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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史:从“跑马圈地” 到产业现代化 (中国论坛)

作者: 主流, 发表于: 星期三, 一月 21, 2015, 12:11 (3601天前)

农业土地史:从“跑马圈地” 到产业现代化
――明确产权与自由竞争:人类发展的原动力

作者:岩华

《纽约时报》对中西历史这样描述:“中国文明自三千年前的商周开始,在近三十个世纪里始终遥遥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欧洲才开始有所发展,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才迅速赶上并真正超过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欧洲在短间内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与飞跃、并能超越中国呢?应该深刻反思。

私有和竞争:民族发展基本动力

两千八百年前,类似于西方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中国周朝,开始从封建社会向私有社会质变,公元前七世纪至三世纪,中国开始了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诸侯争霸、优胜劣汰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暴增,文化丰富,思想自由,使中国文明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快速发育、高度成熟期,创造了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辉煌文化。此后中国历代、各种文化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她的源头。

其实,春秋战国与十八世纪后的西欧各国激烈竞争、迅速发展的“多元融合”现象,极其相似,属于同一性质的文明爆发期。

在各国诸侯的激烈竞争中,秦国的商秧开始变法图强,在政治上废除封建世袭,实行官吏法治,在经济上推行土地改革。将贵族分封传统的低效率“井田制(即土地国有,或封主所有的大块土地)”,逐渐分给各个家庭。大块“井田”划分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所有,形成千百块依家庭为单位的私田,再加上农民自己开垦的土地,都可自由买卖兼并,统称“陌阡”。此后,中国历代为平衡贫富过度分化,土地政策虽不同调整,其间也有汉代王莽变法的“王田制” (土地收归国有,最后失败倒台),但始终保持了“土地私有制”这一基本国策。这一人类历史上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西方提早了二十多个世纪!其实,这正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千年领先世界的内在原因。

秦国的土地“陌阡化”,跟中国1978年把公社土地“包产到户”类似(唯一区别是不能买卖)。当时,这调动了秦国农民自发动力,这使秦国的粮食和布匹成倍增长,诸侯各国饥民纷纷归化入秦,也迫使各国诸侯竞相仿效。商秧变法中,提出“以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民主、民权思想,要比西方文明到十八世纪还是贵族封建专制,要进步二十多个世纪!此后,这个远在西北之角、贫困虚弱的小国,迅速国富民强,兵多马壮,在其年青的皇帝赢政即位后,秦随即开始了对其他各国的吞并战争。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帝国,无论地域、人口或国家机构各方面,它都比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更强盛。秦朝不仅统一了中国,还统一了各族文字和文化,从此以后,中国人心目中世代相传的“大一统”观念建立起来。在此种观念之下,东亚大陆要么天下大乱,要么只有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再也没有了多元竞争机制。中国文明在这个三面环山一边是海的“东亚温室”中,往复循环,走上了“分久必合,和久必分”的历史宿命,封建独裁禁锢了“多元竞争”。

这种情形与欧洲历史有着根本性不同。中国的秦朝崩溃四年后,建立起更强盛和现代化的汉朝,而当时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却衰落下去。此后欧洲历经北方蛮族(Northmen)不断入侵,匈奴游牧民族(Huns)的两次摧毁,和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占领,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甚至也没有一个不间断的传统文化。不仅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是一个文明断层,从罗马崩溃后的公元二世纪到十二世纪,整个中世纪又是一千多年的混乱和大断层,这就是欧洲千年沉睡的“黑暗时期(dark age)”。

直到十三世纪后,十五世纪始,欧洲才逐渐苏醒,以拉丁语基督教文明为主的多种族共生平行、激烈竞争的近代欧洲众多国家逐渐成型,一个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众多民族国家,多元并立,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了。由于文化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二千年后欧洲的这场文明爆发期,产生了一个与中国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产业革命前,欧美并没有超过中国

十三世纪后,在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废墟上,当时欧洲政治文化中心的意大利,一个以启蒙为基调的文化回归运动,逐渐兴起,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掀起了一场“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运动,从过去的文化遗产中发掘崭新的现代活力。这种文化传播的结果,刺激了葡萄牙、西班牙对全球开发和探险活动,深入亚洲、非洲,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各国纷纷跟进,加入竞赛行列,这是欧洲崛起的开始。

