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集体主义是如何炼成的？

日本的村落，是如何构建集体主义的呢？和中国的村落相比，有哪些本质差异呢？下面，简述之。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的延伸。家是血缘的，村落也大体如此。但这不是说血缘是唯一的纽带，而是说血缘为主，兼有地缘以及其他因素。这一点，可从中国的地名，略知一二，如杜家坎、马家堡、陈各庄等等，大多是一姓一个村落，聚族而居。为此，家族和宗族势力，就成为一个村落的支配性力量。如果，全村一个姓氏，则嫡系、庶出、长房、次房、辈分高低等因素，成为划分派系的主要依据；如果，一个村子有几个大姓，则每一个大姓，自然成为一个集团，与其他姓氏相抗衡。

因此，中国乡村，看上去平静，其实，是很不团结的。各大家族之明争暗斗，一刻也不停止。尤其是，宗族之争，只讲亲疏，不讲是非。凡是本家族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凡是其他家族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如此逻辑，岂有宁日？没有是非的集体，也就不必谈什么集体主义了；因为，没有共识。没有共识，何谈合作？

以我老家为例。村里以两姓为主，一是我们刘姓，二是吕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刘邦之后，也不知道吕姓是不是吕不韦或者吕后的遗脉。以河为界，河西是刘姓人家，没有吕姓；河东是吕姓人家，有刘姓，但刘姓不和吕姓杂居。我小时候，两姓相处，已算和睦。可各种小摩擦不断，暗里下绊儿更是家常饭。

我的小学班主任，姓吕。她给我下了一个评语：学习态度不端正！在班里，我的成绩是数一的，而且，就算回头，也看不见第二的影子。在那个小地方，毫无疑问，我是超乎同类的。能在我身后，苦苦追赶的，有吕姓同学。在吕老师眼里，他们虽然成绩差一些，可是，学习态度端正；我的成绩虽然好，就是再好，也是态度不端正。

我辗转反侧，不得其解。首先是，不知道什么叫态度端正；其次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我的态度端正。问吕老师，她也不能给我有益的指导，来帮助我端正态度。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过”。可对小孩子来说，老师的话就是圣经啊。我背着这块大石头，到小学毕业；到初中、到高中，直到大学，到我自己能独立思考，我才明白：这就是一句屁话。

我，一个心智未开的幼稚少年，自小就在家族争斗的漩涡中，深受其害。当然，这算是极为轻微的，也没造成什么看得见的损害；看不见的，或许很深重，但属于精神范畴，说不明白，只好作罢。

日本的村落，简单得多。和日本的家庭一样，日本的村落，也首先是一个经济体。和中国的村落比较，日本的村落有如下特点：

第一，日本的村落，规模较小。日本传统村落大小，按照户数来说，大部分在50-100户之间。明治维新之前，这样的村落，在日本有十万左右。村落规模小，是和日本的地形相关的。日本多山，没有大面积的平原，所以，大多数村位于山间谷地，其容量是有限的。50-100户的规模，和中国农村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量级。

第二，日本村落，没有大家族。1673年，德川幕府颁布《分地限制令》，禁止农民分家，以防止因财产分割造成农民破产。子女中，只有继承家业的一个人在家结婚，其他人都要离开家门。《分地限制令》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在经济上，避免了土地和财产越分越小；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乡村出现人多势众的“土豪”——使得村落中的每个家庭，成为大体均势的“原子型”的农民。

第三，日本村落，没有强权人物。德川幕府，实行兵农分离制。所有武士以及武器，都被集中在江户和各藩国的町下城。在农村，都是务农为业的本百姓。百姓不允许持有武器，也不允许习武；同时，武士也不允许随便“下乡”，到村落里骚扰百姓。武士的俸禄——贡米，不能直接从农民手里收取，而是由农民交给藩国的大名，之后，再由大名统一发放。

以上措施，当然是德川家康为了便于农村的控制、便于年贡米的征收，而有意弱化乡村势力的措施，但其带来的成效是：日本的村落是平的，既没有“土豪”——拥有大量土地、人口和财富，以及私人武装的大地主；也没有“劣绅”——武士是日本的管理阶层，高级武士即便退休了，也不能回到乡下，而是必须呆在城下町，避免武士和农民的接触，也就避免了武士成为一方霸主。武士，只是拥有一定数额的贡米，但其并没有明确的封地，也就没有相应的农户为其私人拥有。

