，必须长年累月死记硬
背，使“读书人”在近代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
大众蒙昧的直接恶果形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性：文盲社会与暴民政治的历史
循环，近代农民造反和游牧民族争天下时，连传达圣旨的军令状都不会写，千里之
外、几班人马也靠“口传”。欧洲严酷的天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中海城帮文化、
两河游牧文化，在交融贯通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进取、积极入世文化。中西两大绝
然不同的文明狭路相逢，文化冲突时，更突显出东方文明的这种古老的保守与惰性。
她不能象从来就是“拿来主义”的日本一样，迅速吸取外来文明，推行教育革命的
“文明开化”。关于这一点，日本明治维新的赫赫功臣、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在《福
泽谕吉全集.绪言》中说：“日本土人头脑有如白纸，闻说(文明开化)是国家利益，
立即印在心底，毫不犹豫果断实行之。”而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只在危机
惨痛教训下才从盲目自大的极端，走向毫无自信的另一个极端。在鸦片战争、洋务
运动和抗日战争、新中国历次危机中曾有的反醒，在危机消除后，文化的局限和封
建，使他迅速健忘，转为内斗。这一现象反复出现、重复发作，其背后的罪魁祸根，
就是近代社会中国落后的教育体系。
普鲁士首创“义务教育制度”
二百五十年前，当欧洲的荷兰借助先进航海技术成为“海上马车夫”、英格兰
的基督教教育和科技发展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兰西民族承袭欧洲文艺复兴
后宗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首先建立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时，普鲁士人还在德尔曼的
黑森林边烤火维生，然而十八世纪末，在法国历年侵略战争的刺激下，普鲁士为寻
求民族出路奋发图强，派出一批菁英远到一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
区小国：瑞士学道取经，他们朝拜的就是被后人称为“世界教圣”的伟大教育家斐
斯泰洛齐 (他倡导的“爱心、圣德”教育，让欧洲和世界全人类启蒙、普及平民教
育运动开创了新纪元) 。三年后，那批菁英回国普鲁士首创了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它颁布宪法性文件《告德意志人民书》，规定第一“义务兵役
制”：成年公民在十八岁后必须入伍服役。接受战争训练、参军保国，是每个公民
的基本“义务”。这项制度虽然拯救了其国家的灭亡，但也为后来极端发展、演化
成恐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也是远在东亚的另一个“日本军国主义”
的鼻祖宗师。
第二项就是“国民义务教育制度”，法定每一位公民从七岁起至少接受九年，
由国家免费向其灌输的基础教育，公民必须尽这种学杂费完全由国家承担的“义务”，
否则便因违反国家法律而受到严酷惩处。这两项制度强制执行的结果，使国民基本
文化素质迅速改善，国家彻底脱离了蒙昧状态，军力快速整合强大、民族逐渐崛起。
1814和1970年在法兰西的侵略中，普鲁士奋起反攻发动著名的滑铁轳战役，不但全
部收复失地更攻入法国本土，战胜敌人，一举改写了欧洲历史。自此德意志人便从
没放松过他们的的强化教育，最终使他们成为今天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与亚洲的日
本一样，即使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强盛奥秘：教育投资人才积累
此后原始蛮荒北欧丹麦、瑞典，东欧的土尔其、芬兰纷纷效法德意志的“全民
强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迅速进行现代启蒙，改良国民素质、发展现代文化，
才逐步达到西欧今天繁荣富强的局面。七十年前沙皇俄国的强盛和七十年来苏联的
崛起，无不是首先发生“教育革命”后的必然现象。至于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拿
来主义”国家，他发达的奥秘不但是倾巨资发展国民教育(人均国民教育经费900多
美元，世界最高) ，还采用“取尽天下精华”的开放移民政策。建国之初就吸收了
欧洲众多国家之长，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想方设法
吸收全世界的高级人才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动荡的德国的人才。即使现在，他的移
民政策中所谓“一类优先、二类优先”，仍然打着赤裸裸地掠夺他国高级人才的烙
印。在“东亚四小龙”中，香港、新加坡的教育一直都倍受当局和社会重视，近年
来在某些方面正在超速发展的台湾和韩国，也早已普及了国民教育。特别是韩国，
重视教育的程度可谓首屈一指， 在80%的学校都是私营的情况下，南韩国民教育经
费占GNP的比例每年都在20%以上。人均收入是大陆六倍的南美诸国，今年九月召开
第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问题会议，达成强烈共识：为求持续快速发展，将全面
振兴教育。
在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产业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鲁卡斯教授认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已不再是“消费--投资”的均衡增长模式，而是“科技
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最终的“人才资本”的积累。教
育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原动力”和“加速度”。
五、教育现状：国人仍于蒙昧状态
早在一百年前，日本的国民教育经费已经达到占其政府开支的15%，占GNP (国
民生产总值) 5%以上。直到今天日本虽然以充满活力的私人教育为主，日本官方教
育经费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直到现在中国大陆在很少私营教育的情况下，国家教
育经费也从未超过GNP的3%， 近年来已下降到2%左右，比一般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
的比例(占GNP的2.61%)还低。在当今农业危机、通货膨胀之际，内陆农村、山区处
于各地政府“自治状态”的教育状况已陷一场空前的灾难。
正如笔者四月份在《世界周刊》发表的报告统计：全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
普及小学教育， 能够读到中学的孩子只占56%！在随即掀起的海内外舆论压力下，
中国大陆不得不于九五年五月份召开“科教兴国大会”宣扬要大幅增加教育经费，
然而实质上，仍然大大低于新增学童和如狼似虎的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在
