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6年转折点，中国文明开始输出

　　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发表《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中央之国”大门》一文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对外界一无所知。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全世界都是在天的大一统之下，而他们自己则是‘天朝中的天之骄子’。中国历来故步自封。”

　　改革开放被认为结束中国近三十年近乎封闭状态重新融入世界的开端

　　此说可谓大谬。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两汉凿空西域，大大拓展与外界联系；隋唐长安更成世界的中心，丝绸之路经阿拉伯与欧洲产生联系；两宋富庶赋税仰赖海外贸易，造船能力甲于天下，活动范围直抵红海；直至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更是不必细说。即便是明清以闭关锁国著称，也会因时代具体情由不同，前者防备倭患，后者因应反清势力和西方殖民者，而一旦边急解除，市舶照例不误。近年学界颇有争论重新审视“闭关锁国”，亦反应了此类认知偏颇。

　　闸门开阖背后的内外交困

　　不过，如果说1840年前的中国处在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时代，“天朝上国”物华年丰，无须从真正意义上与外界互通有无，“闭关锁国”多出于主动的应付外部危机的话，那么，此后自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上渐渐瓦解，便不再是这种格局了。至20世纪初前后，不管统治层是否情愿，枪炮战舰不说，火车面粉不计，连西方的一套政治理想、道德价值也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号汹涌倾泻而入，所谓中国文化的自主地位几乎丧失殆尽，经济主权甚至政治自主地位更不必说。军阀混战时甚至不惜以主权相交换引狼入室者更不计数。当然，蒋公也曾力图振作，奈何山河破碎，无力回天。所以说，自1840至1949年，中国的门户基本是操控于外人之手，被动开启的。英国人赫德曾把持清朝海关大权长达近半个世纪，便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备尝门户大开后的丧权辱国后，及至中共建政，即使亲密如苏联，毛泽东也抱持者异乎寻常的警觉，对1958年赫鲁晓夫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提议相当恼火。彼时的中国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片面地在政治外交领域寻找突破。不过相对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闭关锁国”，毛时代的闭关锁国则更多是国际环境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封锁。

　　一般地，人们赋予文革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极为崇高的地位，一如文章开头提及的《时代周刊》的判断。它认为“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的确，改革开放将封闭近30年的中国大门轰然打开，此后，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思想意识形态交流基本上都处于“顺差”状态，基本上是在平抑多年“闭关锁国”的影响或者说补课。如果没有历史的改变，中国不会是这种形态，甚至世界也不会是这种形态。

　　36年，从单向度倾泻到自我觉醒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当时改变中国而今仍然可视为其两大政治遗产之一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确定的含义。但是，历史波诡云谲犹如起伏跌宕的波浪，历经波峰波谷的交替。门户大开36年后，攻守之势越发显现出质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改革开放犹如“水之就下”自然而然的话，那么如今当中国“水位”渐高乃至于外界持平之时，“交流”才果真名副其实起来。

　　外界认为一种迹象显示，近年在华外资正在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压力，他们抱怨被取消“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敌意。8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对日本住友等8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处罚8.3196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对日本精工等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这是中国反垄断调查以来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而类似的案例其实已经屡屡发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排外”倾向。有观察人士甚至对今年4月份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抱持怀疑观点，并认为这是中共对外开放政策趋向保守的信号。

　　在此前后，习近平从经济安全角度重新定义了一系列关键领域或者说“命门”的独立自主地位。相较于毛泽东时期的“自力更生”，它们具有更多精细的现实指向。在最基本的粮食安全方面，习近平确定“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告诫“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而6月中旬召开的第六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则更是聚焦能源战略布局，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彼时，消息还称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石油战略储备，并在全球布局扼守战略通道确保能源安全。同时，习近平在出席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大会等场合时，一再表明独立创新体系的战略意图。他认为，“历史上，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长期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18世纪之后科技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最终沦落到饱受欺侮、任人宰割的地步。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局面，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发展未来支柱性、先导性产业，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近期频繁曝光的反垄断案可能契合了这一定调。

　　在互联网信息安全方面，中国也在大规模实施扶持国产化的尝试。5月份亚信峰会前夕美国指控中国5名军人有间谍行为。当时，新成立的网安小组似乎开始运作，并连续公布了一大批措施。尤其是网络办公室宣布进行互联网安全审查，将矛头直指微软、思科等海外电信科技巨头。当局也明确弃用windows 8操作系统，苹果产品则被排斥出国家党政机关采购目录之外。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当局发力收回互联网主权的动作。

　　同样，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早在去年便发起大规模的反击。习近平提出“三个自信”拒绝西方宪政体制和普世价值，并相信当下通过中共自我修正更新是完全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已经从喉舌舆论到蔓延到社交媒体，一直到官方以实际动作盘查。同时，当局一面指责西方价值体系的不良渗透动机，也正在加速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借此筑牢心理防线，以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争高下。

　　而且，对待宗教文化，中共亦希望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内。尽管一直以来中共都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表达，但最近它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向。大陆媒体透露，中国政府将建立它自己的一套与中国文化及社会主义相兼容的“基督教神学”。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王佐安解释：“中国自己的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应该配合国情，以及融入中国文化”。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信号，即外来宗教可能一如早年佛教传入被中国的禅宗等佛教流派。与之相对，中共显然正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希望打通其与中共正统革命思想的联系，从而确保中共所植根的文化土壤的独一无二的自立自足地位。中共的御用智囊费孝通曾提出的文明自觉以及近年新“新儒家”的兴起便印证这样一种态势。

　　这些明显的迹象显示中共的“新逻辑”。在对外开放的格局背后，中共正在唤醒批判意识，即独立自主而不是“单向度”的对外开放、将命脉假手于人的自觉性或者警觉意识。“新逻辑”几乎囊括了从“器”到“道”的整条战线，从能源、资源到科技生产一直到政制政体、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而且，当现实政治力量的推动愈加清晰后，更可瞥见习近平本身在其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此次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肯定邓小平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引述邓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而今，中共显而易见正在实践这一思路。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大门有丝毫的合拢。相反，包括中共高层在内似乎都在更加积极主动向外扩张。习近平以自己的方式极力推销中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习李被称为高级“高铁推销员”。不仅中国企业大规模地“开疆拓土”，中国当局也试图在文化和价值观输出中“攻城略地”。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推销虽然并不理想，但是诸如“中国模式”以及中共高层所推行的处理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如“亚洲安全观”甚至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等都在积极影响国际外交。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崛起可能决定了改革开放一个节点式的转变。当“净流入国”逐渐赶上世界的步伐，对外开放“红利”逐渐缩小甚至恢复常态化时，“内外平衡”已经不可避免。当然，这其中也可能包含了本国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因素。正如在反垄断事件中，观察家所指出，未来类似的案例只会更多而不会减少。这是攻守换位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