第四，日本村落，是一个封闭、自治组织，有关村落事务的会议，是全员参加的；决议，要在“村寄合”上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并对全体村民有约束力。

村落的封闭体现在，日本的村落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以区分不同村落的山林、草地、耕田和水源，办法是“道普请（修路）、沟浚（修渠）”，并在村落的边界拉起草绳以防止外界“灾祸”进入本村。除去各家的土地，是私有的之外，道路、水源、山林和草地，是村落所共有，是村落的集体财产。

日本的村落自治，有一个执行机构和一个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是“村方三役”，即：名主、组头和百姓代。名主是村长，他负责管理村落的账簿、年租、治安和一切行政事务；组头是村长的助手，负责执行和落实具体事务；百姓代是监督职，相当于村民代表，对名主和组头实行电镀，在租税方面代表一般村民利益。

村方三役，由本村人担任，在“村寄合”上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

日本村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寄合”，由各家家长组成，每年定期召开两次，一次在年初，一次在年终。如果，遇到战争水灾火地震等特殊情况，还可以召开紧急“村寄合”。有关村落的所有重要事务，都须在“村寄合”上，获得“满场一致”的通过，才能生效。具体包括：制定村规、选举村方三役、清算年租、处理犯罪、接纳外来户、年度计划、公共资产的使用、管理和维护等。

值得注意的是，“村寄合”是全员参加的，而不是“寡头”暗箱操作——中国农村，多是村里少数有实力家族的瓜分计划——；加之，“满场一致”，即全体通过，才有效。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家庭的利益，都必须得到保障；如果，集体被少数人劫持，甚至是多数人想“打劫”另外一个人，都是做不到的。

为此，在第一次“寄合”上未取得一致的问题，必须经过两次、三次的协议，达到全员同意，才可以上升为整个村落的共同意志。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曾经于战后的1946年，考察过四国等地，发现这种寄合制还非常顽固地存在于四国的乡村间。

本文曾提到，集体主义崩溃的一大主因是，个体的利益在集体中被忽视，甚至被掠夺。反之，一个人愿意加入集体的最低要求是，加入集体之后的所得，不少于其单干的所得。“满场一致”原则，有效地避免了集体对个体、多数对少数利益的侵蚀，是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护法石。

再有，“村寄合”的决议是具有强制力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也不需要上一级政府机构的认可。这一点，极为重要，也是村落自治的根本所在。如果，“村寄合”的决议不能被执行，其权威性就难以体现；个体视集体的命令如废纸，各行其是随心所欲而不受约束的话，集体就不成为集体了；如果，其决议需要上一级机构的认可，其自治性也就不存在了。

特别是，上级机构一定是更有权势的组织，引入上级机构，必然会打破村落中村民“原子化”结构所形成的均势；而没有均势，就没有公正。中国的乡村自治，之所以难以成立，就在于劣绅“朝里有人好办事”，动不动就有人到城里搬救兵，借助皇家朝廷、京城六部、省里要员，干涉乡村事务。比如，曾国藩丁忧期间，其村其乡其县的事务，都要看他的脸色。要不是曾国藩公正，其家族必然横行乡里，无所顾忌。而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之劣迹，恰好为一反例。

传统中国的乡规民约，是不具有如此效力的。

清末，顺天府宝坻县衙的档案里，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上报、请愿文书。某村在《会同閤庄人等公议断赌》中说：“虽然立有罚束，诚恐有不法之人，暗生網利之心、私行勾引賭銭、不遵公立罚束、势必滋生事端。”所以，村民向县官请求道：“身等因公起见，为此公恳，叩乞，仁明老太爷，恩准赏示，晓谕通知禁止赌博，俾居民各务正业，则钧感大恩于无既矣。”村落内部合议之后，只有得到县官老爷的晓谕通知才能有效。

第五，“村八分”等特殊的乡规，强化了村落的一致性。根据违反村规的程度不同，村民将接受不同的惩罚，如体罚、罚钱、罚粮、没收财物、拆房子、扒屋顶、课以劳务等，其中，最严重的是“村八分”——全村与其断绝外交关系的惩罚——除去火灾、丧事之外，其他八个方面：冠、婚、病、出生、死人周年、旅行、修房等，都得不到同村人的帮助。

