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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开发应先建立“生态规划” (中国论坛)

作者: 研讨会, 发表于: 星期四, 一月 01, 2015, 01:50 (3618天前)

中西部开发应先建立“生态规划”

近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等中央政策研究机构,主办了一场“中西部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部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如要下:

  衡量绿色GDP,需建指标体系

  吴季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我走了101个国家,总结了一个规律就是“依水建城”。墨西哥城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因缺水而几次消亡的城市。其实我们古代丝绸之路上楼兰和尼雅等城市,也正是因为没有水了,城就消亡了。地下水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生态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需要根据淡水资源的量来制定人口的规模、绿化的形式、产业的结构等。在中西部这种水资源匮乏的城市,高污染、高耗水的产业一律不得引入。“绿色经济”的基础是“水”。可以说保护水生态系统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基础。我们亟待建立绿色GDP的指标体系,以此来弥补GDP统计中对生态关注的不足。

  邬红娟(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生态研究所所长):中西部开放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尤其在定生态指标时,应有所创新。西部环境脆弱,缺水,植被很容易被破坏。而一旦破坏,生态的恢复周期很长,过程很艰难。因此在做中西部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引入“生态规划”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是指绿地布局,而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符合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武春友(大连理工大学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工业文明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和资源恶化。为此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强调生产过程中“绿色化的能力”。如今企业不愿意去算生态账,对环境恶化的全局危险认识不清。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考虑生态问题。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应首先对企业家有约束机制。

  应对生态难题,要各国联手

  蒋明君(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和平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主要任务。近两年,美国、俄罗斯分别成立了“美国总统能源与生态安全领导小组”和“俄罗斯总统能源战略与生态安全委员会”。而中国至今还没有成立相应的机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黄金发展期,生态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重金属超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成为国家发展的瓶颈。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应将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纳入党纲。我认为,世界不同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而现代生态文明应占据世界不同文明的主导地位。

  张焕利(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治污经验可借鉴。首先政府应制定法律,严格执行,管住企业。政府和社会做到高度一致,重视污染治理。在如何减少、处理、再利用废弃物方面,日本做得很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里山农村”模式,发展更多的生物多样性,提倡农村节能的生活方式,并将很多民俗文化和生态文化融入里山文化之中。

  沈孝泉(新华社原巴黎分社社长):在法国,环保不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理念问题,也是民众觉悟的过程。从最初的为汽车让道,造成景观污染和文化损失;到如今反对汽车的发展。可以说这种全民觉悟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即所谓的“绿党”,代表民众在政治上的诉求。他们迫使政府采取行动。2007年法国制定“新环保战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采取“碳税”制度。随后法国对外推行“绿色外交”,在生态领域打主动仗,大力推动刚果河流域和亚马孙流域的污染治理,赢得当地人的支持。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法国成为中小国家的代言国。如今气候问题、核不扩散和恐怖主义成为三大世界问题。法国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整体观念更新,才有生态文明建设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反思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需要注意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里存在很多悖论性的问题,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思想和理论上表现出来。一是自然观,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越自然?人化自然在什么意义上与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人始终徘徊于对自然的依赖、归属于超越之间。这是人最根本的生存性悖论。二是价值观,究竟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即自然主义?人的活动如果不以人类为中心,以什么为中心?我们应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三是发展观,目前我们的发展观往往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了连带的负效应。重眼前轻未来,重局部轻全局,重经济轻道义,重物质轻精神。四是消费观,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们过得更好?什么是好生活,现代化的还是自然的?如何走出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怪圈?只有将这些悖论理清,并有整体观念的更新,才会有生态文明的实现。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包含生态公正、社会公正的含义,同时要追求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西部。中西部的后发优势,可引进技术,减少弯路,并有其价格竞争优势。中西部生态安全的选择,应与存在容量相适应,比如以水作为约束性指标,从再生资源入手。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东部土地成本、环保成本和人力成本在增大,才有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如今中西部又在重复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一味招商引资,向资本献媚。这是很危险的趋势。生态文明建设究竟依靠什么来约束?我们需要为生态立法,比如:落后产业该淘汰的就得淘汰。中国目前缺的不是资本,而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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