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土地史：从“跑马圈地” 到产业现代化 (中国论坛)

作者: 主流, 发表于: 星期三, 一月 21, 2015, 12:11 (3597天前)

农业土地史：从“跑马圈地” 到产业现代化
――明确产权与自由竞争：人类发展的原动力

作者：岩华

《纽约时报》对中西历史这样描述：“中国文明自三千年前的商周开始，在近三十个世纪里始终遥遥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欧洲才开始有所发展，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才迅速赶上并真正超过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欧洲在短间内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与飞跃、并能超越中国呢？应该深刻反思。

私有和竞争：民族发展基本动力

两千八百年前，类似于西方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中国周朝，开始从封建社会向私有社会质变，公元前七世纪至三世纪，中国开始了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诸侯争霸、优胜劣汰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暴增，文化丰富，思想自由，使中国文明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快速发育、高度成熟期，创造了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辉煌文化。此后中国历代、各种文化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她的源头。

其实，春秋战国与十八世纪后的西欧各国激烈竞争、迅速发展的“多元融合”现象，极其相似，属于同一性质的文明爆发期。

在各国诸侯的激烈竞争中，秦国的商秧开始变法图强，在政治上废除封建世袭，实行官吏法治，在经济上推行土地改革。将贵族分封传统的低效率“井田制（即土地国有，或封主所有的大块土地）”，逐渐分给各个家庭。大块“井田”划分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所有，形成千百块依家庭为单位的私田，再加上农民自己开垦的土地，都可自由买卖兼并，统称“陌阡”。此后，中国历代为平衡贫富过度分化，土地政策虽不同调整，其间也有汉代王莽变法的“王田制” （土地收归国有，最后失败倒台），但始终保持了“土地私有制”这一基本国策。这一人类历史上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西方提早了二十多个世纪！其实，这正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千年领先世界的内在原因。

秦国的土地“陌阡化”，跟中国1978年把公社土地“包产到户”类似（唯一区别是不能买卖）。当时，这调动了秦国农民自发动力，这使秦国的粮食和布匹成倍增长，诸侯各国饥民纷纷归化入秦，也迫使各国诸侯竞相仿效。商秧变法中，提出“以法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民主、民权思想，要比西方文明到十八世纪还是贵族封建专制，要进步二十多个世纪！此后，这个远在西北之角、贫困虚弱的小国，迅速国富民强，兵多马壮，在其年青的皇帝赢政即位后，秦随即开始了对其他各国的吞并战争。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帝国，无论地域、人口或国家机构各方面，它都比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更强盛。秦朝不仅统一了中国，还统一了各族文字和文化，从此以后，中国人心目中世代相传的“大一统”观念建立起来。在此种观念之下，东亚大陆要么天下大乱，要么只有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再也没有了多元竞争机制。中国文明在这个三面环山一边是海的“东亚温室”中，往复循环，走上了“分久必合，和久必分”的历史宿命，封建独裁禁锢了“多元竞争”。

这种情形与欧洲历史有着根本性不同。中国的秦朝崩溃四年后，建立起更强盛和现代化的汉朝，而当时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却衰落下去。此后欧洲历经北方蛮族(Northmen)不断入侵，匈奴游牧民族（Huns）的两次摧毁，和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占领，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甚至也没有一个不间断的传统文化。不仅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是一个文明断层，从罗马崩溃后的公元二世纪到十二世纪，整个中世纪又是一千多年的混乱和大断层，这就是欧洲千年沉睡的“黑暗时期（dark age）”。

直到十三世纪后，十五世纪始，欧洲才逐渐苏醒，以拉丁语基督教文明为主的多种族共生平行、激烈竞争的近代欧洲众多国家逐渐成型，一个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众多民族国家，多元并立，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了。由于文化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二千年后欧洲的这场文明爆发期，产生了一个与中国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产业革命前，欧美并没有超过中国

十三世纪后，在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废墟上，当时欧洲政治文化中心的意大利，一个以启蒙为基调的文化回归运动，逐渐兴起，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掀起了一场“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运动，从过去的文化遗产中发掘崭新的现代活力。这种文化传播的结果，刺激了葡萄牙、西班牙对全球开发和探险活动，深入亚洲、非洲，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各国纷纷跟进，加入竞赛行列，这是欧洲崛起的开始。

十五世纪，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十七世纪荷兰变成“海上马车夫“，十八世纪，英、法先后崛起、德国随后复兴。在激烈的竞争中，英国首先发生类似与商鞅变法的“农业革命”，并引发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促使美国独立成功、俄、日崛起，世界形成以西方为主的各大列强纷争局面，以残酷的方式，把人类从原始农业社会中挣脱出来，进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学习西方，引发人类社会从工农业生产到社会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彻底改变的“现代社会”。

