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毛泽东时代干部的严重腐败

送交者: 烹小鲜

当今社会腐败横行，让不少民众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毛泽东时代没这么多的腐败”，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

　　改革开放前，即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这么多的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在史实面前必然一溃千里。

　　【一】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二】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 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 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 ，“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详细]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与当今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掠夺贫困之家，后者则是抢劫“小康”之宅。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明君思维”要不得，没有独立、民主的监督机制，再好的“明君”，也无法根治贪腐横行，毛泽东时代反不尽的贪腐，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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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

第一，说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有大量的以权谋私，即腐败问题

第二，今天的腐败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那套政权，是缺乏监督，缺乏法制，缺乏自由的

看今天欧美国家，尤其是北欧几个国家腐败治理得非常好的国家，大多都是司法独立，法制健全，三权分立 ，新闻自由监督等等落实得比较好的。
而这些也是现代宪政国家的标志

毛泽东没有建立这样性质的政权，党的主席一个人权力极大，让谁生谁就生，让谁死谁就死。天下万民臣服。这样的政权实质为封建皇权。所以毛泽东时代产生腐败，是很正常的

而现在的政治制度构架和体制机制，基本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内容，所以现在的社会也抵抗不了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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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难理解，让我告诉原因吧

第一，毛泽东认为搞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复辟，所以毛时代，没有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刺激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些手段。也将大量资本家，甚至是小个体户，包产到户者统统消灭了。

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不挣钱，不喜欢钱，不崇尚金钱，不主张个人致富的氛围和观念。

这样表面上看似乎贪污腐败不严重。但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整个社会严重缺乏向前发展的动力。因为干多干少都一样。大家公平地贫穷下去。所以广大农民吃不饱，广大市民严重缺乏物资供应，什么都要凭票供应。

第二，毛泽东时代的腐败表现形式和现在不一样。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主要体现在以权谋私。原文中已经体现得很清楚。

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批评干部脱离群众，说干部有小汽车，吃小灶，等等

可是他本人呢，他的事解释得清楚吗，他的巨额稿费，可以随意开支给亲属用，

他出行时的专列，专机，他的住房面积，他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人事任免，可以不经组织程序。他一个人发动文革，政治局常委都反对，唯独他要搞，就搞得成

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在香山有专门的菜园，特供给高级官员。

还有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利用权力奸污女性，

这都是用权力在谋私利。

只要用权力在谋私利，都是腐败

现在腐败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所以我们要改革，

指望回到过去的时代，就可以惩治腐败是根本不可能的

“何况毛泽东本人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腐败，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出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卜伟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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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恰恰是制度不健全，司法不独立，司法腐败严重

举个例子。一个局长已经贪污了一千万，但他给能决定他命运的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各送了两百万，这样，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就可以打招呼，不能查他，公检法司归政法委管，也可以因为政法委领导的一句话，而让这样的贪污份子逍遥法外

领导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命运，这就有了腐败的空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文革根本就是南辕北折，是彻底 失败了的。

明朝时，朱元璋为了反腐败，可以让老百姓直接把贪官抓到京城来受审。毛泽东的办法有点模仿朱元璋，但明朝的贪官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

封建社会的官僚体制本身是根结。

毛泽东也是同样的境遇，毛泽东是这个官僚体制的创建者，也是这个官僚体制的破坏者，也是官僚体制的维护者。

怎么样解决改革开放三十年，腐败愈演愈烈的问题

办法只有一个，深化改革。

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审计独立。人大监督政府。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监督，让腐败份子无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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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愚众总是把毛主席当成大救星，认为皇帝反腐败，就能成功。

皇帝反腐败，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皇帝一个人，如何监督几百万党员，上千万名干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一个人三头六臂，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第二，皇帝反腐败，遇到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喝令：拉出去砍了。

可是这就是置法律法规条例于不顾，置公检法司这些机关于不顾。

形成了典型的人治社会。

领导的权大于法，领导的话就是必须要贯彻落实的真理，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造成了这个社会谁都可以不遵守规矩，只要搞定了领导，就搞定了一切

这个腐败干部，贪污了一百万，该判邢多少年，贪污了两百万，该判多少年，哪些够得上死刑，这些都是应该由制度来说话，而不是领导一句话

如果我是被人陷害的，被人诬陷的，怎么办？因为没有法庭公开的指控和辩护，领导说了，必须得杀掉你。所以一个干部往往就这样被冤死了。

第三，如果这个皇帝有私心怎么办？他想袒护的人，不管犯了多少错，都没事，他想整的人， 有没有错，他都要喝令拉出去砍了。

别跟我说，毛主席没有私心。毛奴根本不了解毛本人，只是通过电视报纸上宣传的毛的伟大，可是电视报纸都归宣传部管，宣传部归毛泽东管。所以，这也就是典型的下级拍上级的马屁的行为，这些话信不得

