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民主”七十周年 习近平倡导协商民主

来源：王雅

　　今年恰逢“黄炎培周期率”诞生七十周年，大陆网站共识网甚至采访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解读“黄炎培周期率”。黄炎培七十年前问毛泽东何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以“民主”二字回答之。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恰恰在民主这一方面，中共饱受批评。历史当与现实结合解读方有意义。今天习近平高度重视政协左右，可能会将“协商民主”作为其治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核心，在这种时候再回顾“黄炎培周期率”，也重新有了以史鉴今的意义。

　　从协商建国到反右

　　在黄方毅的采访中，他表示在1945年，自己的父亲对延安抱有好感，称在延安，黄炎培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称在延安街上，当时黄炎培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委靡习气，黄炎培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黄炎培七十年前问毛泽东何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以“民主”二字回答之

　　正是抱着这份好感，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问一答被中国官方称为“窑洞对”，也被称作“黄炎培周期率”，被视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缘由之一。

　　虽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 ，但是实际上窑洞对后的30年中，中共在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的表现，无疑让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失望”，从“臭老九”到“引蛇出洞”，从“无产阶级专政”到“打倒帝修反”，以黄炎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建国后最初三十年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对中共曾经的错误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成立之时，当时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起到了临时人大的作用，制定了起到“建国纲领” 作用的共同纲领，对国歌、国旗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确定，可以说，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仍是践行了1945年对黄炎培“民主”的承诺，通过和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共和国成立的“基本要素”。也是现代史中高层政治中践行“协商民主”的代表案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

　　在“窑洞对”七十周年后，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习近平被在重新审视毛泽东当年对黄炎培“民主”的回答，以政协为切入点，以“协商民主”为关键词，开始一次新的中国式“政改”。习近平对于中共的政治协商制度、统战工作、协商民主是何态度，实际上在2014年9月曾一度引发过热议。当月，习近平在参加建国65周年大会时畅谈民主，被外界看做中共第五代在“民主”议题上的表态，尤其其中暗批西方国家的投票选举是“形式主义”。

　　仔细梳理习近平讲话可以发现，中南海虽然认为西方的选票政治有形式主义之嫌，但并不认为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民主情况感到满意，他们不会不知道人大、政协被民间称为“橡皮图章”、“政治花瓶”。当时就引起讨论，在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中共会否对协商民主进行“改革”、“重构”。

　　在当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表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在这个表态中，习认为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要真协商”，说明今天政协的工作中还是存在不应该、不实在、做样子、假协商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舆情中，习近平被赋予了基层做起、了解民情、务实的标签，说明他对于中国政治制度中民主问题的弊病并非一无所知。

　　当时多维新闻就认为，在习近平政协讲话中透露出两个明显的信号。第一是对中国民主制度框架的肯定，对西方选票民主存在形式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之言，更是将这种批评摆上台面。

　　第二个信号就是习近平或许已经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的根本区别。后者第一阶段的“选人”和第二阶段的“治理”是一体的，没有选举完成的“选人”就不能进入“治理”阶段；中国式民主则是具有明确的分野，“选人”采取的是选贤任能，可以通过选举投票完成，也可以通过其他诸如德才、实绩等作为标准来实现。习近平在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承认了选举投票的重要性，但是于中国而言，不是唯票论，强调的是治理阶段的民主，即协商民主。

　　标签有缺憾 实质需肯定

　　凭心而论，相较于标签感十足的“选举民主”、“三权分立”，“协商民主”必然无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更无法心系政改的右派学者对此动心。这是“协商民主”的天然缺憾，不过这个缺憾无法掩盖其实际上习近平政改路线图的“核心”这一事实。“有事商量着办”成为中共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新的切入点。

　　这种“商量着办”的心态是从1949年第一届新政协组建时延续下来，从2014年开始政协人事调整，到2015年2月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口中所说的“要真协商”，到规定政治局常委调研可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种种变化别后，都是这种心态具象体现。

　　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往往在新的时代得以萌发生机，抛开意识形态的禁锢，作为一个自我革新的政党，有危机感的中共和习近平，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也绝不会“守成”，必然会选择和经济一样的改革之路。只是这条路如何走下去，是一个问题。西方式的“三权分立”、“选举民主”从目前来看已经几无可能，反而是“协商民主”，犹如埋在历史土壤中七十年的青笋，再度有了遇风则长，破土成竹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