十五世纪,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十七世纪荷兰变成“海上马车夫“,十八世纪,英、法先后崛起、德国随后复兴。在激烈的竞争中,英国首先发生类似与商鞅变法的“农业革命”,并引发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促使美国独立成功、俄、日崛起,世界形成以西方为主的各大列强纷争局面,以残酷的方式,把人类从原始农业社会中挣脱出来,进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学习西方,引发人类社会从工农业生产到社会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彻底改变的“现代社会”。

从总体来看,自十三世纪欧洲近代国家形成至十八,甚至十九世纪以前,欧美总体文明水平仍没有超出中国。以前的变化,更多只是在文化思想上。那时欧洲的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生产交通等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著名历史学家Lynn Thorndike教授在他的《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记载:十八世纪的欧洲“街道和房屋仍保持着中世纪的状况,工作仍旧依赖于体力和双手;公元前罗马的耕犁可能比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使用的更先进;第八世纪萨克森的农民比十八世纪萨克森的农民生活更舒适自在;在法国,土地制度自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没有什么变化;中世纪的行会(gilds) 制度在欧陆上延长至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在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很少增加。”

在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某些邦国的发明创造已开始出现,如印刷机、机械钟表和双面犁,以及有两千五百个部件的织袜机,还使用了煤,学会土地轮耕取代土地休耕。但这些技术大多在中国早已实行十多个世纪了,而那时中国的指南针航海技术、火药、造纸、活字印刷、瓷器等传统技术西方还没全部学会。

十六世纪,在印度研究东方医药的学者Garcia Da Orta在他的《印度医药论》中所说:“中国朝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君主之一,从中国来的商品包括银床架、器皿、丝绸、生丝、黄金、射香、珍珠、红铜、水银、银器,以及价值比白银贵两倍的陶瓷。每年由中国运到交趾(Cochin,印度西南的一个城市)的丝有四十三万一千两百磅。总之,就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优良,政府完善而论,世界各国无与论比!”

农业革命:科技打破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十九世纪前,仍无法与中国媲美的西方文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迅速的飞跃,并一举超越中国,其关键原因就是那场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的“产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地改革”和由此而引发的“工业革命,这迅速普及十九世纪的欧美,并蔓延向美洲、欧陆以外的全世界。然而此时,中国却仍停留在自己的水平线上,按照自己方式继续那个“循环怪圈”。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间“多元竞争”格局稳定成型后,民族国家间的激烈竞争、攀比参透,使信息传播加快,印刷术和出版业被广泛应用,各种科学书籍大量出版,促使各国迅速普及启蒙教育,并与科技知识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加快人们的文化启蒙和科技传播。

这与中国科学技术往往形成传子不传女的“祖传秘方”,经常焚书坑儒、失传绝迹,有很大区别。1733年英国农业科学家Jethro Tul著作《科学农业(Horse Hoeing Husbandry)》一书,教导农民谨慎选种,修沟插秧,施肥深耕,翻土锄地;政治学家Townshend弃政务农,远从Flanders介绍来的“科学轮耕”(即在中国远古就普及的每年在同一土地上更换不同种植物),以取代笨拙地将土地每耕种一年休息一年的“休田法(否则绝产)”,他以壳物、车轴草和莱疏轮流种植,使他的土地租金成倍增长;另外他还对施肥、灌溉、排水颇有研究。此公可与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鲁国的农业专家、诸子百家中的“农家许行”相媲美。

此间Robert Bakewell发明“家畜科学喂养法” ,他所养的牛和犊,羊和羔比一般农场的要重两三倍。这类似十世纪以前,中国《致富奇书》中的陶朱公的发明创造。十世纪后,德国忽烈特大王提倡种植的马铃薯,后来传入爱尔兰,被狭小领有地上的佃农广泛种植,获大量丰收,并逐渐成为欧洲居民的主食。但此事也间接导致后来可怕的爱尔兰“马铃薯黑死病”,致使英国大饥荒,爱尔兰居民大批死亡并大量移居美洲大陆,导致一个崭新的美国诞生,改变了世界的进程。

