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3省危机来临 “三拼”失灵

王雅

　　东北正在面临危机！当2014年大陆各省GDP增长数据出炉之后，各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此前媒体不仅爆出占中国内陆油田总产量近四分之一的大庆油田将减产150万吨，而且一篇《经济学人》一篇《东北地区经济：重返严寒》将东三省的问题摆在了台面。事实也的确如此，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在中国31省份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排行后五。它们6%的增速比全国增速低1.4个百分点。更严重的是，它们10月工业产出年同比增长仅为0.5%，远远低于国家平均值7.7%。更为严重的是，拥有1,1000万人口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正在经历严峻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在几十年的艰难时期后，最近东北地区似乎要经历重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落后是否仅是一个阶段，即一个从重工业基地转向现代生产和东北亚贸易中心的过渡阶段；还是它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东北三省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共和国长子”成为“改革失意者”？

　　偏安一隅 至关重要

　　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狭义上指由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三省构成的区域，广义上则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旧为东三省管辖之内蒙古东四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通辽市）在内。土地面积为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2010年GDP总量33367亿元，占中国全国的8.38%，人口1.2亿，占中国全国总人口的9.18%。

陆昊能否重振东北的经济？

　　东北地区在久远的中原王朝主导中国的时代并没有留下独特的烙印，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来说，东北不仅意味着野蛮的少数民族，塞外的苦寒也成为它远离政治中心的理由，仅仅能成为一个罪犯的流放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44年清军入关，东北作为满族人的“龙兴之地”也经历长达百余年的“闭关”。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民族封禁政策，以致造成东北大量的无人区。干隆皇帝曾发布谕令，明确规定东北土地禁止耕种采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骑射围猎的风俗。自该道谕令开始，封禁东北正式纳入国家法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饥荒造成大量山东、河南等地农民“闯关东”，进入东北，开垦荒地。富庶的黑土地为东北枭雄逐鹿天下提供了保障。“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北洋时期的重要军阀头目。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国取得东三省控制权，后扶植清末代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作为全面侵华的战略第一步。满洲国成立后，成为了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45年，东北地区工业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本土，达到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铁路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大小城市连成一片，成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绵长工业区”，而沈阳铁西区则被誉为“东方鲁尔”。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由于中国和日本都已基本被二战摧毁，偏安一方的满洲国其工业规模超越日本跃居亚洲第一。这都足以证明东三省的经济基础和潜力。而中共起家的资本，也是林彪率领四野从东北一路南下打到广东而奠定的。

　　1949-1984：“长子”时代

　　从1949年之后，东北地区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至1984年。早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也最高。经济层面，因为当时中国面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因此为了保证当时被视为国家基础的重工业的安全，同时又毗邻盟友苏联、朝鲜，尤其在苏联援华时期占据地利，1953年5月15日，经过中苏双方的协商，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重点项目工程。在这些重点项目中，东北地区实施的共有15项，这使得东北地区的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造纸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因此出于战略考虑，中国大部分的重工业都前往东北地区。1950年3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视察了辽宁，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建设，东北条件比全国要好，把敌人赶走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已经转入到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搞好东北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给全国出专家。”随后的1950-至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有一半多投到了东北地区。大庆油田、长春一汽一大批企业崛起，东北成为中国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当时辽宁省的机床占全国的11%，吉林省的汽车占全国的11.5%，黑龙江省的大型火电和水电装备分别占全国市场的33%和50%，东北三省的输变电设备占全国的40%，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直到2001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增加值仍然是4682.6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1.0%。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10955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4908家。

　　不仅如此，在科教方面，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国防大学也吸纳了大批高官子弟。城市建设和农业方面，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52.1%。最为关键的是农业层面，资料显示，1962年到1977年间，东北三省的食用油产量是全国食用油产量的44%至57%。1978年黑龙江GDP全国前十，远超浙江福建；1979年辽宁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在1949到1984年这35年中，东北在国家建设最为需要的农业和工业两大产业中，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共和国长子”之名由此而得。经济的繁荣奠定了政治的基础，“东北王”高岗一度欲代刘少奇而自理，很大一部分来自东北给其的底气。

　　1984——2003：不破不立 朱镕基打破东三省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到2003年之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北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的结果。大型国企云集的地区会受到最大冲击，船大难掉头。祖孙三代铁饭碗，一朝下岗自谋生路， 对人，对企业，对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颠覆要远大于其他地区。

　　当时东北三省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扶持下的大型重工业企业面严重的生产力低下和三角债。生产力低下，人浮于事，大锅饭是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政府包办企业一切，企业包办职工一切的形式，完全偏离生产力需求。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在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産的动机；结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此番不谈，当时最让中央政府和朱镕基头疼的就是东三省的“三角债”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辽宁的三角债为45亿元，黑龙江和吉林为60亿元，江苏则更突破了100亿元。据银行的托收承付款统计，到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1085亿元，再加上一些没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数额远远超过了政策的商业信用范围。当时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因“三角债”拖累，被迫熄火停产，走投无路的厂长接连两次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发了告急电报。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因“三角债”搞得帐无存钱，库存无煤，公司只好在20万职工中发动集资解困，总经理李华忠在集资大会上含泪鞠躬，久久不起。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国有企业开始脱离政府而独立生存。在1995年朱镕基上台之后，中央政府“壮士断臂”之心更显，而东北就成为了那条要被砍掉的“胳膊”。当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此举被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甚至写“万言书”控诉朱镕基为国有经济的“败家子”。但这并没有阻挡改革进程。到1998年，中央企业也开始进行非国有化改革。此外，政府还同时启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优质资产剥离后重组上市……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当时全国国企改革3000万下岗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东北工人。失业率飙升，群众抗议蔓延，也为东北成为中国治安状况低于全国。

