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期间，日本媒体怎样报道战争？ (中国论坛)

作者: 九一八, 发表于: 星期五, 一月 02, 2015, 21:37 (3616天前)

侵华期间，日本媒体怎样报道战争？

　　1945年8月16日，日本最大的一家报纸《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发出了双面版面空白的报纸，次日至第五日，仍有部分版面为空白。该报社长、关西总部编辑局局长等高层辞职。随后，另一家日本大报《朝日新闻》的高层也宣布总辞职。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3日发布《关于自我谢罪的声明》，表示对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至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10多年时间里，该报误导了日本国民和舆论，表示日本战败也有新闻媒体的责任。而《每日新闻》的高层则表示，战败前一天报纸还在大喊“鬼畜英美、焦土决战”，第二天就彻底转向，实在让人太难堪。

　　尽管两家日本大报在当时都作出了“谢罪”的姿态，但日本学界和新闻界很多人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军部对报纸要论的压制，逼迫报人合作，这确是事实，但报纸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也绝非都源自被动行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大报是1930-1940年代日本国内狂热军国主义民粹思潮的受益者，销量及广告收益大幅上升。

　　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曾长期供职于《每日新闻》东京总部，长期研究日本战时的传媒统制、新闻史等问题。前坂俊之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写成《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对日本各家大报在二战前和战时向日本军部、右翼势力妥协的做法给予批评，并指出，报界对日本军部给予抵制、抵抗，并非不可能。

　　日本1931年侵华，其实源自少部分少壮派巨人的冒险，日本政府及军界对此不报支持态度，如果当时的主流媒体能够态度鲜明的抨击这种做法，可以左右舆论，政府和军人也将迅速驾驭冒险军人，但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媒体在战事一开，就马上站在了支持侵略的立场，从而让军部极端势力不断做大，压缩稳健派的生存空间。在1931-1937年间，报界在日本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的挑衅面前，不断让步，从被动接受舆论管制到发挥主观积极性，积极炮制为侵略暴行辩护的言论，阉割事实报道。

　　日本媒体如何报道“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迅速行动，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批报道资源，“这种大力报道无条件地追认由军部策划制造的既定事实，煽动了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拍外性的民族主义”。《大坂朝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10月1日的社论标题分别是，《决不容许他方干涉，维护我帝国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满蒙的独立，若是成功将成为远东和平的新保障》。该报还发动日本国民为侵华关东军募集慰问金。

　　《大坂朝日新闻》在此前曾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媒体，经常批评日本军部。为什么这家报纸会突然转换态度。前坂俊之解释指出，日本军部和右翼人士通过“不买行动”，让《大坂朝日新闻》的发行陷入困境，而其竞争对手《大坂每日新闻》则抓住机会，通过煽动战争情绪而扩大发行量。日本其他的主要报纸，如《东京日日新闻》也因为面临类似处境，而选择投向支持军部的对外侵略扩张。

　　前坂俊之同时也强调，编辑和发行的困难，不足以成为一家报纸牺牲报格的充分理由，因为在当时，也有部分日本媒体和学者对“九一八事变”提出了辛辣批判。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横田喜三郎从国际法的角度，质疑了日本军队：“仅以数米的铁道爆破为由占领了南满洲的大多数要地……就算最初的冲突是自卫行为，之后所有的行为也都靠自卫权行使就能说得通吗？”

　　仙台的《河北新报》则发出了一连串社论，猛烈抨击军方的冒险、政府驾驭局面的无能。日本军部派出宪兵冲进《河北新报》总部，威胁将成立不买联盟，而《河北新报》的社长一力次郎还击称“我社虽然贫弱，但也是言论机关。如果受到从外界来的暴力，我社四百员工将抱成一团死守言论的自由……什么时候被炮击都不会叫苦。成不成立不买联盟是读者的自由……”这番话简写，就是中国读者而今熟悉的“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虚构战争英雄为哪般

　　“九一八”事变次年，日本军部在上海挑起战事。但因为日军轻视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疲于苦战。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开始炒作“爆弹三勇士”，日本各家报纸予以踊跃响应，在1932年2月24日登载了军方授意的报道，称日军有三名士兵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将点燃的炸弹绑在身体上，再把自身投进铁丝网，“以壮烈的牺牲打开了步兵突击的道路”。

