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排显示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朱学源 (中国论坛)
匈牙利实际族名或国名是“马扎尔/Magyar”，所谓“匈牙利/Hungary”
是他们的英语名字,俄译 Венгария，即如中国之为 China。而罗马尼
亚，南斯拉夫等国长期受匈牙利或奥匈帝国的统治，而且含有大量匈
牙利民族人口，他们称匈牙利Ongaria，因此Ongar可能是Hungary
一字有较高推敲意义的源头。
匈牙利民族进入中欧多瑙河平原大约是在公元889年，晚于五世纪大
闹欧洲以“阿梯拉/Attila”为领袖的“匈人/Huns”将近五百年；因
此不可混为一谈；要说后者是一世纪时离开河套地区的北匈奴，也必
须有证据，因为其间又有四百年的跨度，北京大学齐思和教授有一些
猜测，也仅仅是猜测而已。所以，匈牙利人（Magyars）和匈奴是相
去九百年的人类群体，“匈牙利人是来自中国古代匈奴人”至少不是
显然的事实。
对以上三套族名与“匈/Hun”字有关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我通过比较
语言的方法分别有所研究，今逐篇发出，敬请读者赐教。基因手段当
然能论证这些结论，但只能在政府的财力支持下，由有实力的研究单
位进行，我只能提供言之有理的线索而已。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十五篇 匈牙利民族与女真同源
匈牙利 Hungary是一个中欧国家，多瑙河从北到南贯穿了她平坦的
土地，首都布达佩斯坐落在它的两岸，是世界著名的美丽城市。这个
国家只有一千万人口，却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一百五
十多年前，匈牙利革命青年裴多菲的热情诗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是世界各国人民熟知的千古绝诵。匈牙利人民热爱自由，但它又曾是
中欧的一个霸权，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的
一部分都曾在它的统治下。因为它是“奥匈二元帝国”中的一个独立
实体，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也失去了大
片领土，就此萎缩成了一个欧洲小国。
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从东方来的，匈牙利语的语辞、语法和
韵律都与中国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匈牙利人姓名称谓，如
Arany Janos ùr（爱伦·亚诺什先生），是以“姓氏——名字——身分”
为序；他们写的信封，是以“国家——城市——区里——街道——门
牌——收信人”为序。看来他们的思维与我们中国人很相似，而与西
方人相左。
·匈牙利民族的由来
不少中国人以为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裔；但欧洲人知道它的真名是
Magyar（马扎尔），与匈奴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以为他们是阿梯拉
的匈人的后代，或成吉思汗的武士的子裔，那也是倒错了时光，阿梯
拉和成吉思汗分别是五世纪和十三世纪的人物，马扎尔人则是在九世
纪末进据匈牙利地区的。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1896年布达佩斯
举行过“征服家园”的千年庆典。
《大英百科全书》上有一种说法，古 Magyar 的祖先住在乌拉尔山北
部，由于不明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俄草原；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游牧
部落结成了名为 On-Ogur（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邻近的斯
拉夫人将 On-Ogur 讹读为 Vengr，其谐音即是 Hungary。然而，关
于族名 Magyar 的由来却没人知道。
公元889年左右，南俄草原上的 Magyar 人受到后续而来的东方游牧
部落的攻击，西迁到喀尔巴阡山缘，东法兰克王国借他们去讨伐莫拉
维亚公国；拜占庭皇帝又利用他们打保加尔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唐朝
借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的故事，纯朴勇敢的游牧民族常常被“文明帝
国”用来“借刀杀人”。
后来，Magyar 诸部由大酋长阿巴德（A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
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那里富饶的水草令人马驻足。
可是，此后半个世纪中他们还继续骚扰西欧各国，尤其是他们优良的
箭术和骑兵的快速袭击能力，引起西方世界一片恐怖，犹如阿梯拉匈
人再次降临。公元953年，他们在巴伐利亚被日耳曼人击败，就此退
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退一步海阔天空，转化了
文化意识，就能在欧洲立国安身了。
·Magyar 与“马佳氏”
查证族名Magyar的由来，还得靠中国历史。北京满族马姓很多，大多
出自“马佳氏”。北魏年内入的胡人中有“万俟氏”和“莫折氏”，
“万俟”还入了《百家姓》。“马佳／万俟／莫折”都与 Magyar 同
音，细考起来，隋代“蔑促”，辽代“梅只／慢押”，元蒙“蔑里乞”
等部落名，也都是“靺羯／勿吉”或 Magyar 的变写。
北方民族常用族名作人名，与“靺羯”或 Magyar 相关的人名也不少。
如：金代女真族的“麻吉／麻产”，辽代契丹族的“买住／抹只”，元
代蒙古人的“麻察／马扎儿台”等。而女真人叫“满住／满柱”的更
多，努尔哈赤还有“满柱汗”的称号。古代中原也有人以此为名，如
先秦的“墨翟”（mo-ji），汉代的“金日磾／马日磾”（“日磾”读mi-ji）。
这个名字的广泛使用，不仅反映了北方诸族间的血缘渗透，还表现了
