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第九军长何畏：长征中连开十余枪向毛泽东撒气的将领

摘自《海南档案》2009年第1期 作者：莫壮才

　　据史载，参加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南籍高级将领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开国大将张运逸、上将周士第、中将庄田以及谢飞、云广英、符确坚和林青等同志。其实，这段史载给自己留下了让先人和后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遗憾：因为它疏漏甚至忘却了当时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张运逸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

　　一、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何畏，红军时期的显要将领。国内许多权威历史媒体对他做了这样的记载： 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 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回国后就读厦门大学，在校期间，何畏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之后又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很快就成为了这次罢工浪潮的风云人物。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运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猷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对于何畏这段尘封了近七十年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琼海籍诗人李兴川用诗的语言做了生动概括。诗这样写道：

　　史页圣封功胜过，

　　忠魂无悔舞长戈。

　　入番始涌维新血，

　　归国高吟救世歌。

　　百色沙场寒敌胆，

　　懋功战役揭贼窝。

　　缅怀军座千秋志，

　　一片丹心照岳河。

　
　　二、军中“小诸葛”

　　从广州起开始到红军两大主力懋功会师的十年间，何畏经历了百色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豫鄂皖反围剿斗争，从最初的红七军连长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最后走到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的位置。其间，身为士卒直接参加的战斗不计其数，参与指挥、协同指挥或直接指挥的战斗或战役也数以百计。何畏正是在这些战斗和战役中逐渐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他参与指挥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有着决定性的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和百丈战役(史称“雅邛战役”)以及率部实现的“懋功会师”，施展了他从容应对变化万千的敌我战争格局而运筹帷幄的韬略和过人的胆识，由此也为他奠定了军中“小诸葛”的军事地位。应当指出的是，在那个人才济济的红四方面军能获此殊荣的唯何畏一人。

　　在这里，笔者引来一些史载，实证何畏军中“小诸葛”并非空穴来风：

　　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作战勇猛，智谋过人，号称红四方面军“小诸葛”。

　　早期出版的李璜《共匪西军观察记》称：共军在老匪区，所编练的赤卫队、少先队为数也近两万，故红四军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笔者注）也共有能作战兵力六万人，而以何畏、王（应为王树声――笔者注）确能协助军方，对敌作战。故刘湘一就任剿匪总司令后，分五路出兵进剿。

　　《中华民国史事日记》载：1933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再败杨森军，占渠县。

　　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刊发了《蒋介石悬赏红军将领的赏格》：

　　（一）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详、陈昌浩等，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何畏军中之所以享有“小诸葛”之称，还在于他能够临危受命，排除艰难险阻，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出色地完成党和组织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关系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任务。红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首先想到担当此重任的人选便是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9军军长何畏。遂即任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横扫这一带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对此，曾长期担任张国焘警排长何福圣在其自传《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描述：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红9军军长何畏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迎接部队和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一座小桥上胜利会师。

　　三、多棱角的个性

　　多层面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何畏性格的复杂性。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当时中国军事院校最高学府--黄埔军校得到严格的军事专业培训以及后来权重一时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何畏个性的坚韧性直至于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某些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上表现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执己见。

　　关于何畏暴烈的性情,笔者从史书择其一二，从另一个侧面窥视这位红军将领的性格：

　　红9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当时的作战科长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也是牛脾气的周希汉不服气,当场和他顶了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红9军军长、独臂将军何畏尤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儿盖兵谏”足见何畏性格的刚烈无羁。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散会后,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

　　何畏不分情面，认死理，在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新近热播的电视到连续剧《强渡嘉陵江》中，有这样一段剧情：时任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和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上山打猎。许求猎心切，结果误杀了群众的一只狗。何畏十分不高兴，对许扔下这么一句：“你怎么杀死了老百姓的狗呢？”并把这事捅到张国焘那里，要求严肃处理。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那就是为友人、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铁肩担道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360页）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在延安，“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批判张国焘运动—笔者注）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