公有制破产:英国“跑马圈地运动”

在1775年以前,英国土地实行的是“公地制度”或“公开地制度(Open Field System)”和“公社经济(Communal Economy)”,土地或归国家和贵族封主所有,大多数农民或农奴集体在大块农田上劳作。只有小部分的“自耕农或小田主(Small Landholder)”,虽然拥有部分田亩,但都是狭窄小块土地,两者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

1589年以来,英国曾颁布法律规定:保证每家需有自己的住宅和自己的四英亩(acres)土地(一英亩相当于六华亩),任何人不能剥夺――这使英国大部分土地不能交易,严重浪费。到了十八世纪末,科学农业在一些英国私有地上实行并获得成功,粮食和畜牲成倍增加,但那些公地上依然如旧,公有地主人和小自耕农要么安于温饱,不求上进,要么有心无力,无动于终,习贯于千百年来的懒散低效,听天由命的传统农耕生活。而那些靠“科学农业”发家致富的新型经营者,却束缚于有限的土地和英国土地不能交易的成规陋习,发展受阻。

这与现在中国大陆抑制产业发展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情景极其相似。当今中国的土地政策受限于意识形态或思想禁锢,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或集体”,实际上只是属于“干部”所有。农村土地分成狭小条块,包给农民,既不能买卖、也无法整合,人多地少,效益低下,中国农业就这么死不了也活不成,无法形成农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这从根本上限止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社会进步,使大陆农村至今仍陷于一个类似于18世纪前,欧洲的那种停滞怪圈,50%以上的人口依然过着欧洲中世纪式的原始生活。

私有化法案:促成产业分化“工业革命”

1775年,英国上议院国通过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法律《私有条例(Private Act)》,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合法兼并,同时,取消一五八九年保护懒惰,阻碍竞争的老旧法案。 这样,一场划时代的“跑马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在西半球的这个小岛上开始了。它以跑马竞赛的简单方式,把大量产权不明的公地或封建主的土地,化为私有,使农业科技经营者可以迅速获得土地所有权,聪明才智者或用赚得的金钱购得大量土地,以科学农业扩大再生产。

今天,从西部大片中仍可看到,当初英美“跑马圈地”的情景:男女老少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的人还骑着马,前面就是一片无主之地。一声枪响,所有的人蜂拥而出,谁先跑到一块地拿到上面的地契,谁就是那块地的主人。那些荒芜人烟、一钱不值的土地,迅速成为“有主之地”,进入交易市场,并获得大规模开发建设。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分化”,为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奠定基础。土地兼并入少数“科学农业经营者”手中,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迅速扩大,产生大量新农场主和有产阶级。那些传统的公地贵族封地和畜牧权持有人,竞争失败者出售闲置浪费的土地;小自耕农、佃户,无知识者要么转为拿工资的农场工人,要么到工商服务业开始新工作,有知识者移民到附近城镇或大城市,或开店经商,或读书深造,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这就是被马克思批评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土地私有化:产业革命的起跑线

始自英吉利岛上的这一波圈地运动,导致传统农业迅速发展和生产能力持续扩张,食物和畜牧产量爆增,不得不到欧洲大陆,及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出口市场,也随即引起欧洲大陆的普遍效仿。十八世纪末,荷兰的Schleswig Holstein,丹麦和瑞典南部,也开始推行私有化的“圈地运动”,与英吉利不同的是,丹麦等北欧小国实行的是“开明专制政治”, 而较英国的野蛮粗暴的“自由竞争”,开明温和许多。所以土地被兼并整合后,依然保持在农民自己手中。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在德国兴起的时候,铁血丞相俾斯麦博采欧洲别国之长,首先学习的就是英国的“私有法案”,把公地分给农民。拿破仑战争推进过易北河之后,易北河之东聪明才智的地主们(Junker)便在田野上随即掀起另一个“圈地运动”。虽然德、法的土地私有化运动一直进行到十九世纪,但欧洲大陆的土地私有化、资本化运动早已无可抵挡,势如破竹。