华夏与北狄民族间的渊源，还更能看出 Magyar 是个来自东方的族
名。
·楛矢石砮的故事
《国语•鲁语下》的一则关于肃慎的记载，很能证明匈牙利人与通古
斯民族的关系，它说：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
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
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
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故事是说孔子在陈国讲学时，有几只隼（一种大鸟）聚死在陈侯的庭
院里，身上插着楛（音hu）木制成的有石质箭头的箭，陈惠王派人
将隼送到孔子处求教，孔子说，这些隼是从远方来的，因为那些箭是
肃慎民族的箭；又说武王克商后，联络周边少数民族，让他们把自己
的特产送来，要他们安心劳作；于是肃慎人进贡了楛矢石砮。孔子从
箭是楛矢，就猜到这些隼是从东北地区飞来的。
楛木就是桦木，蒙古语称为 hus，是在大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的树种，
中原却很罕见，桦木轻而直且硬，数千年前肃慎人便善用桦木制箭杆，
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进贡中原，这就是孔子告诉陈惠
公的“楛矢石砮”。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
军献给朝庭的例贡。
弓箭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箭”字在匈牙利语是 nyíl，芬兰语
是 nuoli，爱沙尼亚语是 nool，三者竟都与满语的 niru（牛录）一致。
更巧的是，“桦树”在匈牙利语里为 nyír-fa，意为“箭树”，无疑又
说明匈牙利人的东方祖先，是善制“楛矢”的通古斯民族。
由于通古斯民族很早就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靺鞨——女真人
的箭术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据高丽历史记载，辽东战争期间，唐
太宗就是被靺鞨人的毒箭射中，数年后发作而死的，中国正史却把这
个事实掩盖了。当游牧的 Magyar 民族进入欧洲以后，他们的骑术和
箭术也都令西方民族畏惧。
·匈牙利语最接近女真语
在 Magyar人到达中欧后的一千多年中，它的语言受到周边民族的影
响，必然会发生很多变化。然而，在现代匈牙利语中不仅可以找到大
量通古斯满语和蒙古语基本词汇，还可以发现许多近现代社会、军事、
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有些甚至与汉语是相通的。下面我们择要做了
一个简单的语词比较：
匈牙利语 满语 蒙语 汉语
天 ég 阿瓜
金 arany 爱新
水 us 乌苏
火 tűz tuwa
花 virag ilga 芛
草 fű orho 卉
牛 tehan ihan 特
猴 majom monio
心 szív 心
女士 hölgy 福晋 妇
村庄 kozeg gasan
军队 sereg tsereg
英雄 bator 巴图鲁 baatar
这个比较不仅揭示 Magyar 人祖先是来自满蒙地区，而且证明他们是
在脱离了蒙昧后才离开那里的。十二世纪女真族建立金朝，与 Magyar
人到达欧洲时代相去不远。《金史·国语解》用汉字记载了七十几个
女真语字音，其中虽只有三十九字能析义，却有十余字与匈牙利语对
应，如：
金女真语 匈牙利语
人 按答海 vendég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ózó
牙 畏可 fog
和谐 奴申 összhang
快 撒八 sebes
买 兀带 vétel
刀刃 斜烈 él
金 按春 arany
口袋 蒲卢浑 bőrönd
红色 活腊胡 vörös
更令人惊叹的是，《辽史·国语解》（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44）记载：
以下国阿辇至监母，皆斡鲁朵（蒙古语“部落/国家”），其注语，则
始置之义也。国阿辇，收国也。夺里本，讨平也。耶鲁宛，兴旺也。
蒲速宛，义与耶鲁宛同。女古，金也。……监母，遗留也。
Hungarian Words1
“兴旺”的两个同义词“耶鲁/蒲速”竟与匈牙利语的 bőség/jólét
对应得天衣无缝，这是很难得的语言同源现象，查耶鲁宛、蒲速宛两
个部落位于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地区，因此是两个女真部落的名字。
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古 Magyar人使用的是以女真语和蒙古语
为主的混合语言，而与女真语更接近。
Hungarian Words2
·匈牙利人的姓氏
Magyar 人保存了远东祖先的语言，还保留了一套以女真诸姓为主体
的姓氏系统。如Nagy是“粘割”，Tóth是“拓特”，Arany（金）是
“爱新”，Bodó 是“泊咄”。其它如：Bócsa（蒲察）、Dudas（徒单）、
Fehér（夫合）、Papp（把）、Sánta（散答）、Szabó（塞蒲里）、Szakál
（撒合烈）、Tomen（陀满）、Turi（都烈）诸姓，亦都与《金史·百官
志》记载的女真姓氏对应。
包括“女真”在内的许多中国北方民族族名也转化成匈牙利姓氏。譬
如：Bokor（仆骨）、Csibi（契苾）、Gyurcsany（女真）、Gyurgyi（女
直）、Gyurkó（女古）、Horváth（贺拔）、Kocsis（高车）、Kovács（库
莫奚）、Sípos（须卜）、Szekeres（思结）、Szima（悉万）、Szöllös（树
六于）、Torok（同罗）等。《魏书·高车传》说高车族使用的车轮高大，
因之得名；而匈牙利语 Kocsis 是“驾车人”，Kocsi 是“车”，而不
是“高大的车”，历史记载中以“汉义”附会“胡音”的情况实在太
多了。
公元700年左右，靺鞨民族建立以文明著世的“渤海国”。《新唐
书·渤海传》说渤海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鄚