　　客观地说，何畏这些性格，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

　　又如，《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载之：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刘伯承）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决不会拿个人好恶、恩怨带到工作中去。对此，莫文骅将军在其《莫文骅回忆录》中回忆道：“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海南原隶属广东省--笔者注），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但是，何畏从大局出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何畏对党是胸襟怀坦白的，是有勇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评的勇气。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张国焘、周纯全等相继表了态。何畏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有位哲学家说过：播种一种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也许，正是何畏上述多棱角的性格，使他在延安党内发生争端之时，宁折不屈，最后痛苦地选择了离开，以致于酿成了后来令自己和后来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四、张国焘的心腹将领

　　关于张国焘与何畏之间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史书和资料，得出了下列两个结论：

　　张国焘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永垂史册。至于他作风专横跋扈、在党内拉山头、树亲信等，与其他的贡献相比，与他爱才、惜才、用才的智慧和韬略相比，这些永远是次要的。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也是靠自己的才干、忠诚、贡献直至流血负伤才到达他的人生辉煌：红四方面军显要将领。

　　大量史实表明：何畏是张国焘的爱将、心腹：

　　只要是考虑组织和人选安排问题，何畏必定进入张国焘的视线。在毛儿盖会上，在张国焘的力争下，中央也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政治局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同时还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又如，红四方军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第九军。此时，张又力举何畏任该军军长。

　　对于一些难办或别人不愿意办的事情，张国焘总是让何畏去办。丁森在其《评中文艺代表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对刘实在无奈，当即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去办。何二话不说，就把余抓了起来。

　　《强渡嘉陵江》电视剧披露了一个历史片段：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推进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对徐向前越来越不听指挥的行为深为不满，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

　　每当关键时刻，何畏总是坚定地站在张国焘这一边。对此，《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记录着历史的那一幕：……在懋功战役中负伤未痊愈的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坐着担架急匆匆地赶来总指挥部，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问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

　　何畏对张国焘的忠诚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忠诚换来了他们俩人的过从甚密：

　　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记载：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扬军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张国焘对何畏可谓关怀备至。何畏在懋功会师战役中负伤，而且伤势不轻，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是，张便安排何畏任红军大学政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202页）中回忆道：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五、脱离革命，留给人们的只是深深地遗憾与惋惜

　　大量的史料表明，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说背景独特，是因为他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之所以说背景深刻，是因为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以来，路线之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到达延安之后的“批张运动”又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这使何畏长时间深深地陷入迷惘与痛苦。

　　一个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信任或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同时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仅仅因为站错了队而遭遇了不再拥有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运：

　　对此，同样遭遇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国后曾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何福圣《带刀侍卫》）

　　其实，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并非何畏一人。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作了这样回忆：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于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大都不被信任。之后，他们自然流露出种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就连一贯以沉稳著称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为何畏鸣不平。蔡孟坚《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修订本）这样写道：……张国焘的妻子说：“还有一位何畏军长，他实在可惜了。何畏与李先念一样，都是国焘直接部属。此人勇敢善战，满身是伤，当国焘与我脱离延安后，老毛把何部队改编，将何送禁闭……后来释放，派他到前线工作，彼时一样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何畏走得愈远愈好。

　　在此期间，何畏还被迫背上一个天大的冤枉：在批张运动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学员反抗批张运动无限上纲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一书回忆了那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张运动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笔者注）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何畏与许世友不同，因为他有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又在厦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黄埔军校的军事专业的洗礼，遇到重大事情的心理反应不会轻易地情形于表。对此，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想来，何畏只能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了。可以料定，这段日子何畏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加上战伤病疾的折磨，其心灵上的负荷可想而知。

　　一个面对几倍于、十几倍于甚至几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指挥若定，面对反围剿、长征路上艰苦卓绝而信念坚定地走出来的红军将领，却在延安批张运动中陷入迷惘，却在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时候，选择了离开，离开了自己用心血、智慧参与打造的历经千锤百炼、无往而无胜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自己曾经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了曾经与自己肩并肩、生死与共的同志们、战友们。

　　在这里，笔者作了这样的假设：倘若当年不搞批张运动，批张不搞株连，倘若当年他能象应对长征路上艰苦卓绝那样泰然自若地面对那场批张运动，这将出现与他后来命运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红军将领由于选择了离开而使完全可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由此嘎然中止了。这使他曾经为之奋斗事业的后来人为之深深地惋惜。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能记载着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而言，历史，只能重温与借鉴。已经融入那个时代的何畏的命运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凝重的思考。

　　二00八年八月三十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