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免费教育”能否打破贫富隔阂？

NYT作者：马努·约瑟夫，曾著有小说《他人的不正当幸福》(The Illicit Happiness of Other People)。

新德里——那是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女佣？一个小女孩大声问出这个问题，她指的是一个陪同她同学参加生日派对的女性。在印度所有的城市人口中，母亲和女佣之间的视觉区别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佣看上去贫穷、卑躬屈膝，社会鼓励她们在上等人云集的房间里保持“隐形”。

在那个派对上，小女孩所说的人看上去不富裕，但她和有钱人家的母亲待在一起——像是与她们地位平等，事实的确也是这样。她的孩子是《免费义务教育法案》(Right to Free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的受益者。该法案于2010年生效，规定印度所有的私立学校，除了少数族裔学校之外，都要保留25%的招生名额，给社区里6至14岁的、在社会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孩子。而且这些学校必须免费提供教育。

在印度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样的学生被称为“经济弱势学生”(Economically Weaker Section)，人们通常以压低的声音说出它的缩写EWS。

在该法案生效很久之前，有人提出反对。中产阶层的大道理是，穷人一旦被从贫穷的岛屿中连根拔起，他们就会自觉渺小。更现实的理由是，学校会提高付费学生的收费标准，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要不就增加入学人数，而这会降低教育质量。此外，他们还担心自家孩子可能会从穷人那里传染上疾病。

这个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原始本能是碰撞，而不是融合，而该教育法案所导致的一些状况，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决。当新德里一所学校宣布，将为一年级学生召开一个游泳池派对时，富裕家庭的父母决定为贫困学生捐献泳装。但是在举行派对那天，只有穷人家的孩子到了场。其他学生的父母不让他们来，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穷人分享游泳池。

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私立学校都选择不从“弱势群体”中招生。很多招录了贫困学生的学校，则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教室或课程表，即使法律禁止这种隔离做法。

“该法案会实施下去，但相关的规定却是空白，”一所知名学校的教务主任苏尼尔·巴特拉(Sunil Batra)说，该校位于德里附近的古尔冈，已经在积极遵守这项法案。“不遵守这项法案会怎么样？没有答案。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尚未决定采取哪些方法来执行这个法案。”

在国家首都辖区，即新德里周围的区域，有所学校连一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都没有。“没有这种需求，”不愿具名的学校所有者说。“没有穷人申请入学，一个都没有。坦率地说，我们也没有争取他们的申请。这或许是由于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或许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不敢走进一所富人学校。”

在印度，最大的学校所有者是政府，但它却让私立学校承担起教育穷人的负担，尽管宣称这是为了消除贫富壁垒的高尚目标，但也相当于承认了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奇差无比。“大多数印度私立学校，也只是比公立学校略强一点，”拉姆·昌德(Ram Chand)说，他是首都地区一所私立学校的负责人。“那政府的逻辑是什么？”

但他认为，进入了一流私立学校的穷人从中受益匪浅。两年前，他也亲眼目睹了一个贫困孩子和她母亲前来参加自己女儿的生日派对，结果这对母女在派对上都很郁闷。第二年，那位母亲把女儿送到了他家门口，就不肯再进来。“但女孩却不再惧怕富人了——她玩得很开心，”昌德说。“她被彻底改变了。”

一个印度社会主义实验的终结

马努·约瑟夫 2014年08月25日

新德里——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就像是那些已经伤害不了谁的老人，因为曾经害人，至今还在被唾骂。在他们最风光的岁月，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披着高尚信念的外衣，却带来了民不聊生的后果。

理论上，这个已经时日无多的委员会是一个归属于政府的智库，肩负着重新构想印度经济未来的崇高任务。但在文化上，它是一个长达60年的教训，告诉我们精英阶层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可怕的地方。该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曾经是印度计划经济的心脏，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决定资金的划拨，工厂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么样的产业对国家是有益的——事实上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决定。多年来它的权力渐渐减弱，其功用也受到了质疑。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在周五的独立日讲话中说：“有时候，修缮一座旧房子的成本更高，而且我们不会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建造一座新房子会更好。因此，我们将在近期用一个新的机构取代计划委员会。”

莫迪对委员会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但经济分析人士欢呼雀跃，他们说，这头印度社会主义实验时期诞生的年迈野兽，终于要被宰杀了。这就引出了一件趣事，当初为委员会的成立埋下伏笔的，正是印度的几位首屈一指的资本家。

1944年，包括当时印度产业界大人物J·R·D·塔塔(J.R.D. Tata)和G·D·贝拉(G.D. Birla)在内的八人起草了一份印度经济15年设想，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传阅。后来这个设想被称为“孟买计划”(The Bombay Plan)。计划的作者们希望在15年内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每一个印度人都能享受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比如每年可以用上30码（约合27米）的布料，有一个至少100平方英尺（约合9.2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时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个人权利和企业自由会被暂时搁置。”

学界普遍认为，刚刚独立的印度之所以要成立计划委员会，这份文档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而这个委员会日后将成为商界最痛恨的机构。委员会常被说成是一头“苏联式”的巨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种类比十分反感。

在《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一书中，他和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写道：“抛开那些政治灌输和教条主义不谈，从苏联到改革前的中国，再到越南或古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国家一心想做到的，那就是立刻实现免费的全民教育。”

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印度的中央规划是无视穷人的初等教育问题的，后来更是在这方面达到了玩忽职守的地步。书中写道，“事实上，1951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大学教育表示赞同，给予了大力支持，却反对在小学层面进行普及教育，转而支持一种所谓的‘基础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和怪诞理念之上，认为孩子应该通过自食其力的手艺来学习。”

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认为一个孩子在学习文化知识前，应该先懂得如何制作一只袋子，否则会“制约他们的智力发育”。

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中，不知有多少甘地的理念被摒弃，而这是一项不为人知的伟大成就。印度在哲人们的手中死里逃生，当然如今还撑过了当道数十载的委员会，深入的经济改革已经减弱了它的破坏力，直至将其变成一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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