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制度束缚“教育改革”

作者：曹起曈，斯坦福大学。本文是对《中国日渐扩大的教育不平等》一文的回应。

正如作者所言，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的考生通过高考进入中国最优秀大学的难度差异相当明显，可这一状况并不仅仅困扰着中国。美国的大学录取制度，客观上同样使得某些族裔和社会经济阶层的申请者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根除这些顽疾，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应该承认，目前的实际情况还与“每个学生机会均等”的理想相去甚远。

然而，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大学录取过程还具有其它更严重的问题。

对于当前绝大部分的中国高中生而言，大学录取情况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一考定终生”的现象使得整个高中教育深为高考要求所束缚。于是，一方面，教育部门大力提倡推行素质教育，以至于“素质教育”已然成为了中国特色语汇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家长却纷纷将学生送至有着“高考工厂”之称的“超级中学”，追求对高考最为有利的应试教育。

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目力所及的表面，在此背后，学生、家长、老师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都深受应试氛围而潜移默化。这里仅举我经历的两个典型事例。

一次，在我参加的某写作比赛颁奖座谈中，一位刚刚经历高考、没有如愿考入心仪院校的获奖选手近乎控诉地说，“散文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高考作文还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我再也不会爱语文了。”这里的“有用”当然是指所学知识直接有益于在高考中获取高分，而真正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却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丢失了。

另一次，在中国某知名高校校长的讲座中，该校长表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高中生是没有理由‘偏科’的。”这里的“偏科”当然也是相对于高考要求掌握的学科而言的，而在中国的普通高中，学生对课程鲜有选择权，这对于那些已经发现自己学术兴趣的高中生而言非常不利——当美国的12年级学生自由地深造维多利亚文学或线性代数，而抛弃他们不喜欢的课程时，中国的高三学生必须保证在每一门科目的考试中保持优良的成绩，不能有“短板”，这才符合高考和社会的期许。但这样的期许真的有助于这些学生的学术追求吗？

不过，相比对自己的兴趣有清晰认识的小众群体而言，更大比例的高中毕业生仍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感到迷茫。但在高考终于结束的百感交集中，他们必须立刻从一堆陌生的专业中迷茫地选择自己的志愿。如若不巧，选择的专业与自己的心理预期相距甚远，在中国高校转系更是难于上青天。

为何这些问题少见于美国的大学录取和教育中呢？个人认为，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两国录取制度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美国大学录取的决定权紧握在高校招生办手中（即使是公立学校，校招生办也依法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非常重视对每个申请人的个性化评估，而中国的大学招生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计划式的。这种大规模的官方计划，如同某些政治哲学家书本中描绘的计划经济方案，看似既公平又高效，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伴随着严重问题。高考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喜欢宣称，中国这么大，离开了高考和统一安排规划，如何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诚如是，美国也这么大，缘何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得以遥遥领先？（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问，中国这么大，离开了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如何解决粮食资源的分配问题？所幸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就被解决了。）

当然，正如本文之初所言，美国的大学招生制度远非十全十美，我也不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全面移植美国的录取方式，但在招生阶段给予各校更大自主决定权，鼓励各校以个性化而不拘一格的标准选拔人才，把每个人看做独特的个体，而非国家庞大教育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一思路确实值得尝试。

有些遗憾的是，当前官方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这样的痕迹并不明显，尤其在自主招生方面，校方的话语权甚至比原先进一步压缩了。可见，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高校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尚任重道远。

中国教育上的不平等，日渐扩大

作者：高雨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北京——每年九月，在常被誉为“中国哈佛和M.I.T.”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都会遍布神采奕奕的大一新生，他们是从中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体制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这些少男少女们与他们在其它国家的同龄人一样国际范儿十足：穿着潮流新品，拿着智能手机，他们或分享出国旅行的见闻，或交流着对《生活大爆炸》和《神探夏洛克》等英美电视剧的热爱。

他们注定拥有光明的前途：几十年后，他们就将进入政府高层机关，或是掌舵国有银行和其他跨国公司。然而在他们似锦前程背后，却是他们所代表的日益狭窄的社会阶层。

中国提供九年义务教育，并将考试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选拔大学生，这也在国外常常被褒奖为促进教育均等分配的典范。中国学生在国际标准的考试中耀眼的成绩也似乎更加印证了这样的看法。但中国教育获得的这些赞誉或许只是虚名。

虽然中国在民众中极大地普及了基础教育，让大学毕业生人数翻了四倍，但另一方面它也造就了一个欺贫凌弱的体制：以官僚阻挠和收入门槛拖累着社会下层力争上游的步伐。

导致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便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农村还有着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去了遥远的城市打工。当他们在城市的许多同龄人在设备一流的校园里读书，接受科班出身老师的辅导时，农村孩子们却还都蜷缩在破败的教室里，在缺少合格老师情况下艰难地学习英语、化学等高难度科目。

另一些孩子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子弟，然而他们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同样有限。政府的诸多限制让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户口制度将他们获得公共社会服务的权利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将他们挡在了城市公立学校的门外。很多民工子弟只能选择那些教育质量较差，收费更高的私立学校。最近的户口改革多针对一些小城市，对于弥补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来说杯水车薪。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一些新政似乎更加剧了这些歧视。很多务工者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送回农村老家。

中国要求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家乡参加高考，而顶尖的大学又将更多的录取名额分配给了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一项研究发现，一名北京本地学生相较于来自贫穷的农业大省安徽的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几乎是后者的41倍。

即便在城市户口拥有者之中，教育机会的分配也极不均等。城市学校质量良莠不齐，而且进入顶尖学校的竞争也滋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为了让孩子获得一个进入顶尖小学的名额，父母们常常缴纳上万元的“自愿捐赠”。而在一些一流中学，比如我的母校，这些费用有时会高达13万美元（约80万元人民币）。父母多交钱还可以得到其他好处，比如开个好价钱让老师给自己的孩子单独补课，尽管这种行为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但在现实中仍比比皆是。

为了铲除腐败现象，北京今年出台新政，要求学生就近入学。但这些新措施并没有阻止家长们钻体制空子，而仅仅把金钱引向了另一个市场。好学校所在地段的房产已经成了北京今春最抢手的商品。许多家庭争先恐后地从奢侈小区的宽敞洋房搬进了名牌小学旁的破旧公寓。在西城区某抢手居民区里，一套107平方英尺的公寓售价就高达55万美元。

中国的教育一贯极其注重考试分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场以另一个数字论成败的角逐。当高三学生们走进高考考场，进行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时，他们成败的几率早已注定，不仅取决于十年寒窗的努力，还取决于他们在补习班中倾注的费用，他们父母为获得城市户口而四处奔波的年头，以及大学在他们的省份分配的录取名额。从古代就沿袭至今的科举制一直是社会流动的核心动力，但这种考试制度如今却在加剧已经根深蒂固的阶层分化。

我的母亲70年代后期曾在北京大学念书，她记得身边同学背景迥异——从党员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后代，到刚从车间里走出来的工人，到自边远省区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经济开放不仅带来了巨额财富，还带来了收入不均，这些都让中国顶尖高校圈子里的多样性近乎荡然无存。

中国已经宣称要将自身生产出口型的经济模式，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型模式做出转变。要达成这个目标，便需要允许中国青年人有条件充分探索他们的潜力。只有当一个湖南农民的儿子和北京公务员的女儿都可以梦想通过努力在北大金榜题名时，外界对于中国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均衡器的赞誉才是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