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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民主化危机与中越关系
穆尧
越南还能造多少驾马车？
2014年6月1日，越共政治局发了一个告知全党书，将因为中越南海冲突导致的，一系列反华暴力事件定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料，此公告一出，也就是6月3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就公开表态说，“我对这个有保留。”阮晋勇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越共中央政治局所做关于越南境内反华示威的公告，他本人“持严重保留意见”，并认为“党的民主决策机制已经出现某些问题”，同时表示“将行使一名普通越共党员的权利，向越共中央提出个人意见”，且“不排除以个人身份与党外政治团体合作”。
越南权力结构分散或正在丧失对根本问题的掌控
这一公开言论，立即撕裂了早就脆弱的越共共识，也暴露了越共内部一直处于白热化的斗争。还记得2010年6月，越南国会的一项决议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越南国会否决由总理阮晋勇主推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该高铁计划从北部河内市贯通至南部的胡志明市，长约1,570公里，预计耗资560亿美元。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在当时被看作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匹马车”。而否决高铁后仅5个月，国会又找上阮晋勇的麻烦——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接受国会质询。
于是，胡志明之后的“三驾马车”之外，越共高层权力进一步分化，互相之间的平衡更加微妙难测。2001年越共九大上，为加强集体领导中的集体色彩，决议不再设置政治局常委，它使得越共领导层扁平化。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总理有较大的实权，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却在上文中显现了威力。
但这并不是终点，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得到提升，这一类似中国“政协”的组织吸收了大量社会上“有活力”的组织和个人参与。伴随着2013年7月越南副总理出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河内的主席台前已经有“四驾半马车”并驾齐驱，越共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也由此变得更为人多嘴杂。
如果说，权力分散可以归于越南在向西方民主体制靠拢，那便过于肤浅。实际上，众所周知，今天四架马车的形成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越南当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苏联原则取得民族独立的，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完成历史使命。但是，自胡志明之后，越南再无一个人具有绝对权力的核心人物出现，甚至连胡志明也由苏联“空降”在各势力集团间达成妥协的。胡志明1969年去世前，曾担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和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和政府总理，又是越南人民军的领导人。然而，他去世之后，越南再无任何一个人的权威达到他的集中程度。相反，各种派系力量之间你争我夺，只能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当下越共权力分散的格局确有越共自上而下的主动推动，但更是权力自始至终缺乏统一权威的传统和现状的必然。其中一个关键的客观因素便是“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地理结构自然形成的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
民主集中制瓦解 危险在迫近
越南政改狂飙突进，顶层权力结构只讲“民主”（各派势力妥协）不讲“集中”， 这种“集体领导”固然可以阻止绝对的个人独裁的出现，但其负面效应的显现是迟早的、必然的。其导致权力运行的脆弱性也是致命的。
越共党内民主的本质实质上成为高层权力者扩张权力，抑制他人需求的幌子，并最终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瓦解，阻止了核心出现的可能。首先，它是可能诱发越共分裂，譬如上文中阮晋勇与越共中央的公然对抗，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其次，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竞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这一公开、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不难设想，外部的影响也会通过这个管道渗透进来。柏拉图就注意到民主引发的“外援”现象。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出了民主政体内部因政治竞争会引发引入外部资源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风险之一。所以，越共由此所遭遇的颜色革命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同时，更为现实的是，为了权力的平衡，它必然导致一个“无为而治”政权的产生。它不仅导致决策障碍，效率低下，应对危机或者说推行改革缺乏动力和责任意识，更无心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职能。
反过来，政治权力分散的弊端迟早会反作用于经济上。2008年越南在金融危机后遭遇严重打击，此后每年GDP增长低于预期。同时，越南南北经济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基础设施薄弱，一度使得阮晋勇实际中处于尴尬的状态中，始终难有作为。而如今，越南经济虽有恢复，但身处内外交困的大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国内经济严重依赖外贸，如果越南持续在分散权力、瓦解民主集中制上越走越远，陶醉于民主政治的“荣光”，造成权力的碎片化，那么更为猛烈的执政危机甚至“颜色革命”并非危言耸听。
同志加兄弟剧变 越南走向何方？
同志加兄弟剧变 越南走向何方？
茅岳霖
