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何想将斯大林遗体送到北京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恶化。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国庆10周年。赫鲁晓夫在来北京前刚刚参加过美苏戴维营会议。此前，中印边境出现流血冲突，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以中间人的口吻呼吁双方和平解决。苏联不顾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拢印度，却要中国服从它的利益，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愤慨。

　　赫鲁晓夫到达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当事者称，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6月间只是称“暂缓”)，毛泽东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们自己来干。”

　　这时中苏之间出现争吵，关键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刚刚访问美国实行了关系“缓和”，因此要求中国也要服从这一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周边也要相应地实行缓和，对美国和印度都不能强调斗争。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严厉批评苏联的妥协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并加上“半修正主义”之称(当时中共讲修正主义还是指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则用更难听的语言讽刺中共领导是 “好斗的公鸡”。

　　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时，谁都不提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而一旦出现争吵，过去的老账便难免会搬出来。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即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出访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便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

　　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表现出对中国可能重提历史旧账的满腹疑团。

　　10月2日，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的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并且首次提到了双方敏感而又回避的边界问题。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赫鲁晓夫在离开中国时建议，双方都烧掉10月2日的会谈记录。中国方面如实去做了，现在有关这次争吵的记述都引自当事者的回忆。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档案中也找不到这份记录，证明也已销毁。不过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就此事做了一个报告，大篇地指责中国，从此把中苏分歧在其党内上层干部中公开。

　　进入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更是日益恶化。起初引起中苏交涉的是中印边界纠纷，接着是对国际形势缓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

　　1960年1月19日，得知苏联领导人即将访印的消息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要求大使转告苏共中央，苏联领导人访印时最好不要过问中印边界问题，以免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并暴露两党之间的分歧。1月22日苏联大使见陈毅时答复说，苏共中央已经表示，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会“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过去“兄弟般”的盟国竟说这种话，自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不满。1月26日，周恩来再见苏联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提法表示惊讶，严肃地指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中立，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一个新现象。”这一“新现象”，其实意味着两家为各自利益，已经不能维持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团结一致的局面了。

　　1月31日，苏联大使又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中称，苏联打算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两年内裁减120万军队。毛泽东当即要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苏联大使转告赫鲁晓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步骤。

　　赫鲁晓夫这封信的意思，是要中国方面在裁军问题上表现出配合状态，以使他同美国打交道时更有本钱。毛泽东却恰恰不愿配合，因为此时他已不愿让苏联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言人和“老大”自居。

　　2月初，华沙条约首脑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召开，讨论裁军问题。中国派出康生、刘晓、伍修权作为观察员前往。在赫鲁晓夫大力主张两大阵营同时裁军时，中方代表康生却对会议提出的裁军主张持保留态度。康生在2月4日的发言当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一面表示赞成普遍裁军，一面声明，在没有中国直接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将不承担任何裁军义务。

　　这一态度，明显是反对美苏两家主宰世界，令赫鲁晓夫恼羞成怒。他在会上指名攻击中共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即不配合他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接着，苏共的口头通知又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中国代表康生当即予以激烈的反驳。

　　在当晚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便对康生发言中的强硬措辞表示反感。他声称，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他随即话锋一转，把话题直接转到了毛泽东身上，说“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

　　赫鲁晓夫直接把中国党的领袖比喻为“旧套鞋”，暗示可以更换，再联系到苏共历史上一贯擅长在他国党内搞颠覆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此话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便可想而知。

　　中苏两党关系走到这一步，破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康生等人的报告，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3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同时中共中央又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中共的指责。

　　为了适应当时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中共中央调集了一批“秀才”，

　　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专门起草反驳苏共的文章。这个“秀才班子”共5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 “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中国的“反修”论战，由此组成了一个基本的写作队伍。

　　在组织对苏论战的同时，因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周恩来、陈毅等人继续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不过因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碰到一起便无法遏制，这种争论便日趋公开化。在2月以后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口舌之争，并暴露到国际上。这年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便提出挑拨性问题：“中苏之间是否存在着边界问题?”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回答是：“只是在地图的画法上有几处微小的差别，通过谈判很快可以得到解决。”

　　这年4月22日，借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3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3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时代性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

