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历史上最惨战争，五万中国人被杀

中越交通要口友谊关，明朝名为镇南关，中共建政后先后改名睦南关、友谊关

　　中国和越南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历史。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交趾丁朝“遣贡使方物，上表内附”。宋太祖赵匡胤接受朝贡，并于开宝八年（975）封丁氏为交趾郡王，自此确立了中越两国的藩属关系。此后直到近代，两国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稳定，但是也曾有过几次激烈的军事冲突，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宋越熙宁战争就是其中之一。这场战争中的邕州（今广西南宁）之战则因为战后五万多邕州军民惨遭屠杀而成为中越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战。刘作宇撰文还原了邕州之战的前前后后。

　　一、从侵扰滋事到大举进攻
　　宋代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如今的越南都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一部分。秦平岭南，在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区设立象郡，开始了中国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正式管辖。西汉武帝时再平南越，在这里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后直至唐朝，越南地区都没有脱离中国王朝的管辖。随着唐朝灭亡，大一统王朝的消失，整个中国秩序大乱，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建立了诸多地方政权。这些小政权之间以及政权内部统治者之间频繁地相互攻杀，谁也无暇顾及偏居南方一隅的交趾。趁此机会交趾的地方势力也割据一方，并逐渐获得独立。在经历了独立初期丁朝、前黎朝两个短命王朝之后，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强大的统一政权。然而李朝建立之后很快便开始觊觎北宋领土，“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仅举几例为证：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交州寇钦州及如洪寨，掠人畜甚众”；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交州李公蕴令男弟领众，使婿申承贵为乡导，入省地打劫，累行根逐，并不放还人口”；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朝“甲峒及谅州、门州、苏茂州、广源州、大发峒、丹波县蛮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云河峒原为北宋边境领土，到了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云河（峒）乃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李日尊即位后，李朝对北宋的侵袭愈演愈烈。单就邕州一地，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李朝苏茂州派兵入侵邕州；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交趾与甲峒夷人又寇（邕州）水平寨”；十二月，苏茂州兵再入侵邕州。面对交趾的不断侵袭，北宋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同样诞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北宋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围攻，尤其是北方的契丹和稍后西北方的西夏给北宋带来了沉重的国防压力。对于南方的交趾，北宋起初认为是“唐宋继乱，区内剖分……遂为僭伪之邦”，是北宋“未归舆地之图”，并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以黎桓胁主擅政为由发动了第一次以收复交趾为目的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以北宋失败告终。经过这次不成功的出兵尝试之后，北宋不得不采取了和平、忍让的羁縻政策，承认交趾的独立国家地位，对其频繁的边境侵扰行为尽量息事宁人，不予计较，“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太宗之后的历任皇帝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

　　到了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厉行变法以图富国强兵。这一时期北宋君臣在国防方面的注意力全在北方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身上，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遥远的南方边境会有什么大的危险。李朝统治者却从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北宋朝野上下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看到了机会，认为这是李朝“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为了巩固边防，北宋政府先后派遣沈起、刘彝担任与交趾接壤的广南西路（大致为今广西省范围）知州。两人在任内对防务进行了一番整顿，如依照“保甲法”组织当地民众练习作战，加强水战操练，为惩治交趾的间谍活动暂时断绝贸易、禁止交趾人入境等。然而李朝竟以此作为借口，罗织北宋政府所谓“罪状”，并打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我出兵，欲相拯济”等荒唐旗号，由三朝元老李常杰率领十几万大军（一说八万）水陆并进，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大举入侵北宋。北宋政府和广西地区的军民都没有料到，一场浩劫正向他们袭来。

　　二、喋血孤城

　　由于北宋在广西边境并无打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仅按照防卫小股军队袭击的标准布防，因此在交趾大军的全面进攻下很快败退。交趾军陆路由宗亶率领，先后攻破邕州境内的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杀土丁8000余人，直逼邕州；水路由李常杰亲自指挥，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下钦州，二十七日攻陷廉州，然后与宗亶两军会合，合围邕州，并于十一月三十日开始攻城。

　　此时邕州城的知州是苏缄。苏缄，字宣甫，泉州晋江人。早在熙宁四年，苏缄便已探知交趾可能大举入侵的消息，据《宋史·苏缄传》记载：“缄伺得实，以书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为意。及刘彝代起，缄致书于彝，请罢所行事。彝不听，反移文责缄沮议，令勿得辄言。”就在地方大员的这种麻痹大意下，邕州军民几乎毫无准备地遭遇了交趾的大军。