第四，没有制度，没有法制，毛泽东去世后该怎么办？把一个政权的纯洁廉洁程度，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希望寄托在一人人的道德品质和身体健康上，本身 就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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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只会转贴2012　回复日期：2012-07-18 11:21:38　 回复

现在这种“恐毛症”已经遗传给了下一代，才会有那么多年青人睁眼不看事实，仍旧把毛当“伟人”。
“恐毛症”还派生出了“软骨病”：当面吹捧，背后抵毁；遇强逆来顺受，遇弱落井下石；对上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对下趾高气扬，疾言厉色……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在国外比较容易被偷被抢被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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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原因，第一，毛泽东公开搞阳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整人整到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再比如，毛泽东建国前搞土改，对农民说，分你地，你来参军打蒋介石吧。

建国后又收回了土地

毛泽东56年公开号召知识份子提意见，57年反右，把提意见的知识份子都打成右派

一个国家的领袖都可以不讲诚信，愚弄大众，忽悠百姓，

你能指望这个国家是讲诚信的国家，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广大群众是讲诚信的？

第二，毛泽东刚建国时曾要求，全国各大小机关，单位，企业，职工都不能批评一把手，不能批评党委书记。

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一把手权力过大，在单位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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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蚌埠朋友 时间：2012-07-19 09:15:06

毛泽东在毛粪眼里是神不是人，在正义中国人眼里是纳粹是邪魔，毛泽东是中国时代的专制者，是反人民的。

第一
毛泽东复辟封建正义，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废除君权，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二十多年的执政中，封建专制被消灭取而代之是共和，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实行的不再是民主而是专制，打倒和破坏一切民主思想，他的语录遍中国，让老百姓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封建王朝对皇帝的尊称，典型封建主义，古代的皇帝要求老百姓衷心也没有到达跳忠字舞的地步，毛泽东的权利大于古代封建皇帝，古代谏臣谏言很少被杀的，毛泽东时代却数不胜数，彭德怀为首的老帅们被直接或间接杀死，毛泽东大搞文字狱，屠害生灵。
封建皇帝为国分忧，建立天坛地坛，对上苍三跪九拜，为来年祈福，皇帝之心感天动地，当地方受灾，皇帝免租税，放府库救灾，毛泽东呢？为个人利益抢民口粮，这样的暴徒纪念他何用，饿死几千万，他家人饿死了吗？古代很多皇帝比他干的好尚且有罪己书，毛皇帝却没有，莫非毛粪认为其真是神。

第二
破坏中华民族的根，我们的民族何来，不是树老丫部结的也不是石头崩的，我们是血脉相传，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历史，中国在清朝以前都是世界文明中心，并非我们民族思想落后。毛泽东骂孔子是孔老二，你何德何能，你挖黄帝陵，坏孔庙，掘先人墓，你是什么东西，你认洋人为爹的行径，已非我族，毛泽东你地地道道不带绿卡的外国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呢，不过个人认为更像俄国人，就凭他去给斯大林祝寿尊敬程度来说。

第三
毛泽东形象的虚伪性，毛泽东是个美化了的形象，所谓高大也是造假毛泽东也就170是个小个子，毛泽东所谓的简朴是他控制的宣传机构宣传的结果，这能信吗，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广州南湖、庐山别墅等等奢华的一塌糊涂，把毛泽东勤俭的伪纱撕的一干二净，一个地地道道封建土皇帝展现在人民面前。

第四
毛泽东的贪天之功，毛粪们把建国后所谓的世界四十六个第一称为毛泽东的功劳，看看吧，什么一穷二白，难道穷的过战后日本，什么两弹一星，那是三钱的功劳，人家可是国民党培养的人才，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活着时候，我们被当家，就如朝鲜人拥护金家，若干年前伊拉克人拥护的那个倒霉蛋。毛粪们你们知道吗？创造历史的应该是人民，俄国总统说得好，“人民创造了历史，而非斯大林”。在中国应该也是人民创造的而非毛泽东。

毛粪以现在的某些社会问题攻击现在的社会，是泯灭人性的表现，是是非不分的表现，是极端纳粹思想的表现，是小农思想的表现。我们赞美现在的生活，虽然面临高房价、高物价、各种不公、腐败问题，但它也朝好的方面发展，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反对大锅饭、反对饥饿、反对文字狱、反对专制、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搞权术政治斗争、更反对我们饿着肚子，把粮食给其它国家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最爱干的事，所以外国人都喜欢毛泽东，谁不喜欢呢？如果哪个国家总统给我们中国每人发一辆宝马车，我们保险在他死的时候隆重纪念的。

我个人反对被毛粪们代表说毛主席万岁，如果毛粪们再说我们中国人都爱戴毛主席，我希望你把“们”去掉，把“中国”去掉，否则我也会骂脏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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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天上网不看报 时间：2012-07-19 13:59:43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

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 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