2014年12月末，俞正声抵达河内。中越发布的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河内与越共高层谈的是“党建与合作”问题。宾主双方首先大谈兄弟交情，先谈友好，再谈合作，这对于年中曾在南海问题上，几乎兵戎相见的中越两国来说未免有几分诡吊，可环顾越共危机四伏的2014年，中越接近的答案就不言而喻。
越南公共知识分子从2013年起就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公开表示越共要“风水轮流转”，要消灭“社会主义”；南越余党已经借爱国、守土等名义以“民间活动团体”身份走上前台倒逼越共；更有声音公开质疑越共“马列主义”的红旗能打多久。从这里看去，中越以毛泽东和胡志明时代的友谊为着力点，显然想要“拉兄弟一把”。
进入2014下半年后，北京与河内的接触就开始节奏放缓。在西沙近海的“981”事件后，北京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呈现让步姿态。毕竟，自西沙、南沙海战后北京在北部湾、京族三岛与白龙尾岛及南海领海基线等问题上，已经不可能呈现转圜趋向。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中越开始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基本解决了两国领土勘界问题，与越南在领土争议已经很有限。中国的忍让，越南的见好就收，让两个有着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至于撕破脸皮。但自2011年以来，越南有时为了南海利益故意制衡中国，以与美国拉近关系。但由于美越意识形态的基本差异，中越总是在“又合作又斗争”中达成妥协。
不过，在杨洁篪先行抵达河内后，外界也不难发现，中国几可算“不顾南海主权实际利益”，立即重启了对话，对于北京的苦心，越共也是在8月下旬派出特使黎鸿英以越共高层身份抵达北京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要人接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俞正声的河内之行应该算是北京在党建及合作上，对越南的一种肯定与支持，更可算是某种“冰释前嫌”。
越方此后在“东海”、“黄沙”、“长沙”（即中国南海与西沙、南沙）等问题上采取低姿态，选择不进一步刺激北京的态度，俞正声岁末的河内之行也意味着越共遣使赴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北京之所以避免中越南海冲突加剧，是因为有更大危机的存在。如果中国弃越南于不顾，越南将出现颜色革命的危机。一个“民族主义”而亲美的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可能更加极端，中越关系将更被动。更重要的是，当越南红旗落地时，中国不仅增加一个敌人，在国际上更将遭遇孤家寡人之势。这种种局面是北京决计不愿见到的。
其实，对于经济发展不力的河内来说，借中越问题说事只是缓解国内杂音、异见的润滑剂，越共自1986 年“革新”后，仅仅4年后就被迫强制采取反腐反贪措施，当越南的腐败弊案从上世纪90年代的侵吞国家资产、企业贪污逐渐演变为官僚集团窝案后，共产党的声望随之一落千丈，在胡志明市等原先南越的核心地区更遭遇严重打击。尽管越共已经展开了近30年的反腐倡廉，但在苍蝇越打越多，“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国企高管监守自盗”的核心问题仍然屡禁不绝之际，河内也只得乞灵于狭隘民族主义。可遗憾的是，如此的药方仅仅是一剂麻药罢了，伴随着内部问题的日益加剧，越共稳固境内民意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而这一手更容易被南越的余党所利用，借以打击河内的威权。
必须承认，河内高层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一直在强调防治“内寇”与抵御“外敌”的问题，这两者就是贪腐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打击。从2011年起，越共就一面煽动民意维护“长、黄”，一面引蛇出洞诱捕相关博主，一度取得过相当成绩，这使得河内的示威虽然口号惊人，却往往处于可控状态。为此，越共在2013年更强调过要“内外兼修”、加强斗争。但从此后的情况来看，越共在2013年后反而全面处于下风。
在越南各界拥有崇高威望的民族英雄武元甲大将逝世前几个月，各派人士的相互妥协就已基本结束。阮晋勇、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南、北之争已经开始从路线斗争转向派系斗争，在越共无原则放任的结构下，内斗的河内高层在南越的“还乡团”面前变得焦头烂额。与中共轻易粉碎刘晓波及其“零八宪章”不同，越南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利用“宪政”显示了较大的能量。越南裔知识界人士及离退休越南高官联手推出的“72知识分子宪法草案”公布后，很快就获得了该国知识界人士的响应与首肯。尽管这份鼓吹取消越共领导权力、军队“非政治化”、实行多党制、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最后以流产告终，但越共与公开质疑社会主义、马列思想、共产党思潮的战斗只是刚刚开始，当六十多名越共老臣在2014年公开表示“放弃马列”时，美国的欢迎已经折射出了河内的紧张；尽管华盛顿已经多次谈及要放宽对越南的军售等领域，但这一利好是以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松动为代价的。
当然，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当越南2014年上半年经济指标不断遭遇下行阻力时，越共自以为仍掌控军、政，遂在5月于南海西沙近海掀起风潮。但当中越海上争端引发的民意活动转变成席卷胡志明市近郊三省的大工潮后，以往自以为驭众有术的河内终于发现自己的宣传阵地已经竟被“策反”了。以“越南改革党”（Viet Tan）为首的美国社团积极参与了鼓动越南青年工人、学生上街施暴的行动。这些流亡南越人团体以借反华名义实现了此前不能顺利推动的反共宣传，并把大批对现状不满的普通百姓转化为自身信众。这也使得河内已经直接把2014年5月的“骚乱”定义为了“不肖分子”介入的颠覆行为。
目前，越共北方派掌握的军队已经掌控一定资本和产业，南方派更开始扶植太子党，在双方都有要人与南越流亡高官存在联姻等关系时，河内虽不至于完全糜烂，但至少已经被彻底渗透，当“两头下注”的行为比比皆是时，越共核心也只得抛下民族成见，转向北京求救。毕竟，除了防务领域外，中国对于越南来说永远是处于第一顺位的“邻居大国”。目前，中国在越投资项目共913个，投资总额约47亿美元，更是越南重大的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商，当越南在北京的“一路一带”大方向上时，中国终究不会坐待越南的火山喷发，进而闹得西南数省不可收拾。
于是，就在河内弥漫的节日气氛中，伴随着俞正声的返回，越共在危机中似乎又看到了几分曙光。河内的民主化固然难以停止，但中越间因亲睦而生的商机似乎就可以缓解一部分因经济而不满的越南民众的怨气，很多民众甚至已经翘首等待习近平飞抵河内了。另一面，在中国大打苍蝇老虎的传闻流进越南人的耳朵后，越共下派全国的巡视组也已经启程。河内会剧变吗？这个问题固然得看越共未来如何处对，但就当下来说，中共已是决计巩固中越关系，不想让越南继续疏离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