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收蒋介石4.5万美金为其独裁唱赞歌

作者：张鹤慈，旅澳学者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新华网：【国学大师胡适：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准确的说法是，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现在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而这件事的曝光，我查到的最早是在2011年，就是隐瞒了近60年。

蒋介石为什么要给胡适钱？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日记虽然写在1958年5月10日，不能说当时蒋介石就是已经认为胡适是“不送钱就反腔”和“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

但我们可以从蒋介石给胡适钱的时间看，蒋介石想要胡适为他做什么，和胡适为蒋介石做了什么。

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一共是4.5万美元。

蒋介石最先给的第一笔钱是1951年5月。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情治人员就闯入《自由中国》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可以说第一笔钱并不是为了《自由中国》事件，但雷震，蒋廷黻、顾孟余、傅斯年和胡适等的活动，如组党等早经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因此蒋介石秘密给胡适钱，当然不是出于友谊，而是政治需要。

1951年8月15日，胡适致函雷震，对军事机关干涉台湾言论自由表示不满，他在信中说：“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滑稽，也最无耻的声明，《自由中国》又不是蒋介石政府的刊物，发行人也不是蒋介石给的官衔；抗议政府的干涉应该是坚守岗位。发行人不是蒋介石给的，在蒋介石打压《自由中国》的同时，辞去发行人就是釜底抽薪，临阵脱逃，就是配合蒋介石打压《自由中国》。如果胡适真的是想“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把蒋介石送的5000美金摔到蒋介石脸上，这才是有骨气的抗议。等雷震判刑十年，胡适为什么不辞去蒋介石给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表示抗议？

给的第二笔钱是在1952年6月19日。这笔钱蒋介石花得很值。1952年11月19日胡适在回台湾的公开演讲中说道：“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聂华苓的评论是：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胡适拿了蒋介石的钱，告诉《自由中国》的同仁：“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1953年2月5日给的第三笔钱就已经和吴国桢有关了。吴国桢已经和蒋经国闹翻。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夫妇得到邀请前赴美国讲学开会，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吴的老父与次子吴修潢却不能同行，必须留在台湾作人质。

1953年7月17日、1954年5月1日、1954年9月3日、1954年12月6日，钱给的突然密集，一共是两万美金。蒋介石这些钱花得也很值。

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1954年8月3日胡适去信谴责吴国桢，8月16日，胡适在美国《新领袖》杂志以英文发表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

当年台湾最大的政治冲突就在于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的建立。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清除了国民党的派系。能够去台湾的多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有了独裁的本钱，而在俄国十几年的蒋经国，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下决心学俄国的特务治国。

朝鲜战争后蒋介石知美必须依靠他，不需要民主倾向的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装门面，也为给传位儿子清除绊脚石整肃老臣；雷吴孙都是因和推行特务统治的蒋经国水火不容被整肃，胡适为蒋家王朝擦鞋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帮蒋迫害。公开拿钱是御用文人，秘密拿钱是雇用打手。

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独揽大权，骄横跋扈，动辄以蒋氏政权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而胡适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蒋经国辩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在政界，他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他确切的位置是他父亲忠实的听差；在军界，他不受欢迎，而且也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胡适这番对蒋经国的吹捧迹近肉麻，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事情的发展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对他形成了绝妙的讽刺，因为，后来的结果表明，吴国桢说得对，蒋经国顺利地接了蒋介石的班，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当家人”。胡适这番话不仅没能驳倒吴国桢，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蒋介石给胡适钱，如果是公开的给，也不算什么大事，问题就在于是秘密。如果蒋介石给胡适一个什么顾问，委员，高参，再以工资，车马费，补助给胡适钱，胡适最多被责备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而蒋介石不给胡适一个名分，秘密地给钱，就是雇用一个披着独立知识分子的外衣的打手。

胡适对日记有异于常人的喜好，出版过胡适日记全集共10册。而胡适对拿了4.5万美金的事一字不提，国民党也严格保守秘密。蒋介石和胡适的黑金交易，是最近才曝光的。如果当时雷震等知道胡适秘密地从蒋介石那里拿钱，如果吴国桢知道当时胡适说台湾多自由时，是从蒋介石那里秘密拿钱。可以想象得出来会是什么境况？

反常的是，蒋介石秘密给胡适4.5万美金，隐瞒了半个多世纪后被曝光，竟然无人写文章研究，只看到几个不知名的人物用胡适的经济困难给洗地的；这么多搞胡适研究的学者，这么对推崇胡适的公知，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被揭露，怎么都没声音了？

公知编造的胡适死后只有125美元被成千上万地转发，骗子和痞子在能够横行是今天中国的悲剧。胡适死前一年的话：“我准备一点钱给我的太太身后用的，这些钱足够她身后的费用。我只有七八千块的美金是交给高宗武给我经营从来没有结过账……”胡适如只留下125美金，让他的太太办丧事都不够，还能够够养老？胡适遗嘱指定4个朋友负责他遗产。如果胡适真的死后只剩下125美金，还不够给写遗嘱的手续费和律师费。

胡适日记出版了十本，而胡适对蒋介石从1951年到1954年9次给的4.5万美金一字不提，不只是说明胡适的日记是为了出版给别人看的自我宣传，可信度存疑，也说明给钱的事胡适是多怕别人知道，日记是受法律保护的，胡适也不敢写在日记里。

胡适诞辰120周年：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徐百柯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3天后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华人世界纪念活动不少，大陆则早在4月就举办过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胡适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习惯以常识和常情对常人发言，他不主张一个激烈对抗的社会。今天纪念胡适，在他身上众多的可取之处中，这是尤其珍贵的一点。

　　胡适曾作《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申说自己“偏袒自由民主潮流”的基本立场。他指出：“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我们今天也常引用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但不妨看看，60多年前胡适概括得多么平常浅近而又切中实质——有人味。我们批评今日社会戾气太重，常出现撕裂社会和隔断阶层的言论甚至行为，无非是想说，这个社会有时显得没人味。我们批评今日社会官本位太盛，其实也是觉得，这个社会少了些人味。我们批评和抱怨的许多东西，胡适已经点明，缺人味。

　　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如胡适所言，我们不能不感觉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

　　在胡适那个年代，他常感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今日我们面临的环境，又何尝不是如此？小到微博、论坛上的意气用事，中到知识界党同伐异的左右之争，大到国家发展路径与政治文明进展的议程设定，是不是都可以按照是否实现了宽容，是否“有人味”、“以人为本”来评判衡量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容忍与自由》是胡适另一名篇。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胡适说，总相信自己是对的，深信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和对异己的摧残，都来源于此。这种“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举目四望，不宽容确实正在毒化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仅举一例：许多场合，体制内外的人相互视若寇仇，完全谈不上“同情之理解”，似乎人与人之间已无法沟通。实际上，胡适在这一点上曾有过示范。1933年，他被盛邀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他的朋友如傅斯年等纷纷入阁。但胡适婉言拒绝了：“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所谓诤臣、诤友，便是政府和知识分子间相互宽容的良性结果。这里面，透出的是人味而非官味。

　　曾有研究胡适的学者指出：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关心自己与群体命运和将来的当代人，通过理解胡适，可以建立现实批判反思的基本能力，从而找寻可供抉择的方向。

　　运用批判反思的能力，塑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真正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想，这本身就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以两句话结尾并纪念胡适先生。一句是他自己说的：“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另一句是他的研究者概括的：容忍异己，不要“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始能向和平改革的道路前进，造就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