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危机” 解决方案民主法治化

提示语：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1. 人民渴望教育政府

香港由120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特首的方案，是“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方案。在民权弘扬的今天，此案无论好坏，必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占中”是香港民主派长期酝酿的结果，目的是不受中央干预，实行彻底的“一人一票”特首普选。“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两位大学教

授，一位资深牧师挑战法治，大闹香港，却得到那么多港人的支持，值得中央政府深思。以一国之力，对付一群被政客学者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并不难，难的是与时俱进，突破旧的维稳观念。

民主在中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为什么不行？的确，民众需要教育，但问题是谁有资格教育民众。这个资格， 1919年的北洋政府没有，1949年的国民政府没有，1989年的李鹏政府没有，今天的香港政府似乎也没有。作为腐败和专制的象征，这些政府本身的问题，比民众的问题更大，更无法解决。它们似乎更需要教育。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六·四运动”和今天香港的“占中运动”。

民众自我神化，渴望教育政府，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相信民主，恰如他们的父辈迷信革命。和历次民主运动一样，学生是此次“占中”的主力。看到一张张年轻幼稚、没受过迫害的脸，使人想起文革和“六·四”。毛泽东说，学生运动天然正确；事实上，学生运动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不喑世事，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怎么正确？从“五·四”到文革，从文革到“六·四”，哪一场运动不是被官僚政客利用？哪一场运动又推动了中国的进步？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高呼“人民万岁！”1989年，学生告别毛泽东，在广场上竖起了民主女神像。一时间，“民主万岁”代替“毛主席万岁”，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自信找到了真理，学生过去被革命陶醉，今天为民主疯狂。

2. 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和崇拜自己。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人民万岁”是上诈（毛泽东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欺骗自己）。其实，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知识精英告别马克思，改信了哈耶克。坚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不知道，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试问：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历史证明，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3. 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不容质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选举。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历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创造的，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巴菲特成为股神，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亨”，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拆穿，只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而人民也喜欢被政客赞美。（芦笛）

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4.建立民主特区，“公投”解决“占中危机”

解决“占中危机”，上策是因势利导，在香港和深圳（广州？）梯次开辟政治改革特区：一个为民主特区，实行全民普选；另一个为法治特区，厉行法治建设。三年之後，再做比较；对占中派撤换梁振英的要求，最好诉诸公民投票：梁振英输，中央认账；梁振英赢，学生认输。中策是不作为，以待市民不满，民意逆转，运动无疾而终。下策是效仿“六·四”开枪，武力结束“占中”。

上策是考验中国政治家政治智慧的试金石，需要观念的突破；中策是港府正在实行的政策，有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策能够震慑反对派，代价是政权合法性和民心的丧失。中国再强大，也经不起另一次“六·四”。毫无疑问，“占中派”中不乏柴玲式的人物， “（他）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

建立民主特区，试行普选，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香港有150年的法治传统，公民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内地；

2）香港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人均收入38，000美元，是大陆六倍；

3）香港与大陆隔离，GDP不到中国3%，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影响全局。

开辟香港民主特区，是一国两制方案的延伸。中央政府对香港2017年普选，应尽量避免干预，乐观其成。普选成功，为政改闯出一条新路；不成功，则证明“一人一票”并非普世价值。

5. 结束语：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经济改革需要试错，政治改革也是一样。深圳曾是经济改革的发源地，香港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点？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香港和深圳（广州）建立民主和法治特区，是打破僵局，解决“占中危机”的最佳方案。危机，即是危险，也是机会。

“占中”有占中的道理，“反占中”有反占中的理由。中央政府应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无条件支持梁振英。允许港人对现任特首实行信任投票，即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又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信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梁振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两年，香港人民以公投的方式对他的政绩打一次分，看他及格不及格，有何不可？实行信任公投，不仅可以化解“占中危机”，也可得到左、中、右各派的支持，收拾天下散落的人心。

“天心即民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府对民众越信任，民众对政府就越有信心；反之，政府防民如防川，民视政府如仇寇。

投票结果，无论梁振英胜负，赢的都是香港人民和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