如此，陷于“村八分”的家庭，等于被驱逐到了一个孤岛之上，被全社会所抛弃，只能自生自灭。其他家庭就再也不会与其通婚，这不等于是宣判了该家庭的死刑吗？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村八分”是最令人恐惧、最残酷的惩罚。由于村落空间有限，每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人的视野之中。如果做了丢脸的事情，必然是无地自容。从众、合群、和大家保持一致，遂成为一种日本人不可动摇的行为规范。

“村八分”，是一把利剑，其巨大的威慑力，使得没有人敢于和众人对抗，没有人敢于和集体对抗，没有人敢于不遵从集体商议的村规。成人，可以忍受孤独，孩子则不然。一个没有伙伴、没有朋友、没有游戏的孩子，是不正常的，从孩子的未来考虑，也没有一个家长敢于和全村落对抗。

第四和第五，不能割裂。也可以说，是村落管理的“两把剑”——第四，是温柔之剑；第五，是冷酷之剑。凡事，先用“温柔之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不强求，一定要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方才形成具有强制力的集体共识。因为有了“温柔之剑”，才奠定了“冷酷之剑”的坚实基础。如果，你连自己认可的事情都不作，连自己认可的规则都不遵守，对你也就没必要客气了，只好动用杀威棒，矫正一下你的坏毛病。

足见，日本的村落自治，制度设计之周密；日本的村落自治，靠的不是力，而是理；是民主，而非专制。只有民主，才能长久，才能获得村民普遍和发自内心的认同。

第六，日本的税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以一户为单位收税，和以一个村落为单位，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要是以家户为单位，则邻居的收成好坏于己无关。要是有嫌隙，还可能以邻为壑。比如，偷放邻人稻田里的水等等。也就是，如果是以家户为单位收税，则个人的理性行为是：独善其身，各人自扫门前雪，哪儿管他人瓦上霜。

以村落为单位收税，就改变了个人的行为模式。个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稻田，也要操心他人的稻田，乃至关心全村的收成。因为，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只有全村获得丰收，才能及时完成大名的年贡米。否则，自家水稻收成再好，也完不成全村的税收。反之，要是自家水稻长势太差，也就拖累了大家，必然被全村人所鄙视。

为此，在日本农村，有大量的集体劳动。比如，一起修水渠、架桥、修路、盖房子、换屋顶等等，至于集体插秧和收割，就更为普遍了。集体劳动的普遍存在，一方面，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与商品交换等价；另一方面，也是集体主义意识的具体体现。

按村收税，马上就有各户如何分担问题。村落事务政府不参与，就逼着村民自己定规矩，公平分担税收。于是，各村不仅是自治的，也有了基层民主。江户末年，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觉得村里的长老们分摊税额不公，村内的行政费用也征收得过多，就集体抗议，要求账目公开，把村子所应支付的总税额、村级行政费用以及向各家征收了多少钱等等，都列明细表贴到墙上公开。如果，行政经费过高，村民又会抗议，分摊不公更要理论。总之，村民要根据总支出来决定各户所支付的费用。

第七，每个村落都有各自独立的守护神。日本不是宗教国家，但，是神的国度。时时处处有神明，村舍也不例外。日本人认为，村落是神灵保护的神圣之地，村内外的界限十分严格。村落一般以山、河或村边住户为界。村界挂有稻草人、草鞋、灵旗、神柱为标记，拒恶魔和灾难于村界之外。村界上，立道祖神。在日本民间信仰中，道祖神是防止外部入侵、抵御恶魔和瘟疫的神。所以，村落举行送瘟疫、害虫和祈雨的仪式，迎送都到村界为止。

日本人认为，村界以外是一个不属于自己、也和自己无关的世界，村界是严格区分自界和他界、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象征。村落是每个村民的世界的全部，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在界内完成的，不需要外部的介入，个体也不会随意出界。生于此，长于此，死于此，其灵魂也永久地居住在此，“身土不二”——个人与其所在的村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由此，日本人对于村落的认同和向心力，不止是现世的，也是来世的；不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

我们知道，日本直到近代，始终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纵然有江户那样人口上百万的大都市，但，其人口在成人之前，也大都长在农村。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人口的90%都居住在农村。即使是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80%的人是在农村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换言之，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集体主义精神，正是在一个一个的小村落里培养出来的。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所言：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缺乏个性自觉的原型可以说就在村落内部的强力结合上。村落是所有日本人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影响其一生的基本道德、习惯和行为准则，已经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