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知”的错误定义是一场闹剧

作者：牛白羽

20:56 “公知”，顾名思义，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查其出处，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推出的一个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的“Public Intellectual”。“政右经左工作室”自2005年起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此活动声称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由此可见，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公知”还基本是个正面概念，有不少知名学者还乐意被冠以“公知”的称号。

但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公知”便被迅速蒙上了负面色彩，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被广泛认为是持有极右价值观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统称。2012年11月27日，搜狐专题《是谁搞臭了“公知”》认为，列举了公知群体的几大缺点，认为公知有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恶意贬低对手，表面为公民代言，私下占尽体制的利益和便宜，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更换体制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等。

官媒《人民日报》也差不多在同期发表评论称：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实名、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因其粉丝众多，几句话就可能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从此之后，“公知”形象急速恶化，尽管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针砭时弊，对社会净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少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和体制的盲目逆反，对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加辨别的盲从，甚至故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受到广泛诟病，“公知”这个词被人们有意无意的扩展为整到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民间和政府话语体系中，“公知”俨然成为了一个负面词汇，知识分子对“公知”称谓避之犹恐不及，同样也属“公知”的民间左派和不少官僚阶层，对“公知”更是充满政治仇恨和鄙视态度。

很少有人认识到，将公共知识分子称为“公知”本来就是一场闹剧。“公知”的称谓以及对“公知”的错误认识，最少有以下几个内设性扭曲逻辑不能让人信服。首先从知识分子中划出“公知”这个群体，就意味著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体制内外两个群体，对“公知”的污名化行为，就意味著体制外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经过“有罪推定”的败类，而体制内的所有知识分子则都是有良心的群体。这种以体制划分内外、界定良心的方式，本来就没有任何道理，当然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其次，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其公共价值，如果知识分子不关注公共事务，而是像商人那样只关注于私人投资收益，或者像农民那样只关注于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或者像门客一样成为某个政客的私宠，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悲剧。在媒体平台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公知”，价值观林林总总，有左、右极端的声音，也有温和或诚恳的建议和批评，还有些人不过是发一些牢骚，提出一些朴素的看法，根本就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对公知的认识却将这些人都狭隘的界定为观点极“右”的一群，这样的认识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公知被污名化，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绝对是一场悲剧，但对执政者来说，却是一个夹杂著表面短期利好与潜在的长远风险的严肃问题。所谓短期利好，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和话语权争夺上，官方公信力一直处于劣势，“公知”被污名化后失去发声机会和公共信任，就等于增强了官方话语体系在舆论场的争夺能力；所谓长远风险，是因为绝大部分“公知”出于善意的批评建议，不仅对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还是现代多元政治社会的一个特质。如果知识分子被冠以被污名化了的“公知”的名号，人人自危，不仅对公共政策纠偏不利，对社会进步整体而言，也不会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