从总体来看，自十三世纪欧洲近代国家形成至十八，甚至十九世纪以前，欧美总体文明水平仍没有超出中国。以前的变化，更多只是在文化思想上。那时欧洲的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生产交通等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著名历史学家Lynn Thorndike教授在他的《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记载：十八世纪的欧洲“街道和房屋仍保持着中世纪的状况，工作仍旧依赖于体力和双手；公元前罗马的耕犁可能比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使用的更先进；第八世纪萨克森的农民比十八世纪萨克森的农民生活更舒适自在；在法国，土地制度自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没有什么变化；中世纪的行会(gilds) 制度在欧陆上延长至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在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很少增加。”

在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某些邦国的发明创造已开始出现，如印刷机、机械钟表和双面犁，以及有两千五百个部件的织袜机，还使用了煤，学会土地轮耕取代土地休耕。但这些技术大多在中国早已实行十多个世纪了，而那时中国的指南针航海技术、火药、造纸、活字印刷、瓷器等传统技术西方还没全部学会。

十六世纪，在印度研究东方医药的学者Garcia Da Orta在他的《印度医药论》中所说：“中国朝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君主之一，从中国来的商品包括银床架、器皿、丝绸、生丝、黄金、射香、珍珠、红铜、水银、银器，以及价值比白银贵两倍的陶瓷。每年由中国运到交趾（Cochin，印度西南的一个城市）的丝有四十三万一千两百磅。总之，就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优良，政府完善而论，世界各国无与论比！”

农业革命：科技打破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十九世纪前，仍无法与中国媲美的西方文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迅速的飞跃，并一举超越中国，其关键原因就是那场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的“产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地改革”和由此而引发的“工业革命，这迅速普及十九世纪的欧美，并蔓延向美洲、欧陆以外的全世界。然而此时，中国却仍停留在自己的水平线上，按照自己方式继续那个“循环怪圈”。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间“多元竞争”格局稳定成型后，民族国家间的激烈竞争、攀比参透，使信息传播加快，印刷术和出版业被广泛应用，各种科学书籍大量出版，促使各国迅速普及启蒙教育，并与科技知识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加快人们的文化启蒙和科技传播。

这与中国科学技术往往形成传子不传女的“祖传秘方”，经常焚书坑儒、失传绝迹，有很大区别。1733年英国农业科学家Jethro Tul著作《科学农业(Horse Hoeing Husbandry)》一书，教导农民谨慎选种，修沟插秧，施肥深耕，翻土锄地；政治学家Townshend弃政务农，远从Flanders介绍来的“科学轮耕”（即在中国远古就普及的每年在同一土地上更换不同种植物），以取代笨拙地将土地每耕种一年休息一年的“休田法（否则绝产）”，他以壳物、车轴草和莱疏轮流种植，使他的土地租金成倍增长；另外他还对施肥、灌溉、排水颇有研究。此公可与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鲁国的农业专家、诸子百家中的“农家许行”相媲美。

此间Robert Bakewell发明“家畜科学喂养法” ，他所养的牛和犊，羊和羔比一般农场的要重两三倍。这类似十世纪以前，中国《致富奇书》中的陶朱公的发明创造。十世纪后，德国忽烈特大王提倡种植的马铃薯，后来传入爱尔兰，被狭小领有地上的佃农广泛种植，获大量丰收，并逐渐成为欧洲居民的主食。但此事也间接导致后来可怕的爱尔兰“马铃薯黑死病”，致使英国大饥荒，爱尔兰居民大批死亡并大量移居美洲大陆，导致一个崭新的美国诞生，改变了世界的进程。

公有制破产：英国“跑马圈地运动”

在1775年以前，英国土地实行的是“公地制度”或“公开地制度（Open Field System）”和“公社经济（Communal Economy）”，土地或归国家和贵族封主所有，大多数农民或农奴集体在大块农田上劳作。只有小部分的“自耕农或小田主（Small Landholder）”，虽然拥有部分田亩，但都是狭窄小块土地，两者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

1589年以来，英国曾颁布法律规定：保证每家需有自己的住宅和自己的四英亩（acres）土地（一英亩相当于六华亩），任何人不能剥夺――这使英国大部分土地不能交易，严重浪费。到了十八世纪末，科学农业在一些英国私有地上实行并获得成功，粮食和畜牲成倍增加，但那些公地上依然如旧，公有地主人和小自耕农要么安于温饱，不求上进，要么有心无力，无动于终，习贯于千百年来的懒散低效，听天由命的传统农耕生活。而那些靠“科学农业”发家致富的新型经营者，却束缚于有限的土地和英国土地不能交易的成规陋习，发展受阻。

