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策使几亿人解决温饱

有个很高层的美国人，曾任过前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说你们中国邓小平了不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通过他的政策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过。我觉得这个评价十分中肯。

任何一种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包产到户不是没有弊端，但眼前迫切的是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存在的弊端要逐步去完善，眼下不要为一些枝节、支流所干扰，老百姓要求包产到户，你硬去拦他，不得人心。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容不得批评，鸦雀无声、死水一潭，不可能有进步。80年代改革搞得风声水起，首先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包产到户也有弊端 但不要干老百姓不愿意的事

凤凰历史：一些资料披露，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了土地零碎化的情况，这不利于现代农机具和科技的推广，也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在80年代的调研过程中，您是否发现过这种情况？

翁永曦：包产到户以后，确实不少地方原来生产队有些积累，比如有台拖拉机、脱谷机，都被拆分了，机器一拆掉就没法用，报废了；包括生产队的一些公用生产资料也被分掉，不仅土地碎片化，以往修的水利设施都不能利用。那时候国家农委接到各地的报告都反映过这类问题。

有一天杜老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翁你去趟呼和浩特，见一下周惠同志，听听他什么看法（因为当时反映的很多是内蒙的情况）。周惠同志见到我，感到很奇怪，想这个老杜，怎么派个小年轻来听我想法。人家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你至少找个副主任去啊，竟然派个三十出头的办事员。周惠说，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牛鼻子在哪里？牛鼻子是先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任何一种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包产到户不是没有弊端，但眼前迫切的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只要农民还真拥护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硬顶。

我回来就跟杜润生汇报，我说周惠同志说了，这么大场运动难免要砸烂点坛坛罐罐，两害相权取其轻。周惠的看法杜老完全赞成，杜老跟小平同志怎么汇报的我不清楚，但是这件事情上，从邓小平到胡、赵、万，态度很鲜明地支持杜老的意见，支持周惠的意见，认为存在的弊端要逐步去完善，眼下不要为一些枝节、支流所干扰，不要去干老百姓不愿意的事情，老百姓要求包产到户，你硬去拦他，不得人心。
用市场经济激励人 用民主政治团结人

历史：杜老95岁时曾说，他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是成立农会，二是土地确权。您在地方任职时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改革试点？翁永曦：土地分到户后，紧迫的问题还不是土地确权，而是农民老担心上面政策会变，所以当时就给农民吃定心丸，不断发文件，不断让大领导出来讲话，说这个政策保证三十年不变。

对于农会的问题，杜润生是耿耿于怀的，他认为各个阶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工人有工会，青少年有共青团、少先队，妇女还有个联合会，农民也应该有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组织——农会。他跟邓小平谈过，邓小平赞成，但说不急，看看再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一直拖了下来。

杜老的抱憾，不仅是土地确权和成立农会这两件事。杜老90岁生日时找我过去说：小翁啊，今天中国有两件事情没有破题，一个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来激励人，一个是如何通过民主政治来团结人，这两件事没有破题，你们年轻人要努力。

凤凰历史：在您个人印象当中，您觉得80年代有没有一些当时看来很有价值，但是最后却受挫的改革措施？
翁永曦：80年代如果说在改革方面有什么重大缺失的话，从全局来说，就是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国家管理制度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件事邓小平也提出来过，但很遗憾，没下文，这个课题留给了习近平。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所有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城里搞全民所有制，农村搞集体所有制，在此之上构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了，农民包产到户以后，不再是高度密集性的集中管理下的劳动者，而是自由的个体劳动者。城市里工矿企业改革、服务业改革后，也游离出无数的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而不像过去那样，都是依附于单位。现在单位没有了，个人自由了，又陆续引进和兴办了大量的外资、合资和私人企业。对应这样一种新经济关系，以往的上层建筑，国家管理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变革。两条腿已经往前走了很远，但上身还落在后边，没有相应地跟上去，所以必然往后栽倒，这个问题是今天要解决的。

对“文革”的反思让80年代的改革风生水起
凤凰历史：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阶段，您认为80年代的改革精神有哪些方面值得现在借鉴呢？
翁永曦：一个好的制度、得人心的制度，首先要是人们敢于讲真话的制度。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包括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忽略了一条祖训，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容不得批评，鸦雀无声、死水一潭，不可能有进步。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对今天有什么启示的话，第一条就是这个。80年代改革搞得风声水起，首先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记得当时中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事先组织党内4000个高级干部来讨论的；后来又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那真的是解放思想。所谓“两个凡是”，意思是凡是毛主席讲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做过的事，都不能否定。 中国共产党要与时俱进，就不能再搞“两个凡是”，这不仅对毛泽东适用，对邓小平也适用，对任何人都适用，因为世界上就没有完人、圣人，也没有绝对真理，如果有，那是宗教，不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条，改革是一个方向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是毛泽东的发明。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经济上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搞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学苏联的制度，但这两条苏联没干过，而且，苏联都反对，赫鲁晓夫就反对人民公社，更不用说勃列日涅夫也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两条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公社是经济制度上的一个创举，“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制度建设上的一个创举，但都搞得头破血流、走不下去。邓小平接过这个烂摊子，把这两条给否了，完全转向，走向另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开放就其本质而言，是专制的坟墓。所有集权国家都不敢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敢干，这也叫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1.0版本是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加“文化大革命”；中国特色的 2.0版本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3.0版本就是现在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把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存在的基本缺陷明确提了出来。什么缺陷？制度未动。改革开放后经济充满了活力，老百姓富裕起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不做相应调整和变革的话，两条腿往前走，上身都仰在后边，无法平衡。为了破这个题，习近平提出来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凡是此类创举都避开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且都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拥护。这三个版本，一个版本比一个版本创新，一个版本比一个版本更加符合世界潮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绕不过法治这道门坎儿。十八届四中全会就要讨论法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正面临又一次严峻的赶考：取得政权后搞法治，走出“周期率”的魔咒。如果习近平率领全党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华民族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史诗性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