颉府领鄚、高二州”，《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标明“鄚颉府”是在哈尔
滨周边地区，“鄚州”就在阿城（旧名“阿勒楚”或“阿什河”）地方；
而“鄚颉”显然就是 Magyar 之音。
·唐太宗征东造成靺鞨民族出走
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也有线索可循。唐帝国兴盛后，对辽东
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抵抗，并曾重创
唐军。后来高句丽——靺鞨联盟败灭，导致抗唐的靺鞨强部出走，就
此失闻于中国历史。《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
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人迸入渤海。
即是这段历史，二百多年后出现于欧洲 Magyar人，可能就是这些西
迁的靺鞨后裔。
隋炀帝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兴
旺的隋皇朝命脉。唐太宗李世民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
之鉴于不顾，决定亲征高丽，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领土问题。开始
了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在高句丽——靺鞨联盟中，高句丽王朝在政
治上居主导地位。而被利用的靺鞨部落，却又不知进退地从事军事蛮
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
了灭顶之灾。
征东战事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公元645年）声势最隆。唐军算计极
尽缜密，它计划以营州（今朝阳）为陆路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
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出山东半
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
通道上的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
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
意料地介入，挫败了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
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战争空前残酷，唐太宗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
阿史那思摩“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又如“[契苾]何
力……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而决战正在安市城（今海城南）
外进行时，“靺鞨众十五万来援”，靺鞨军以优良的箭术重创唐军，太
宗亦为毒箭中伤。太宗对投降的高句丽军宽大有余，而对靺鞨部众恨
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余人”。唐军围城三月，却无力再战，于九
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饥寒交迫，太宗
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因箭伤死去。
唐军从此与靺鞨不共戴天，从唐军不断地用兵于“扶余道”的史实，
可以推测与唐军为敌最力者，是聚居于扶余、嫩江地区的北部靺鞨诸
部。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句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
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高句丽国王
与唐帝国私相授授，而老迈的权臣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
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公元666年，高句丽国发生内哄，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
使，率庞同善、高侃、薛仁贵、李谨行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胜
高句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
交会处），威胁扶余地区。十二月，八十高龄的李勣任辽东行军大总
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公元667年九月辛末，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句丽军西北重镇新城，
由契苾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
而以攻取扶余、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公元668年二月，时年五十四岁的薛仁贵，率精兵两千克扶余（今四
平），周边三、四十部落纳款输诚。在北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高句
丽军倾巢而出，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
五万，进据东部靺鞨腹地。高句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失
尽了辽东、扶余，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都
