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当正定县委书记，带领穷县两年翻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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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小组按

　　1984年6月17日，31岁的县委书记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二版刊发的通讯《正定翻身记》中。

　　《正定翻身记》原文5300多字，人民日报当年刊用2100多字。这里刊登的全文版,首次披露习近平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执政为民的许多细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正定改革，有血有肉有精神，如今仍然给人启迪、催人奋发。了解习近平当年的远见和作为，便不难理解，今天他夙夜在公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由作者赵德润授权学习小组独家刊发，任何媒体转载务必注明出处。赵德润，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等职。

　　正定翻身记

　　七十年代初，河北省正定县曾以我国北方第一个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从那时起，它被一步步“逼上粮山”，成了闻名全国的高产穷县。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背了十几年。最近，记者访问这里，强烈地感到：高产穷县已成历史，商品生产正推动全县城乡大踏步向高产富县迈进。县委书记习近平高兴地对记者说：“依托城市，引进智力，加速‘两个转化’的新战略，使我们扭转了多年的被动局面，也给正定带来了新的起飞。”

　　“高产穷县”得救了

　　1981年秋天，胡耀邦同志到河北视察时指出：单算粮食生产不行，要搞多种经营，算全面账，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我国广大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而正定一直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每到夏秋季节，正定的粮食作物照例是第一流的长势，第一流的收成。年终一算账，人均收入总是在百元以下。

　　高产为什么和贫穷跑到一块？记者曾对正定的经济做过一次调查：从1971年到1980年，这个县片面追求粮食高产，一面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一面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结果，粮食亩产过“长江”、超千斤，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却逐年下降。许多生产队每年的纯收入不足社员分配的实物占款，只好靠贷款分配现金。全县有一半左右的生产队还不清当年贷款，以累欠维持再生产。到1980年底，全县生产队累欠贷款达755万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高产县”竟然缺粮吃，不少农民到外县买高价粮煳口。

　　直到两年前，正定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省里一个经济部门准备投资在正定建一座化工厂，居然遭到拒绝。理由很简单：建工厂就要占地，一亩地就是一千斤粮食呀！结果财神爷让别人请走了。

　　两年后的今天，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迫使你改变成见，刮目相看。翻开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正定县近两年经济发展出现了惊人的高速度：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2.7亿元，比1981年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5.3%；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373元，比1981年增长75％。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正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农村走一走，更加令人兴奋。田野上难得看到多少人在劳动，村子里随风飘荡着机器的轰鸣声。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都投入工副业生产。原来的队部、仓库和饲养棚大都被专业户和联合体租用了，安上机器，变成了企业；许多农家小院也搭起席棚，办起家庭工厂。县里的同志说，近两年，商品生产的闸门一开，各种专业户和联合体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到今年第一季度，全县专业户发展到3万多个，联合体发展到3000多个。目前，仍是大发展的势头。

　　商品生产神话般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许多农家第一年创业，还清旧债;第二年就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式家具。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数十户，看到农民普遍丰衣足食，许多农家添置了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商品，有的人还骑上了摩托车。

　　正定人过去忌讳谈论“高产穷县”。原因是一部分干部放不下“粮食高产县”的架子，不愿承认“左”的影响；广大农民则心里有气：年年粮食丰收，年年缺吃少穿，到头来落一顶高产穷县的帽子，多丧气！如今，他们投身到农村变革的洪流中，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便开诚布公地和你讨论“高产穷县”的教训，探索正定经济起飞的路子。一些农民反映，没想到两年时间领导就把高产穷县的一盘死棋走活了。县里的干部则说，是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帮我们打开了思路。过去单一经济，路子越走越窄；现在，我们学会从自己的优势出发，同城市做买卖，请专家出主意，路子越走越宽了。

　　“二十字经”显神通

　　清晨，在正定县通往石家庄市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拖拉机、马车满载着建筑材料、各种零配件和农副产品，川流不息地涌向市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的业务员也忙着进城了解商品信息，洽谈各种生意。依托城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给这个县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正定南部、西部均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加之2条铁路、4条公路连贯市县，交通十分便利。但是，对这个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过去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在不少人眼里，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进城做工、经商是“不务正业”。人们懂得了高产穷县的根源在于商品生产不发达的道理，后悔不迭：人均一亩耕地的平原县不发展工副业怎么能富？偌大的省会就在眼前，靠城不会“吃城”岂不是傻瓜！