1861年,在美国解放黑奴之前两年,彼得大帝创造的俄罗斯宣布废止农奴制,农奴们开始付出“赎身税”买回自由人,这一过程直到一九零五和一九零七年才真正完成。此后,俄罗斯农民可以“圈占”和兼并各狭长地条的土地(mir),或村落公社的大块公田,甚至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此时,俄罗斯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积累运动,并很快变成欧洲列强。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新兴欧洲国家,也随后通过法律把土地私有化,搭上了农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快车。

按照圈地运动的先后顺序,引发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尾随而来。从英国开始,农地持有人和出卖土地后获得资本的富人,把从农业获得的利润积累起来,形成私人资本,购买更多土地和新型农具、机械,或投资到临近市镇的新型工种和商业公司,进行食品加工或其他农副产品生产制造、商业贸易,赚取更大利润,从而引发另一场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工厂制度和城市型社会

农业的粮食、棉花的规模生产和利润积累,提供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原料。新型社会的自由竞争,更不断刺激出新技术和新发明,这一切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十八世纪,在教育启蒙和科技传播下,导致农业革命后,英国的工厂暴增,在众多的工匠激烈竞争中,发明了纺织机、蒸汽机、机车、铁道,电灯和电力,以及制定了机械零件的标准化。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零年,中国的陶瓷技术也被欧洲掌握;英国的纺织厂中的机器已经为金属物所制造。人们从此走出传统的单门独户的家庭作坊,积聚在一处大厅中,使用机器大规模生产,而一种新型的“工厂制度(factory-system)”就这样产生了。人们开始每天面对面的交往、竞争,一个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开始形成。在很多工厂和为工厂服务的公司、商行聚集的地方,大工业城市开始产生,然后股票和债券等金融业、传媒信息业、服务业等农业、工业以外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一系列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在英国工业革命形成之初,工人生活状况十分凄惨,劳资关系也不稳定,社会发展动荡不安。其他欧洲国家情况更糟,德国最甚。一八四八年德国科伦(Colgne)社会下层的一名极端分子,创办一份《科伦日报》,激烈反对政府。他的偏激思想使他甚至拿不到就读的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只好在一个当时的“野鸡大学”耶拿(Jena)拿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林恩. 桑戴科教授在一九二零年代写到:“那时,当局如果置之不理,任他呼喊,也许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但政府却愚蠢地将他驱逐。他第一次流亡到巴黎,吸取了欧文傅立叶等人乌托帮 (Utopians空想主义) 的思想,后转到英国不列巅博物院读书,虽然他依旧贫困,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用不着他真的体力劳动。他凭道听途说、苦思冥想多年,著作一本《资本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社会竞争失败者,立即被迷惑了,并使他们群起高喊:起来!哥德人(Goths欧洲中世纪的日耳曼族野蛮人),发泄你们疯狂的愤怒,砸烂这个旧世界!”此人就是共产主义的祖师马克思(Karl Marx) ,他的病态幻想竟诱使全世界以暴力自相残杀、血腥阶级斗争了八、九十年!导致好几亿的人非正常死亡。上世纪末,全世界信奉他的各国纷纷取下他的圣像,但仍剩下唯一的国家仍视他为圣贤,就是最古老文明的中国。

其实,在1867年,在他的书还没发表前,英国的“和平改革”早已开始,竞争和法治逐渐公正和平。物质基础的增长,使英国联合普鲁士盟友轻易地打败了欧洲侵略者法国拿破仑,避免了欧洲的再次倒退。英国农场主和城市的富人形成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对贵族国会和皇权产生有效制衡,还有过暴力现象,经过国王与议会拉锯战的“光荣革命”,迫使英国在1832年通过“改革案(Reform Act)”,逐步实行民主化,并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选出的下议院(众议院)。

德国的俾斯麦做得更好,他的社会福利改革使竞争失败者和老弱病残,也享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所以他成为近代西方“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西方世界发展从此驶入高速而安全的快车道。

