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紧跟中国学习，在混乱徘徊中前进

　　作为“小中华”，越南学习北方的“邻居大国”早就习惯成自然，法国殖民者带来的窄轨铁路将中、越两国连在一起后更是如此：中国工农革命风起云涌时，越南也爆发了“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56年至1958年间，越南和中国更几乎同步进行了“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至于两国的“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更是如此。可是，制度的相近反而让两个一河之隔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了不尽相同的前景。红河岸边的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早就让旅游者们大呼两国差距不止二十年，越南铁路工人还在苦心孤诣的维护旧“滇越铁路”越南段的残破路基和机车时，泛亚铁路的东线已铺到了中国国界。当“亚洲经济增长率第二”的越南距离模仿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时，一场席卷三圻的风暴也正在迎接倒计时。
　　越南是一个奇怪的领域，共产主义的幽灵、东南亚丛林里的鬼怪、升龙与柴棍的衣冠君子和中原来的各路神圣在这片狭长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调和，红旗下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可以让外界惊呼“两个国家”。“革新”（Renovation或Doi Moi）至今几乎三十年，原先在越南各地存在的的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非但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改革”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伴随着年深日久，越南的危机最终会以一场内爆的方式呈现给世人。

　　结构残破 经济成死穴

　　长期以来，外界一谈到越南的危机往往会先条件反射的想到“颜色革命”，进而担心会不会出现长驱直入的铁骑和广场上的帐篷与死尸。不过对于当下的越共政权来说，与其担心河内复刻“六四”倒不如先留意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安定。毕竟，越南的经济结构首先本身就是该国不可回避的一大危机。无论是产业中心、产业导向还有金融系统，其中任何一处出现问题，结局对越南都将是致命的。

　　从地图上来看，河内与胡志明市作为北、南圻的传统中心各自处在红河三角洲与湄公河三角洲的核心，分别成为了各自区域的工业密集地带。但伴随着越南建国后政策的倾斜，初步建立了基本工业门类的河内竟最终输给了开放程度较大的胡志明市。湄公河三角洲满城的“科技园”尽管都是血汗工厂，可它们反而成了最终成了越南经济的发动机。就在2014年全年，仅胡志明市一地就吸纳了379.8亿美元外资，约合越南全国吸纳外资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经验早就告诉世界，工业化绝不是仅仅是代工球鞋、家具与电子产品。当成千上万普通越南民众为打工南下，而北方的工矿企业却仅仅只能满足该国35%机械制造的内需时，一旦投资方出现问题，哪怕一场最简单的工潮都会打碎越南的经济成果：发生在2014年5月的工潮就是如此。很显然，来自新加坡、台湾或者日韩企业的经济增长指标与越南工业化的目标终究是两回事

　　此外，越南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越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八成，农业产值约占越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成。尽管越南地处热带，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水稻可一年三熟，可讽刺的是，该国至今还在温饱线上徘徊。虽然河内政府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很重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农业生产设施和肥料的缺乏已阻碍了进一步的增长，仅在2014年一年，越南就有六成的农业机械需要进口，在湄公河下游平原（越南称“九龙江平原”）的肥沃土地上，这一缺口甚至高达九成。这对于农机饱和的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局面。近年来，越南越来越多地依赖经济作物，如茶、咖啡和橡胶来进一步发展经济，可该国直到前不久仍有10%人口处于饥饿状态：这意味着在全越南八千万人口中，就有八百万饥民，这些不稳定因素更会随时为了一餐饭、一壶饮揭竿而起。

　　当然，对于越南经济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金融混乱导致的经济危机，作为一个经济体量有限却又放开市场的小国，这种危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已经遭遇过两次经济危机，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越南金融危机，这两场危机都与外界涌入的过量热钱有很大关联。此外，越南的预算支出结构也“不健康”，该国总理阮晋勇早已坦言，仅在2014年年内，越南的财政赤字就达154.4万亿越南盾（约合72.2亿美元），这使得越南在2015年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得先还债。

　　步子太大 革新成祸根

　　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危机在表象上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终究还是与其“革新开放”的基础有关。当长征、阮文灵、范文同为首的越共有识之士开始学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并以“革新”的方式加以描摹时，他们这一命名的依据不仅仅是越南希望维持其“独立性”，不愿简单模仿中国：越南社会的局面决定了他们必须先修补大局，其次才能仿照中国的方向迈开步子，以免“步子太大扯到蛋”。可遗憾的是，此后的越南领导们不知是出于急躁还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竟最终把这场革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也从此埋下了祸根。

　　对越南来说，这个在1976年才刚刚完成统一的国家在产业基础上首先就无法进行中国式的开放。中共建政之后，首先就开始寻求建立独立的轻、重工业体系，进而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建设了辐射全国的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同时有效的提升了人口的识字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开化的国家。相比之下，越南至今工业体系并不完备，大批轻、重工业品依赖外国输入，法国殖民地时期遗留的米轨单线铁路至今仍是越南南北运力的关键，该国公共交通领域极为不发达，其首都地铁计划甚至需要多国注资才能勉强维持。尽管越南民众大多能上网，更有“脸谱”、“推特”、“Youtube”等社交网站可用，可一个铁路时速90公里的国家显然距离现代化仍有极大的差距。

　　其次，越南在“革新开放”期间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尽管越南工、农业最大的问题在于产能不足，可越共在调整政策期间却以流通领域为导向，即先开放价格，却迟迟不肯给农民以包产到户的权限。资料显示，在越南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该国首先实施合作社与农户混合承包的“三五承包”，农民仅负责其中三项，直到十年后才正式转为“包产到户”，到2011年才把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下放给农户。这一局面已经让很多研究越南的专家觉得越南的领导还相当“左”，旧体制的打破更远非易事。

　　更糟的问题还在后头。很多与中国学者接触的越南专家大多指出，越南的人口红利虽然刚刚出现，但社会在“革新”之初就有贫富分化等问题，加之理论并不完备，这就让越共的改革在一开始就属于“一个阶级斗争复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斗争”的混乱时期。在革新之初，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城市就开始成为异见人士的活动据点。伴随着越共在近三十年革新中的思维混乱，“现代化”但有伤风化的娱乐方式以及纯粹封建迷信的活动已经开始逐渐回潮。当胡志明纪念堂前人人争相烧香，越共耆宿上书质疑马列主义，“西贡小姐”入夜后重装上阵“迎接各方宾客”时，沉浸在《西贡夫人》、《三轮车夫》和《恋恋三季》气氛中的各国文化界人士只怕还要赞叹独弦琴声中越南的“静谧”与“岁月静好”来。从这里看去，这种建设成果显然不是拼了性命赶走法国人、美国人以及阮家王朝的几百万越南志士希望见到的。

　　不可否认，越南精英阶层对于学习邓小平是很有心得的，但越南的环境与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内外环境终究不同，当基础存在问题时，这也就意味着越南的建设与隐患在同时成长。中国“药”可以救越南，正如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救过黎德英主席一命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经验是拯救河内的万应灵丹。毕竟，救国绝对没有捷径可走，从这里看去，伴随着越南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越南危机的起爆也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