　　这两年，正定人学精了。县里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的政策是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从前年下半年起，正定开展了大规模县情调查，并根据毗邻城市又不属于城市郊区的特点，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学会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力、资源的优势，去叩城市经济的大门。在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一套依托城市的对策，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些成功经验在群众中被称为“二十字经”。

　　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三个乡，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二十字经”首先发展起来，被称为商品生产的模范乡。记者在这一带采访时，欣喜地看到，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工厂比比皆是，各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模范乡果然名不虚传。这里有与城市联营或协作生产的化工原料、机械配件；有直接为城市服务的服装、家具、牛奶、肉食、食用菌、花卉等产品；也有家用电器修理、书画装裱、风味小吃等服务项目。这些项目方便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同时使城里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农村，流到农民手里。去年，这3个乡从事商品生产和到市里做工的农民，都占到劳力总数的60％左右，总收入都超过了1000万元。

　　模范乡不过是捷足先登，全县其他地区也各有自己的特色。无论乡镇企业，还是家庭工厂，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很注意避开城市经济的锋芒，在大企业的缝隙中发展自己。县委研究室的同志称之为缝隙经济。他们说，缝隙经济说白了就是“钻空子”经济，你城市缺什么，我就补什么。这不仅包括擀面杖、条帚、拖把之类的普通日用商品，也包括一些在城市不好安排的高级化工产品。我们在联合化工厂看到一种叫无毒脱炭净化剂的产品，原来因生产场地不好安排未能生产；正定县“移花接木”，拿来我用，很快抱上了“金娃娃”，去年获纯利四十多万元。

　　正定镇内有一座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大佛寺，早就闻名中外。过去交通不便，又缺乏服务设施，游人寥寥。自从和石家庄市挂起钩来，正定县积极筹措资金，维修古塔，开辟园林，增加各种服务设施，加速大佛寺旅游区建设，为城市人民提供了节假日游览和休息的地方。今年春天，市里开辟一条汽车线，每半小时向大佛寺发一次车，车车客满。游人花钱买雅兴，正定从中做生意。

　　在与石家庄打交道的同时，正定依托城市的战略逐步面向全国，北至京、津，南至广州，同许多大中城市发展经济协作。去年，正定县听说深圳发展旅游业需要坐骑，立即选良马、雕金鞍，配上马夫送到深圳。经济上增加一笔收入自不必说，派去的人在特区了解到不少经济信息。

　　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正定县，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等专家学者的大名，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聘成为正定经济发展的顾问。县委书记习近平把这些专家比作“大树”，他说：“我们当然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可‘小树’没长起，就要借一借‘大树’的荫凉。这正是打破常规解决正定起步晚又要高速度的一条捷径。”

　　在机构改革中组成的正定县新领导班子，虽然知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在农村经济面临历史变革的今天，自己的科技知识、管理经验都很不足，而用专家的智慧增加自己的聪明才智，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好办法。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县委和县政府先后聘请省内外55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顾问团。顾问们知识渊博，造诣很深，是难得的良师。正定有计划地邀请他们来县讲学，作学术报告，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全县性的重大决策，如总体发展规划、全年工作计划、商品生产结构布局、城镇建设、教育改革等，邀请顾问到县考察，确保选择最佳方案。顾问们还经常提供科研成果、科技情报、市场信息，介绍推荐技术人才，为正定经济起飞献计出力。

　　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正定农村考察后，建议创办“农村研究所”，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县委、县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今年3月选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同志组建研究所，着手勾画农村最新最美的图画。于光远还推荐正定3位同志到北京《经济效益报》帮助工作，及时传递各地的经济信息。