这与现在中国大陆抑制产业发展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情景极其相似。当今中国的土地政策受限于意识形态或思想禁锢，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或集体”，实际上只是属于“干部”所有。农村土地分成狭小条块，包给农民，既不能买卖、也无法整合，人多地少，效益低下，中国农业就这么死不了也活不成，无法形成农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这从根本上限止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社会进步，使大陆农村至今仍陷于一个类似于18世纪前，欧洲的那种停滞怪圈，50%以上的人口依然过着欧洲中世纪式的原始生活。

私有化法案：促成产业分化“工业革命”

1775年，英国上议院国通过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法律《私有条例（Private Act）》，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合法兼并，同时，取消一五八九年保护懒惰，阻碍竞争的老旧法案。 这样，一场划时代的“跑马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在西半球的这个小岛上开始了。它以跑马竞赛的简单方式，把大量产权不明的公地或封建主的土地，化为私有，使农业科技经营者可以迅速获得土地所有权，聪明才智者或用赚得的金钱购得大量土地，以科学农业扩大再生产。

今天，从西部大片中仍可看到，当初英美“跑马圈地”的情景：男女老少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的人还骑着马，前面就是一片无主之地。一声枪响，所有的人蜂拥而出，谁先跑到一块地拿到上面的地契，谁就是那块地的主人。那些荒芜人烟、一钱不值的土地，迅速成为“有主之地”，进入交易市场，并获得大规模开发建设。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分化”，为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奠定基础。土地兼并入少数“科学农业经营者”手中，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迅速扩大，产生大量新农场主和有产阶级。那些传统的公地贵族封地和畜牧权持有人，竞争失败者出售闲置浪费的土地；小自耕农、佃户，无知识者要么转为拿工资的农场工人，要么到工商服务业开始新工作，有知识者移民到附近城镇或大城市，或开店经商，或读书深造，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这就是被马克思批评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土地私有化：产业革命的起跑线

始自英吉利岛上的这一波圈地运动，导致传统农业迅速发展和生产能力持续扩张，食物和畜牧产量爆增，不得不到欧洲大陆，及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出口市场，也随即引起欧洲大陆的普遍效仿。十八世纪末，荷兰的Schleswig Holstein,丹麦和瑞典南部，也开始推行私有化的“圈地运动”，与英吉利不同的是，丹麦等北欧小国实行的是“开明专制政治”, 而较英国的野蛮粗暴的“自由竞争”，开明温和许多。所以土地被兼并整合后，依然保持在农民自己手中。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在德国兴起的时候，铁血丞相俾斯麦博采欧洲别国之长，首先学习的就是英国的“私有法案”，把公地分给农民。拿破仑战争推进过易北河之后，易北河之东聪明才智的地主们(Junker)便在田野上随即掀起另一个“圈地运动”。虽然德、法的土地私有化运动一直进行到十九世纪，但欧洲大陆的土地私有化、资本化运动早已无可抵挡，势如破竹。

1861年，在美国解放黑奴之前两年，彼得大帝创造的俄罗斯宣布废止农奴制，农奴们开始付出“赎身税”买回自由人，这一过程直到一九零五和一九零七年才真正完成。此后，俄罗斯农民可以“圈占”和兼并各狭长地条的土地（mir），或村落公社的大块公田，甚至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此时，俄罗斯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积累运动，并很快变成欧洲列强。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新兴欧洲国家，也随后通过法律把土地私有化，搭上了农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快车。

按照圈地运动的先后顺序，引发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尾随而来。从英国开始，农地持有人和出卖土地后获得资本的富人，把从农业获得的利润积累起来，形成私人资本，购买更多土地和新型农具、机械，或投资到临近市镇的新型工种和商业公司，进行食品加工或其他农副产品生产制造、商业贸易，赚取更大利润，从而引发另一场真正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工厂制度和城市型社会