　　在不指名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时候，毛泽东也将“修正主义”联想到国内。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在谈话中把彭德怀等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他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向党发动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8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连他自己8个。”上一年给彭德怀戴上的帽子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时又同“修正主义者”等同起来。

　　虽然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有高度警惕，这时考虑到国内外的不利形势，在公开场合也不想把中苏分歧引向极端。在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文章时，他在内部还是指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说来，应当估计苏共是马列主义的党，他怕我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当时中共中央发表的文章经过毛泽东审定，还对赫鲁晓夫留有相当的余地，只是含蓄地说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许多“不正确的想法”。

　　然而，这时赫鲁晓夫看到这些文章，却是怒火中烧，蓄意采取高压政策对付中国，先采用政治围攻手段，不行便再施加经济压力。布加勒斯特会议和随后的撤走专家便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0年6月，由彭真、康生率领的中国党的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工作，要他们一致对付中国，因此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事先已经组织好东欧各国党一致行动的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展开了围攻。这个一向粗鲁的赫鲁晓夫颇为得意，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还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

　　针对中国共产党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一事，赫鲁晓夫甚至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得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翌年赫鲁晓夫果然将斯大林迁出列宁墓，焚尸后另行安葬。此时他带有讽刺意味地扬言要把斯大林尸体送到北京，并非是说着玩的。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强烈，马上电告北京请示对策。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然而此时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需要苏联援助，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主张对苏方的做法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代表团的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东欧各国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不听苏联的招呼，拒不参加指责中共代表团。阿代表团长卡博还向中方表示，他们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对此，赫鲁晓夫也恼羞成怒，随即便采取了中断对阿援助等高压措施。在国际共运中，阿尔巴尼亚从此也成为中共“最亲密”的战友，这个全欧洲最穷的国家被中国在多年间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1960年夏天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发生激烈吵架后，中方还希望能维护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但出乎中国领导人意料的是，赫鲁晓夫接着又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了。

　　196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至8月10日结束，原定主要讨论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问题，却因中苏关系恶化，大家主要精力用于讨论对苏关系。

　　会议开始后不久，7月8日，彭真便向会议报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在小组讨论中，大家对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式的围攻感到气愤，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共)与中共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则召集中央常委中的几人和有关负责人研究，如何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

　　7月14日至16日，周恩来受中央常委会委托，连续3天为出席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题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他在比较详尽地回顾了共产国际和中苏关系的历史之后，着重强调说：共产国际曾“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还说：历史证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不过在作这个报告时，周恩来还未认为中苏两党会破裂，因此还说：“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

　　彭真和周恩来，一个讲现实情况，一个回顾历史，目的在于让与会者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在这次会议上及会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中苏之间的争论向数百名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介绍，并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传达。因此，在中苏关系史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周恩来作完报告这一天，7月16日又发生了苏联要求召回在华全部专家的事件，显然，这是赫鲁晓夫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

　　事过38年，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前夕，苏联著名的国际评论员鲍文于1988年在公开讲演中特别提到此事，说这是赫鲁晓夫在没有同苏共领导人商量便独断专行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一举动损害了苏联的对华关系，也在此后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这是苏联人事过多年后经过明智的分析，从自己角度得出的结论，认为是损人又害己的行为。而对于中国人，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在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这是中苏关系长期难以改善的原因。

　　接到苏联的通知后，7月3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一事的复照稿。第二天即交苏联大使馆。这一复照指出，此举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考虑。但是苏联方面毫无商量的余地，在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并撕毁了有关的合同。这在中国正遭受因“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时，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报告。报告说明，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这两年由于国内副食供应紧张，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25亿卢布之多。

　　在当时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因为欠苏联的钱、物，讲话争辩时难免就有低人一头的感觉，于是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面对中苏冲突的升级，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非常不安，越南劳动党尤其如此。8月上旬，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中国，毛泽东直接请他前往北戴河。毛泽东一般不请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到这个避暑地，因为对胡志明不见外，才有此邀请。

　　熟悉当时中共对外关系的人都知道，胡志明是唯一能在毛泽东室内光着膀子摇着扇子谈话的外宾(当时毛泽东的室内还没有空调)，因为主人对他说过“这是在家里嘛”!此次他一到北戴河，便马上会见正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等人，明确讲：“此行是劝和来的。”