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
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句丽国亡。
而唐军的死敌靺鞨安车骨、泊咄等部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
丽传》记载：
[李]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
那条萨贺水即是松花江，也是后来渤海国的鄚颉府地方。当时的真相
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余地区以后，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
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后方。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
岛告急，高句丽部队急于回救平壤，扶余嫩江的靺鞨部队即成孤军，
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唐军以夷制夷，高侃的营州契丹奚族，
李谨行的燕州靺鞨族都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战胜后又纵
兵虏掠。此时，靺鞨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
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
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结束语
作为后来欧洲Magyar人的祖先，这些部落告别了东方社会，先是逃
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
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祖先的业绩。
他们本可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
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
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三年六月号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修改
地图3唐代东北图
地图 唐代东北形势
附录：与Magyar相关的族名、人名、地名
靺鞨
魏书官氏志 馝刊、茂眷
新唐书回鹘传 弥列哥、貊歌息讫
新唐书北狄靺鞨传 靺鞨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摸逵
大唐西域记 瞢健、货利习弥伽
辽史营卫志 靺鞨、慢押、蔑孤、蛮葛、蛮雅葛、抹骨古、
梅古悉
南村辍耕录 抹合剌、木温塔
八旗氏族通谱 伏尔哈、梅赫理、穆和林、墨尔赫、墨呼理
百家姓姓氏 墨哈
日耳曼姓氏 Maher
周本纪人名 谋父
元史蒙古人名 买哥、木华黎、木花里
勿吉／满洲／蔑里乞
夏本纪族名 冥氏
匈奴列传族名 緜诸（实即“满洲”）
后汉书西羌传 蛮氏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牟涿
魏书官氏志 勿忸于
魏书勿吉传 勿吉
魏书西域传 伏丑、弗那伏且
隋书铁勒传 蔑促、蒙陈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摩竭、篾颉
大唐西域记 伐地
辽史耶律大石传 密儿纪
辽史营卫志 梅只、梅里急、密儿纪、灭合里直
蒙古秘史 蔑里乞、马扎剌惕
南村辍耕录 木里乞、末里乞、灭里吉、密赤思
八旗氏族通谱 马佳、密扎、梅佳、莽佳、穆察、墨尔齐、墨尔启
百家姓姓氏 百里、万俟
匈牙利姓氏 Magyars
南斯拉夫姓氏 Mandžukić
殷本纪人名 微子启
周本纪人名 微子开（即“微子启”）
春秋人名 墨翟
秦本纪人名 孟增、百里傒
赵世家人名 范吉射
希罗多德历史人名 Madyas（斯基泰王）
匈人人名 Mouageris、Mundius、Mundus、Mundzuc
元史蒙古人名 麻察、蛮子台、马扎儿台
明代女真人名 李满柱
五帝本纪地名 文祖
殷本纪地名 鸣条
河南地名 渑池
陕西地名 米脂
学识渊博，引论广泛。但实证不足，结论武断，牵强附会
继续努力
中国北方诸民族研究始末 朱学源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一篇 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
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
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他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
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
责任。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着手了北方民族的语言信息的解析，
以及他们与东西方民族血缘关联的研究，即：寻找他们的“源”，和
辨析他们的“流”。
人类之初是从事游牧和渔猎活动的，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原
出走的游牧和渔猎部落。它们在草原地带获得了巨大的迁徙能力；而
所谓“西戎”或是直接出自中原，或是由“东夷”、“北狄”转徙而成。
东夷、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的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
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原因。
然而，北方诸族的许多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它人种名下去了。纪元