毫无良性民主监督、僵化腐败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口号教育”和“下有对策”正
使教育危机正积众难返、病入膏肓。据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
今中国大陆教育各方面水平，大约普遍落后日本六十五至八十五年左右(8)。
虽然台湾近三十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力于普及教育的成功，其基础教
育的普及使国民素质全面提高，使科学技易如反掌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工商业
蓬勃发展。 但是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10%，至今，至关重要的民办教育领域，仍
然无法与公立教育机构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菁英人才之培养主要依赖于美日
和西方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僵化体制无法产生真正的世界级的名牌大学、学院。
即使台湾的宪法规定每年的文教经费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 至今也没有实际执
行，这也许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黑金、暴力政治”等“劣质文化”现
象的根源。这比美国政府补贴的每年高达2850亿美元教育经费，和给予每位大学生
全额的学费贷款，长达十八年的还款期，并承担“教育失败”后果，差距甚远。更
无法与世界发达国家辉煌的民间教育相提并论。在台湾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今天，尤
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大众教育的再普及。
大陆从未真正“普及义务教育”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还从未真正实行过一天的“普及国民义务教育”。
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到中共，历年战乱峰火、政治运动、天灾人祸，“普及义务
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一句空话和宣传口号。一代代“政治家”更有切肤之痛的是眼
前利益目标、设计的是“只争朝夕”的政治阴谋迫在眉睫的争权，广大人民不由自
主深陷其中，卷入既得利益者制造的愚蠢的政争旋涡。只有政治，何谈教育？国民
素质在近代社会每况愈下的异变中，一再劣质化！
在当今大陆， 按中共的说法文盲率占15.9%，累计更有两亿五千年文盲。联合
国宣称：大陆计有一年不看一张报纸的“识字文盲”五亿以上。据大陆教育部统计：
从中共建制至今在执行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适龄学童累计坠学人数已达
十三亿之巨！现在大陆“义务教育”每年的“学杂费”“书本费”等虽然总数上只
有大约300-1000元人民币， 但在大陆却占其家庭总收入的20%-50%左右，而美国、
日本、 欧洲平均儿童在学开支不高于其家庭收入的5%， 且从来不但不收取任何的
“学杂费、书本费”，还免费提供各种教材教具资料及练习本，公立学校还提供免
费午餐，在美国义务教育中，接受政府提供免费交通和午餐的“低收入家庭学童”，
占在学总人数的47%左右， 家庭提供的花费仅是学童在家的衣食而已。从这里看大
陆所谓“免费学校”实质上比发达国家的私人学校收费还高！
在比晚清还要落后卑劣的“二元阶级社会”，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贫困、落后
的农村、山区，“农业人口”因为天生是“宁有种性”的劣等公民，从来就不享有
受教育的权力， 大约44%的孩子，倾全家之力根本就读不起无法想象的破烂简陋的
“义务学校”，便大量坠学变成了文盲。中共面对教育危机不是立即对腐朽低效的
封建官僚体系、教育体制，励行民主法制的政治改革，彻底进行教育革命，而只是
在各界有识之士的一再压力下，喊一些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宣传口号，做些形
式主义的过场，然后一切的一切都不了了之----随即忘记了，继续忙于争权内斗！
当今中国大陆，事实上又面临着晚清相同的处境，以此低劣的国民素质何以参
与世界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何以应付民族竞争已从原来农业的体力
战争、发展到工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未来已是“知识战争”(9)的现代挑战？！
注解：
(1)《明治文化全集》前揭书，第611-612页(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
(2)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明治时期主要学者之一，东京帝国大学校长，
日皇侍读，对日本近代史影响深远。
(3)《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八集《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中国近代史料从刊》，洋务运动推动者之一魏源1840年著该运动的经典
著作：《海国图志》。
(5) 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6) 《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四卷《文明开化篇》，日本评论社、1955年，第
44页。
(7)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著《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
(8) 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88年》
(9)《War and Anti~War》 : Survival at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y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主要参考书目：
《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斐斯泰洛齐论著》、《西方教育论丛》、《日本
文部省沿革及官制》、《福泽谕吉全集》、《教育世界. 创刊号》、《戊戌变法记》、
《马关条约》、《中国教育年鉴.1989~1994年》等。
5-9-95. NY.
本文连载于美洲1995.10月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完整发表于1996元月份
《中国之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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