　　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口，新添了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县长程宝怀兼任这个公司经理。他说：“这是我们引进智力的又一条途径。”去年春天，县里通过报纸、电台向全国发出“招贤榜”，收到24个省市的六百多封来信，经过考核，确定招聘人选180人。经与外地协商，已有9名技术人员办理了调动手续,正式来县工作，正在办理手续的16人。正定出产的x-195x型柴油机，过去耗油量大，积压滞销。内燃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刘玉仲从外地应聘调到柴油机厂工作。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经过4个月的努力，解决了技术难题，使正定的柴油机一举成为全省的优质产品，迅速打开销路。去年上交利润45万元，比1982年增长了29倍。有的技术人员调不进来，公司采用签订合同，聘请借用的办法，请到正定帮助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去年以来，全县机械、建材、五金、化工、纺织等13个行业共聘请、借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130多人次，对振兴正定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专家、学者和一切有识之士的知识丰富自己，“背靠大树”发展商品生产，已成为正定的“基本县策”。去年，县委号召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包括农民的家庭工厂，广泛地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挂钩，到大树底下找“荫凉”。为了给见世面不多的老实农民壮胆，县委提出“五不怕”：不怕“大人物”事繁难请；不怕大机关“高门坎”难进；不怕吃闭门羹；不怕磨破嘴；不怕跑断腿。上层不通走下层，“官方”不通走民间。

　　实际上，这些“大人物”、“高门坎”对渴望科学技术的农民兄弟非常热情。去年，这个县有两个农民为考察一个化工项目去北京，向中国科学院化工研究所一位高级工程师请教。他俩蹲在门口，指望专家下班见一面，得个答复就满意了。谁知，这个专家不仅回答了问题，还把他俩拉到家里，拿出茅台酒款待一番。消息传回正定，比动员报告还管用，许多单位都要出去闯一闯。到目前为止，正定已同全国35所大专院校、21个科研单位、76个重点厂家挂钩，引进项目130多个。多数经济部门和企业都靠上“大树”，借上“荫凉”。至于专业户、联合体聘请的私人顾问就更多了。

　　新一代农民的眼光

　　正定经济的新战略，把数十万“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带到商品市场里，让他们接受价值法则的训练，在短短的两三年内，造就出一批具有新素质的农民。正定县委最近着手编写《新素质分子一百例》。他们认为，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对正定经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在南石家庄村，我们访问5户农民办的一家养殖公司。40出头的经理张春祥，衣着整齐，满面春风，骑着自己的“明星”牌摩托车，引导我们的吉普车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车子刚停稳，邻村一个农民摄影师骑摩托走过来，他听说记者来了，忙问能不能帮助买一台高档照相机。在赵村一个经营糕点的小摊上，一位青年农民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旁边摆着录音机播放音乐招徕顾客。农民的形象确实变了。他们脱去旧布褂，换上城里流行的时装；谈起商品生产，什么“信息”、“价值”“可行性研究”满口新名词，如果不细打听，你就分不清他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

　　这些新式农民的共同特点是渴求知识，愿意和科技人员交朋友，想问题、办事情很有眼光。东塔子口村吴会来就是其中一个。他全家6口人，两个儿子在中学读书。爱人和两个女儿做劳保手套，自己跑业务。每年收入三四千元。他订有几种报刊，经常驾着轻骑到省会了解市场信息，根据市场变化安排自己的生产。去年，他和两户农民合股办一个金钢砂厂。今年春天又联合5户农民集资兴办生产内墙涂料的小化工厂。我们访问那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技术资料，满有把握的说：“这是建筑研究所一位朋友提供的新型建筑材料，我们准备很快就上它！想发家就得‘吃一看二想着三’。”

　　在正定农村，吴会来式的能人真不少。过去，他们穷怕了，穷蔫了；如今，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在商品经济的学校里训练得有胆有识，雄心勃勃。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给人的印象最深。他带领群众大搞工副业，改变了高产穷村的面貌，又向新的高峰登攀。去年他从一个刊物上看到西北大学研制成功一种国内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立即赶到西安考察，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后，经过村民讨论，决定买下专利，集资100万元，建一座化工厂，选送20名高中毕业生去西北大学接受培训。

　　这样一笔巨款，这样一项大事业，在村里、县里都引起了许多议论，不少人为张福斌捏一把汗。他却从容地说：“干事业总要担一点风险。工厂办成了，一年能拿利润60万元，小马村子孙后代就有了摇钱树；有专家、教授给我们做后盾，一定会成功！”

　　在正定，张福斌式的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