前出现在东欧和近东的 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人，都被《大
英百科全书》说成是伊朗人种的游牧部落；那些出自河西走廊的月氏
和乌孙民族也被指认为印欧人种。我则以语言线索为这些人类集团寻
到了源头：它们也是史前期出自中原的戎狄民族。
所谓“民族”，实有“血族”和“语族”之分。远古时部落隔绝、人
口稀少和近亲遗传，使人类的体征和语言发生分离。上古语言往往是
在血缘集团内发育完备的，那时血族和语族是一致的。到人类生产和
迁徙能力增强时，血缘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交叉，远缘繁殖又使人类体
质和智力发生飞跃。而在“强势部落”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一
些大规模的民族，实为语族开始形成，血族的概念则渐渐淡漠。例如
汉族就是一个语族，其血缘则早已无法辨析。概言之，人类之初是处
于离析的状态，而近世则处在融合的趋势中。
今天基因科学如此进步，人类生理、病理和遗传等艰深问题的解决，
都指日可待；而人类对自身由来的认识，却遥遥无期。近一万年人类
的活动只是它的历史的最后几页，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则是千头万绪。
从生命科学的成果来看，不同人类种属间的基因区别极其微小，而且
这种微弱差异又被人类融合的过程稀释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因此，那
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必然包含了解决上述课题的语言线索；
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展面前，仍然保有不可与缺的一席之
地。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北方诸族研究，是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展开
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
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成果，但总体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
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国人洪钧、屠寄、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我自幼对这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脑子里也只是一片混沌，而
且从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我引上了这
项研究的不归之路。一九九六年夏天，为识得一个蒙古字之读音，打
电话给蒙古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求教，商务参赞纳兰胡（意为“太阳之
子”）先生竟与我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纳兰胡之父是驻节原苏联的外
交官，因此他长在俄罗斯，受业于莫斯科大学，英俄两语俱佳；其岳
父又是鲜卑史专家，耳濡目染，对于史学亦颇有见解。他告诉我匈牙
利语与蒙古语很接近，还说匈牙利国内年轻的一代，正在与传统势力
斗争，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
纳兰胡寄来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 Hungry of
Their Roots 的文章，说的是匈牙利的寻根热潮。Hungary（匈牙利）
与 Hungry（饥渴）仅一字之差，该标题实际是英文文字游戏。这篇
〈饥渴〉文章说：
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苏联学者支持匈牙利和芬兰民族是源自于
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地区，因为这个假设或多或少有利于将匈牙
利套在苏联的轨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假设，
匈牙利人正在朝更远的东方去寻找他们的文化之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公道地说，前苏联学者的纯学术态度是高
尚的。匈牙利和芬兰民族发源于乌拉尔山的理论，是源于西欧学者的
早期研究，后来才为芬兰学者认同，目前则为一些匈牙利和西方学者
坚持。对于这个学术观点，前苏联学者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匈裔犹太人学者 Denis Sinor很早移居西方，
但他是上述观点的“权威”支持者之一。布达佩斯罗兰大学 Gy. Kara
教授，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也都在鼓吹这种理论。如果说这都是为
前苏联的政治服务，显然是荒谬的。客观一点说，《邮报》是用“戴
红帽子”方法，为匈牙利的一代新人，发他们对行将逝去的一代学术
专制的怨忿。
〈饥渴〉一文描绘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学习的“中亚学”的热潮，
和罗兰大学里的藏语和蒙语课堂爆满的情景。这篇报导表现美国大报
记者善于速成的聪明才智，它不失精确地介绍了 Magyar（读“马扎
尔”，即匈牙利）人从东方闯进喀尔巴阡盆地的那段已知历史，以及
关于 Magyar 人未知祖源的种种说法。它说：
一九八六年，中国政府允许匈牙利学者回到乌鲁木齐以东三十英
里处的墓地从事进行研究。……匈牙利学者在那里发掘了一千二
百座墓葬，他们这些发现出土的文物与九至十世纪间的匈牙利墓
葬物相似，墓中陪葬武器的排列，掩埋的方式，以及文字书写的
形式均相一致。著名的匈牙利民族学者基思利说：”这些地方竟埋
藏了人们从未领略过的秘密。”