农业的粮食、棉花的规模生产和利润积累，提供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原料。新型社会的自由竞争，更不断刺激出新技术和新发明，这一切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十八世纪，在教育启蒙和科技传播下，导致农业革命后，英国的工厂暴增，在众多的工匠激烈竞争中，发明了纺织机、蒸汽机、机车、铁道，电灯和电力，以及制定了机械零件的标准化。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零年，中国的陶瓷技术也被欧洲掌握；英国的纺织厂中的机器已经为金属物所制造。人们从此走出传统的单门独户的家庭作坊，积聚在一处大厅中，使用机器大规模生产，而一种新型的“工厂制度(factory-system)”就这样产生了。人们开始每天面对面的交往、竞争，一个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开始形成。在很多工厂和为工厂服务的公司、商行聚集的地方，大工业城市开始产生，然后股票和债券等金融业、传媒信息业、服务业等农业、工业以外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一系列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在英国工业革命形成之初，工人生活状况十分凄惨，劳资关系也不稳定，社会发展动荡不安。其他欧洲国家情况更糟，德国最甚。一八四八年德国科伦(Colgne)社会下层的一名极端分子，创办一份《科伦日报》，激烈反对政府。他的偏激思想使他甚至拿不到就读的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只好在一个当时的“野鸡大学”耶拿（Jena）拿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林恩. 桑戴科教授在一九二零年代写到：“那时，当局如果置之不理，任他呼喊，也许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但政府却愚蠢地将他驱逐。他第一次流亡到巴黎，吸取了欧文傅立叶等人乌托帮 (Utopians空想主义) 的思想，后转到英国不列巅博物院读书，虽然他依旧贫困，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用不着他真的体力劳动。他凭道听途说、苦思冥想多年，著作一本《资本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社会竞争失败者，立即被迷惑了，并使他们群起高喊：起来！哥德人（Goths欧洲中世纪的日耳曼族野蛮人），发泄你们疯狂的愤怒，砸烂这个旧世界！”此人就是共产主义的祖师马克思（Karl Marx） ，他的病态幻想竟诱使全世界以暴力自相残杀、血腥阶级斗争了八、九十年！导致好几亿的人非正常死亡。上世纪末，全世界信奉他的各国纷纷取下他的圣像，但仍剩下唯一的国家仍视他为圣贤，就是最古老文明的中国。

其实，在1867年，在他的书还没发表前，英国的“和平改革”早已开始，竞争和法治逐渐公正和平。物质基础的增长，使英国联合普鲁士盟友轻易地打败了欧洲侵略者法国拿破仑，避免了欧洲的再次倒退。英国农场主和城市的富人形成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对贵族国会和皇权产生有效制衡，还有过暴力现象，经过国王与议会拉锯战的“光荣革命”，迫使英国在1832年通过“改革案(Reform Act)”，逐步实行民主化，并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选出的下议院（众议院）。

德国的俾斯麦做得更好，他的社会福利改革使竞争失败者和老弱病残，也享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所以他成为近代西方“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西方世界发展从此驶入高速而安全的快车道。

集体主义：中国文明的破坏和倒退

近代产业革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的“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惰性社会，一下子跃进到一个高速前进，激烈竞争，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与土地的关系彻底改变，一个城市社会化（Socialization) 的新型生活方式迅速形成。从此，人类社会离开了土地，与原始的农业型社会方式，彻底告别了。

不幸的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朝廷大权落入一个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愚蠢蒙昧、权欲熏心，嫉妒暴虐，心理阴暗的垂死老妇手中，这使中国一波三折的近代化进程，最终失败。此后连年的暴力革命、战乱和血腥的杀戮，使中国出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断层。在西方世界面前的一连串失败，更使中国人彻底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那些没有经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更没见过西方世界的“新青年”们，对他们从不知道的、连西方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话天堂”，充满天真无知的幻想，一心要实现不用劳动就可以“各取所需”的“XX主义”。

在一个外来的东正教式专制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结合下，枪杆子里面出了政权，毛泽东开始带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跃进”和公有化中，有四千多农民活活饿死！其后二十多年的“XX主义建设”，农业大锅饭生产队和国有工业企业，亏损低效，管理混乱、贪污腐败。农村的“人民公社”使中国又回复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种集体主义、公社经济和农奴制度的落后状态。始终不得温饱的10亿农民，实质上成为中国现代农奴。

八十年代， 虽然邓小平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状态”下，不得不推行“土地承包”，中国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农民得以基本温饱。但这仅仅把公有土地承包给农民。从那以后36年，中国农民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更不能出售或流转，实质上仍把农限定在类似于英国1775年前的那种不死不活的“小农经济”状态，连越南那种允许买卖“土地使用权”自由都没有，彻底禁锢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全世界经济高度发展和开放今天，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改革，仍画地为牢；占中国人口50%以上未经历启蒙教育的农民，仍被中国的户籍和法律禁锢在现代文明之外！无论从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还是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角度看，都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五千年辉煌文明的破坏和倒退。再不真正、彻底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三农将会被全世界抛在后面，离文明发展越来越远。

摘自岩华著《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一章，此文发表在1998.2《中国当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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