　　毛泽东这次谈话却很严肃，首先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10年、8年以后，收获一定很大。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也经过一段时间”。

　　毛泽东接着对胡志明说，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不过，此时毛泽东并不掩饰对苏联方面做法的愤慨，对胡志明忿忿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印度等都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是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

　　说到激动之处，毛泽东几乎拍案而起——“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最重的一句话是：“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

　　一向想调和中苏矛盾的胡志明听后，脸色都变了，据旁边的翻译事后说，他当场就用越语向随行的黄文欢、春水悄悄说：“这说法更重了。”

　　显然，胡志明不同意苏联对中共采取组织围攻和撤走专家，同时也不赞成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和苏联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总想双方都各让一步，以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对这一立场，胡志明坚持到1969年去世，在临终遗嘱中还写上一句“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而感到痛心”。

　　事过几十年后，伍修权等老同志忆起此事，曾感慨说，胡老当年意见倒是有道理的。

　　当时越南自认为是夹在中苏两个“老大哥”之间的小兄弟，总要委屈求全。毛泽东则不同，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党，绝不能向赫鲁晓夫的压力低头!

　　在7月至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表示不向苏联的压力低头，除了提前还清债务，并决定在理论上坚决迎战并主动出击。为此，中共中央组织“秀才”们以强烈的措辞起草了对苏共中央的《答复书》。

　　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中央书记处原先组织的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以外，又增加了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们住的中直高干楼的那个楼房比较小，房子不多，所以两拨人不住在一起，除乔冠华住在中区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外，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别的地方。

　　这时北戴河的气氛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已经十分严峻，不过“秀才班子”还保持着乐观主义情绪。据吴冷西回忆说：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40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

　　因为是夏天，太阳出来比较早，北戴河早晨的空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早上起得很早，起来后就分头起草，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就下海游泳。这是一天中间最好的时间，海滩阳光很好，海面也比较风平浪静。午饭后就休息一下，任务紧的时候，下午就再写，比较松的时候，下午又去游泳，或者在沙滩上商量问题。晚饭后散步，一直散步到俱乐部小礼堂看戏或者看电影。有时不愿意看就一直散步到中区的镇上吃点冷饮。一般情况都是龚澎请客。她自己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也请我们吃冰淇淋。

　　我们有时则到海边浴场休息，并在里面喝茶，这是中央负责同志游泳时休息的处所，我们比较熟悉，去了就边喝茶边闲聊，我们戏称这是“废话俱乐部”。

　　礼堂里有好戏的时候，我们也去看。因为看戏要凭票，而我们这些人并不都是参加会的，只有我是属于会议的成员，其他秀才都不属于会议成员，虽然也可以拿到票，但不是首长票，没有首长票就不能坐到前排。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一个恶作剧了。因为乔冠华个头高大，王力比较胖，头发又斑白，少年白头，像个“首长”，虽然他在我们中间比较年轻，比我还年轻。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票给他俩中间的一个，其他人前呼后拥，好像是首长的秘书，跟在后面进去坐到前排看戏。我因为经常到中南海开会，警卫对我很熟，不要票也会让我进去。但是许立群经常给拦在门外，虽然当时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比较谨慎，进场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怕这怕那，经常被警卫拦住。我们用了这个办法后，他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大摇大摆地进去了。他长相少年英俊，像个首长秘书。后来到 1962年以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警卫对我们这些秀才比较熟了，他们是认人的。但是1960年那个时候，警卫对他们还比较生疏，他们到毛主席、少奇同志那里开会较少，不像我从1956年起就经常接近中央领导核心……

　　1960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答复书》基本上定稿，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但是最后定稿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这个秀才班子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虽有搞《答复书》的任务，多数时间却是休息。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邓小平交代说，在北戴河你们要好好休息，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他指的是后面还有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这之后还有26党起草委员会，最后才是81党大会。在这一系列会谈和会议中，肯定发生激烈争论，要为此做充分准备，所以邓小平说“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在北戴河先休息休息，松弛松弛，准备迎接连续战斗。”

　　果然，这批秀才离开北戴河，“反修”斗争便全面展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持续近20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反思以往的“左”的错误才得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