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按：实际是在甘肃省），基思利和其它学者
们碰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在中国被称为“裕固”的民族，它与
新疆地区也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发现，这
个人数仅九千人的的裕固族的七十三首民歌，都是五音阶的；那
些被世界著名作曲家巴托克普及了的匈牙利民歌也都是用五音阶
作成的。（按：这个结果是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首先发现的）
基思利说：“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个会唱这些民歌的妇女，她唱得就
象和我们匈牙利人一模一样”。基思利还说，裕固族在若干个世纪
以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依然保存了萨满教的巫医治病的传统。
他们所用的念咒语的方式，在十一世纪以前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匈
牙利也很普遍。基思利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到了自己的根，
但是我们必须回来反复的确证它”。基思利说，他认为古匈牙利人
不迟于五世纪才离开新疆地区，以后则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了几
个世纪，中途又融入了古芬兰人，演变了他们原先的语言，最后
才到达他们今天欧洲的家。
文章还说：
一个名叫尤迪特·色楞格的专修蒙古语的女生，几年前去蒙古，
她感到两种人民间有无形的联系。她在乌蓝巴托结识了她后来的
丈夫，他们一起回到布达佩斯，都在该大学里做研究。她说：“我
知道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我们有许多与亚洲人共同的东西，特
别是与蒙古人。”
Magyar 人的先祖肯定是从东方迁移来的民族集团。如果他们还是一
副亚洲人的样子，问题可能会变得索然无味。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那种
“西方人”的外形，和“东方人”的内涵，及曾经游牧于欧亚草原的
无可奉告的历史，使得假设可以更为大胆，而求证则必须甚为小心。
然而，除去科学性以外，还往往牵涉人们的感情；蓝色的多瑙河畔的
人们，是否会苦思：难道我们会是来自苦旱的蒙古高原的吗？难道我
们的祖先是那些高颧塌鼻的蒙古人吗？
〈饥渴〉说基思利教授认为裕固族可能与他们同根；色楞格女士却更
认同蒙古人。裕固族是回纥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840年后才从蒙古
高原中部迁徙到甘肃地区的；而今天的蒙古民族是在十三世纪以成吉
思汗的蒙古部为核心融合成的。匈牙利人在九世纪末进入中欧前，还
曾在草原上游荡了几百年。如果回纥是其祖，他们应出自蒙古高原；
如果蒙古是其宗，他们则应来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方。
经此番启迪，我兴致大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比较完了半本《英
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完全相同的对应
辞汇，当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与蒙古民族同源，并准备要写一
篇论文了。然而又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思路和结论。
一九九六年感恩节，我去洛杉玑省亲，在一家中国书店掘得一部《金
史》。该书最后一篇〈国语解〉罗列了七十七个女真辞汇，经过几个
星期的揣摸，竟发现女真语比蒙古语还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
到匈牙利族名 Magyar（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
“靺羯”），他们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
语言证据，一九九七年夏，终于作就了平生第一篇史学论文〈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文章写成后，先寄给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德刚先生文章闻名天下，年
过八旬而又谐趣风生。据唐夫人说，他接到文章一口气就读完了。唐
先生在电话里，用极重的合肥话与我长谈，他说：“你的文章是一篇
绝好博士论文”，他说自己也曾有过 Magyar即“靺鞨”的想法，可
惜没有深入下去。
受此鼓励，把文章寄给中国国内杂志，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难。非议如
“不合体例”，或“未曾听说”，或“某字拼法有误”，或“匈牙利会
有什么反映”，或“洋人有如何看法”云云；怕见笑于世界，受讥于
学界。总之，无自信乃我民族之劣质也。所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中亚问题专家余太山教授，不仅予我许多鼓励，还竭力四方推
荐。他的热情和真挚，令人感佩。
老朋友赵忠贤教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得悉我的文章得不
到发表，颇为叹惜地说到他的一位研究生发现了一个经验公式，只需
有几个数据，便可确定某种物质是否可能有高温超导性，在有所舍取
后再行实验，既省钱又省事。该生投稿《中国科学》，竟因“理论不
完善”被拒。他转投美国《应用物理》，却立即被录用。现在这个公
式已被各国同行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之学术还在“但求无过”
的困境中徘徊。
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主编的《世界民族》杂志，于一九九八年