集体主义:中国文明的破坏和倒退

近代产业革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的“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惰性社会,一下子跃进到一个高速前进,激烈竞争,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与土地的关系彻底改变,一个城市社会化(Socialization) 的新型生活方式迅速形成。从此,人类社会离开了土地,与原始的农业型社会方式,彻底告别了。

不幸的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朝廷大权落入一个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愚蠢蒙昧、权欲熏心,嫉妒暴虐,心理阴暗的垂死老妇手中,这使中国一波三折的近代化进程,最终失败。此后连年的暴力革命、战乱和血腥的杀戮,使中国出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断层。在西方世界面前的一连串失败,更使中国人彻底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那些没有经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更没见过西方世界的“新青年”们,对他们从不知道的、连西方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话天堂”,充满天真无知的幻想,一心要实现不用劳动就可以“各取所需”的“XX主义”。

在一个外来的东正教式专制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结合下,枪杆子里面出了政权,毛泽东开始带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跃进”和公有化中,有四千多农民活活饿死!其后二十多年的“XX主义建设”,农业大锅饭生产队和国有工业企业,亏损低效,管理混乱、贪污腐败。农村的“人民公社”使中国又回复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种集体主义、公社经济和农奴制度的落后状态。始终不得温饱的10亿农民,实质上成为中国现代农奴。

八十年代, 虽然邓小平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状态”下,不得不推行“土地承包”,中国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农民得以基本温饱。但这仅仅把公有土地承包给农民。从那以后36年,中国农民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更不能出售或流转,实质上仍把农限定在类似于英国1775年前的那种不死不活的“小农经济”状态,连越南那种允许买卖“土地使用权”自由都没有,彻底禁锢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全世界经济高度发展和开放今天,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改革,仍画地为牢;占中国人口50%以上未经历启蒙教育的农民,仍被中国的户籍和法律禁锢在现代文明之外!无论从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还是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角度看,都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五千年辉煌文明的破坏和倒退。再不真正、彻底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三农将会被全世界抛在后面,离文明发展越来越远。

摘自岩华著《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一章,此文发表在1998.2《中国当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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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能从柏林大学毕业,另外拿了个“真的假学位”

作者: 农民, 发表于: 星期四, 一月 22, 2015, 11:20 (3600天前) @ 主流

一八四八年德国科伦(Colgne)社会下层的一名极端分子,创办一份《科伦日报》,激烈反对政府。他的偏激思想使他甚至没有能够从就读的柏林大学的毕业,只是凭藉一部论文在从未读过一天书的当时的“野鸡大学”耶拿(Jena)拿了一个“真的假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林恩. 桑戴科教授在一九二零年代写到:“那时,当局如果置之不理,任他呼喊,也许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但政府却愚蠢地将他驱逐。他第一次流亡到巴黎,吸取了欧文傅立叶等人乌托帮 (Utopians,即空想主义) 的思想,后转到英国不列巅博物院读书,虽然他依旧贫困,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用不着他真的体力劳动。他凭道听途说、苦思冥想多年,著作一本《资本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社会竞争失败者,立即被迷惑了,并使他们群起高喊:起来!哥德人(Goths欧洲中世纪的日耳曼族野蛮人),发泄你们疯狂的愤怒,砸烂这个旧世界!”此人就是共产主义的祖师马克思(Karl Marx) ,他的病态幻想竟诱使全世界以暴力自相残杀、血腥阶级斗争了八、九十年!导致好几亿的人非正常死亡。上世纪末开始,全世界信奉他的各国纷纷取下他的圣像,至今仍剩下唯一的国家(朝鲜、古巴和越南都已取消马列主义)仍视他为圣贤,就是最古老文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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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应进一步改革开放,摆脱历史和教条的束缚

作者: 农民党, 发表于: 星期四, 一月 22, 2015, 22:48 (3599天前) @ 主流

当年,共产党做为中国最先进的民主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建立了伟大国家。今天,做为执政党的中共,更应进一步改革开放,摆脱历史和教条的束缚(马列主义),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即三个代表),继续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民主法治,繁荣富强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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