　　“爆弹三勇士”被很快包装为日本的现代军神，载入课本、授予荣誉、建设铜像和纪念碑、编辑传记，日本的电影企业拍摄了多部该主题的影片，还有仰慕勇士的少女跳入蓄水池自杀。70年后，驻伊美军用同样的包装手法，塑造了一个英雄女兵杰西卡·林奇。

　　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引用与三勇士同属以工作队的一名士兵的档案证言称，三勇士其实是被上级强行派往爆破一线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后，就都陆续跌倒，三个人都准备往后退，被上级喝止，又掉头捡起爆破筒向着铁丝网前进，没等达到铁丝网的时候，爆破筒就爆炸了。

　　“爆弹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军挑起的上海事变的失败结局，日本媒体形成了更为娴熟的包装炒作套路，这使其在后来可以不断宣扬“竹枪主义”和“肉弹战”的重要性，让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军”，走上那条“玉碎”不归路。

　　在这样的媒体和社会氛围中，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壮派军官暗杀了力主改革军部、清算战争狂热主张的时任首相犬养毅。而在此事件中，日本军部更是狠狠地扼住了日媒的喉咙，后者基本上不敢发出对暗杀行为给予谴责的声音。日媒开始宣扬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即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社会原因论”：经济如此不景气，社会压力和矛盾如此之大，泄愤应该首先找社会原因、体制原因，凶手和被杀者都是受害者，等等……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走向“特立独行”

　　日军侵占照顾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作出一个事实上倾向于维护日本侵略（既得）利益，诱使中日媾和的报告。但这个报告因为仅仅在字面上提出了对日本的谴责，而受到日本媒体的连篇抨击。

　　日本各家媒体的社论标题分别是——《东京朝日新闻》：《错觉、曲解、肤浅——发表的李顿报告书》；《大坂朝日新闻》：《充斥着肤浅和自我矛盾》；《东京日日新闻》、《大坂每日新闻》：《谎话连篇的报告书——如此夸大捏造也太过分了》、《读卖新闻》：《坐井观天》；《报知新闻》：《无礼诬陷盛行的调查报告书》……

　　前坂俊之在书中就指出，日本政府中许多资深政客如西园寺公望、斋藤实等对军部的独断专行颇有微词，更不同意日本退出国联，这本可以遏制当时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的少壮强硬势力。正是因为各家媒体加入到对军部立场的合唱行列，才使得稳健派陷入空前孤立。日本退出国联，自居为亚洲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走向特立独行的日本，很快开始清算那些没有站在当局立场的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引入国家主权学说，将日本天皇称为日本的（最高）国家机关，这个说法与日本右翼势力、军部宣扬的天照大神后裔万世一系的统治论格格不入。昭和天皇实际上赞同美浓部达吉的观点，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本人卸下过大的压力。美浓部达吉利用议员身份，在日本议会等场合就自己的观点发表了多次辩护意见，并通过媒体报道将天皇机关学说传播得更远，更加重了右翼的仇视，最终以前者辞去议员和学术职务、天皇机关学说被禁止传播告终。

　　鼓动“讨伐暴戾的中国”，让日本媒体大发横财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主要媒体被政府召集，要求报道和言论必须严格配合国家行动。各家报纸因此在歪曲报道事件起因、进展的同时，约定将报道和言论的主题确定为为“讨伐暴戾的中国”寻求合法性、合理性理由。

　　非但如此，日本各家报纸还踊跃举办旨在扩大日军与日本平民互动，渲染战争参与的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讲，诸多“线上活动”凝聚了更多日本人参与“线下”的战争行动。《朝日新闻》举办了“军用机捐献”、“皇军慰问”等主题活动，《每日新闻》募集慰问金和遗属救护资金的活动，《读卖新闻》等媒体分别捐赠报纸、被子、燃料。最终还是《朝日新闻》占了上风，该报提出了一个“神风”号周游世界一周活动，募集到巨额资金，用这些钱只做了最先进的侦察机10架、战斗机20架、轰炸机10架等总计90架飞机，捐献给了侵华前线的日本军队。

　　日本媒体在“七七事变”以后已经非常主动的响应战争宣传，不再具有抗拒性，这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体现，而是因为战争为这些媒体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书中介绍了各家报纸在中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广告等经营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尽管在后来，因为战时纸张供给的紧张，日本报纸的发行受到影响，但煽动战争带来的红利已经让报人欲罢不能，甚至进一步主动完善了战时的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