第二期刊登了这篇长文。后来《文史》、《欧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
《满语研究》刊出了若干后续文章。一九九九年，韩国、芬兰、土耳
其学者主编的《国际中亚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全文发表了它的英文稿。二○○一年在布达佩斯讲演引起了
匈牙利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年底该国 TURAN 杂志又将它译成匈牙
利语全文刊出。显然，任何学术成果的认识和传播，都是要消磨时间
和耐心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主任柴剑虹教授，
很早就与我约稿成书。但线索一旦展开，潮思如涌，很不容易收敛；
有的文章杀青了，又言犹未尽。拖了很久才决心打住，给自己留了一
条出路。二○○二年五月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以《世界汉学
论丛》之一部面世了。
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的“胡适之讨论会”，
结识了主讲人周策纵教授。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们
同车往访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的德刚先生，开门时他竟问周先生：
“你找哪一位？”这钩起我心中一番酸楚。毕竟一代文豪睿智犹存，
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连珠了，谈的都是名人昔事，唐夫人吴昭文
女士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回来的路上我把书稿给了周先生，他一路
就读了起来。我说准备出一本“繁体本”，希望他能写一篇序言，他
说“文债”太多，不知有无时间，回去再细读一遍。可这一“细读”，
就耗去了周先生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不仅把书中的错字别字，文句缺
失，注释编理的问题一一找了出来，还“刁难”了我许多问题。
是年十月间，八六高龄而虚怀若谷的周策纵先生，才一丝不苟地将〈原
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了。文中将突厥民族“以箭汇族”
的部落结构，和满洲以“牛录”（满语之“箭”）为元胞的“八旗”组
织，与甲骨文的“族”字是“旗下集矢”的现象融会贯通，指出北方
诸族的确是从中原出走的。学术大师的这种集文字学、历史学、民族
学的高瞻远瞩，自是我辈灵感与学力之所不及的了。二○○三年，北
京《读书》杂志和台北台湾《历史月刊》分别刊登了他的这篇文章。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在于目标之差异。几千年来，中国
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
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
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
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
有登堂之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只有求证的本份。
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看出端
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
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后期的守拙。近百年来，在西方
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
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
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自己作出
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
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西方科学方法入传以后，这一问题仍未理顺。
瑞典学者高本汉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
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
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通
过语音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竟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
的状态。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
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
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
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
各个真实过程。
这次，台湾《历史月刊》社长东年先生，又命我写几篇文章，准备出
一期关于中国北方民族研究的专辑。我首先以这篇〈中国北方诸族研
究始末〉来介绍本人学术研究之乐趣，并表达对前辈周策纵先生、唐
德刚先生和台湾《历史月刊》编辑部的敬仰和谢意。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三年六月号
二○○六年三月三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