　　2003-2012：黄金十年

　　第三阶段是2003至2012，被称为“黄金十年”。在经理改革的“阵痛”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鉴于此，政府在2003年作出回应，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该理念是将国有工厂转变为精益生产的现代实体；鼓励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培养新产业，拓宽经济领域，如发展旅游业及计算机产业。从增长数字来看，政府达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上述政策的落实为东北发展注入了活力。据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统计，10年间(2003~2012年)，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年均增速分别为12.8%、13.8%和11.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2013年前三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同比增长8.7%、8.8%和8.4%，同期全国增速为7.7%。2008年到2012年期间，它12.4%的平均增长速度，比国家高了近三个百分点，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但是盛世之下必有隐忧，正是东北的“黄金十年”掩盖了顽固的体制和机制性矛盾。从2013年以后，东三省地区就真正迎来了“危机”。尤其是传统的第一、二产业的过于强大，造成第三产业比例失调。虽然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已经日臻平衡，服务员所占GDP份额已经超过制造业，而东北地区却是背道而驰。2013年制造业所占地区GDP比例达到50%，高于10年前的47%，而服务员所占比例下降——这与振兴规划所号召的截然相反。更引人注目的是，2013东北地区投资占GDP的65%，几乎是十年前的2倍。国家平均水平是略低于50%。根据吉林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省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1.6：52.8：3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57.5%和37.5%。能源结构偏大亦是困扰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问题，2014年前三季度，能源工业占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高达56.2%。

　　拼投资、拼能源、拼土地，东北依靠这“三拼”赢得了两位数的十年增长，但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三拼”就不灵了。这已成为东北三省政府和企业界的共识。东三省常年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东北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集中显现，造成目前的“寒冬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末东三省的复苏除了政策扶持外，国企破产产生的大量下岗工人为复兴提供了人口红利，今天东三省连“人”的资本也逐渐丢失。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东三省是全国生育水平最低的三个省，总和生育率为0.74至0.76，除了人口净流出外，东北的总和生育率超低。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仅为世代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种种问题集中爆发后的一个结果就是，2013年，辽、吉、黑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位于后10名，其中黑龙江位列倒数第三。2014年前三季度，这种情况继续恶化，黑龙江以5.2%的经济增速垫底，辽宁经济增速也继续收窄为6.2%，而这两省年初定下的目标分别是8.5%和9%。

　　危难之时更需“勇将”

　　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曾经担任过辽宁省委书记，在他主政之下，东三省能不能“二度复兴”给外界留下了遐想空间。本届中共高层主打“新常态”，允许地方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框架下放低经济增速。但是并不意味着将经济成绩单完全跑到脑后。尤其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哪个省份能够“品尝”国家战略蛋糕，就要看该省对经济新常态的适应程度。东部沿海地区和转型升级较快的省份，毫无疑问能分得更多蛋糕；而区位条件差，经济结构落后，转型升级未有实质成效的省份，就很难如意啃到甜美的蛋糕--东三省便属于后者，“区域性坍塌”成为外界对这一状态的形容。

　　为解决东北发展难题，时隔5年国务院再次出手。今年7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并提出了“振兴东北要依靠国家支持，但最终还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的指示，一周后，国务院便出台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意见》共分十一个方面、35条政策措施。第一方面就是“着力激发市场活力”，提出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发展活力。《意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进一步简政放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直指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市场化不足这一痼疾。此外，《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中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等要求。与此前多个振兴方案比，2014版规划显然更重视激发东三省的改革创新：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通过央企、国企改革消解国有经济弊病，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驱动力等。虽然方案不乏给钱给项目给政策。

　　危难之时更需“勇将”。在中国政策导向的经济环境中，一个地区的经济能否蓬勃，省长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东三省位置最北，问题也最严重的黑龙江，就在十八大后来了一个“干将”型的省长——曾任团中央书记的陆昊。他28岁出任北京国有企业“北京清河制呢厂”一把手，32岁当选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尤其是他在十八大上成为中央委员，这位年仅37岁的北大才子一再打破中国政坛的年龄记录。在这其中，他个人极强的工作能力是助力他青云直上的关键因素。无论是面对“北京清河制呢厂”面临亏损的局面，还是在首都任职时遇到的各种阻碍，陆昊表现出和他的年纪并不相符的“强悍”，迎难而上一一化解。

　　陆昊外放黑龙江，成为今天地方省部级官员中最为年轻者。看似风光无限，实际这个职位并不好做，或许这才是中央为何选择陆前去该地的原因。推动黑俄经贸合作、项目立省，这是陆昊主政后的首个施政纲领。以对俄贸易为突破口，打造黑龙江的第二产业升级版，以项目立省，狠抓经济，以后发赶超的姿态，陆昊试图用产业项目引领老工业基地实现“逆袭”。

　　但说易行难，“逆袭”何曾简单，一些舆论认为，黑龙江增速骤降或许与缺乏地方主政经验的陆昊存在一定关联，也让被认为此案例印证了外界对团派欠缺政治能力和经验的印象。正如前文所说，黑龙江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全怪陆昊，一方面与黑龙江呈现相似场景的还有山西、河北等资源大省，以及广东、江苏等发展层级较高的大省，其中部分县市甚至出现了零增长。而这种景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十八大后主政者主动进行的经济结构和战略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如黑龙江、山西等长期依赖资源或国企的大省也就骤然迎来了政策的调控，短时间难以适应并非意外。此外吉林的巴音朝鲁，辽宁王珉都面临同样的危机。东北此轮能否挺过经济的“寒冬”，只看三省主政者在2015年的谋局手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