　　交趾军兵临城下之际，邕州能够上阵的官兵及峒丁、土丁加到一起也仅有两千七八百人，苏缄极尽所能也只能聚集四千余人守城，相比城下的十万大军可谓敌我相差极为悬殊。但是苏缄并未动摇守土抗战的决心，他立即召集州内官僚及民间有才之士，交代以守城方略，并划分防卫地段，指派军队分区防守。面对即将燃起的战火，城中百姓出现惊慌失措，四处逃难的状况。为了稳定人心，坚定众人守城御敌的信念，苏缄将官府和和自己的私人财物全部拿出来示于百姓，并告知百姓“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贼已薄城，宜固守以迟外援。若一人举足，则群心摇矣，幸听吾言，敢越佚则孥戮汝”。以此一方面激励百姓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警告百姓不要想着逃避。大概是苏缄的决心激发了城中军民的勇气，全城上下一心守城，英勇作战，竟然使得之前一路高歌猛进的交趾大军在苦战四十几日，遭受了一万五千余人的沉重伤亡后仍不能攻克邕州。据越南史书记载：“知州苏缄以城固守。我为飞梯以临城，彼施以火炬，飞梯不能近；又以毒矢射之，城上人马死者相枕。彼以神臂弓发，我之象军多有殪者。城髙而坚，攻之四十余日不能下。”

　　然而敌我双方实力的悬殊注定了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支援，邕州军民再英勇也是难以一直抵抗下去的，更不必说击退敌军。苏缄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战事一开始他就派人向刘彝请求援军，刘彝派遣张守节带兵救援。然而不知是因为苏缄曾指责刘彝对交趾之患负有责任导致刘彝心生间隙还是张守节自己临阵畏战，其竟带领援军逗留不前。无奈之下苏缄又向提点刑狱宋球告急求助。宋球见到书信大惊，连忙督促张守节救援。张守节这才出兵。不料张守节的援军在半路就被交趾军杀了个猝不及防，全军覆没。张军的覆灭意味着邕州就此成为孤城，军民期盼援军解围的希望也就此破灭。

　　邕州城这边，进攻的交趾军一直没有好办法立即攻克邕州。交趾军曾尝试了多种手段，如对被俘宋军中善于攻城的士兵加以利诱，命其制作云梯，又派他们攻涧濠，上面蒙上布做掩护。但是这些手段都被苏缄设法一一破解。面对官兵伤亡越来越惨重，而邕州城依然屹立不倒的现实，交趾军一时无计可施，甚至考虑退兵。然而张守节援军被消灭的消息坚定了其继续攻城的信心。最后，降军中有人提出了“囊土傅城”之计，即用袋子装土堆在城墙外边，当土袋子堆得高达数丈时，交趾军再踏着土堆涌上城头。猛攻之下，孤军奋战了四十二日的邕州军民终于抵挡不住了。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邕州城破。

　　城破之后，苏缄抱着“吾义不死贼手”的信念，返回家中杀死全家三十六口，然后纵火自焚。交趾军进入邕州城后遍寻不见苏缄尸体，又因城中军民“无一人降者”，竟惨绝人寰地屠尽城中军民共五万八千余人，老弱妇孺，僧侣道士皆不能幸免。屠城之后，交趾军又将邕州城拆毁，用以填塞邕江。邕州原本为宋代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此战下来，人烟绝迹，一片荒芜，成为死城。加上之前在钦廉二州等地的屠杀，交趾军至此总计屠杀广西军民近七万人，其中军人仅占四、五千人，其余大部分都是平民，占当时广西全省人口的近二十分之一。

　　三、何以惨败？

　　回首熙宁年间这场战争，尽管北宋随后展开反击，并使得交趾被迫求和，但北宋军队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并不理想，尤其是在神宗派遣郭逵率军南下之前，除了邕州城军民拼死一战，沉重打击了交趾军之外，其余各处几乎是一触即溃，甚至没能在史书中留下一星半点关于抵抗的记录。为什么广西的北宋军队会如此不堪一击，邕州之战又为何会以惨败告终呢？恐怕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北宋“重北轻南”的整体国防战略导致南方军事实力不足。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求得契丹援军，将北方“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自此中原王朝失去了一道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在华北地区面临着无险可守的尴尬境地，北宋自然也不例外。契丹王朝国力强盛，并且一直有进军中原的野心，北宋辅一建国就与契丹战事不断。尽管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基本再无大的战事，但来自契丹的军事压力却始终悬在北宋君臣心上，北宋不得不将国防力量的一大部分用在北方边界。宋太宗年间崛起的西夏让北宋的国防压力进一步雪上加霜。与西夏的几次战争不但没能将其消灭，反而让西夏得到了灵州、凉州等西北重镇，实力不断增强，严重威胁北宋安全。北宋又不得不分派大批军力驻防西北，与西夏对峙。相比之下，南方的大理、交趾尽管也是割据一方，但国家实力远弱于北宋，且从一开始就采取对北宋主动称臣纳贡的臣服态度。虽然两国也时有边境挑衅行为，但毕竟客观上没有实力向北宋发起全面进攻。“北强南弱”的基本周边态势决定了北宋政府必须采取“重北轻南”的国防战略。

　　除此之外，有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人乱政导致政权更迭频繁的现象，北宋从一建国便确立了“强干弱枝”的国家政策，将国家军队的相当一部分留驻京师。由于这两点因素，北宋将最具战斗力的禁军都集中在京师和北方边境，南方则基本靠地方官兵和峒丁、土丁负责防务。例如北宋在广南西路所布署的军队有禁军、厢军、乡兵(峒丁、寨丁、土丁、保丁)等编制，不过禁军人数极少，由厢军作为军队主力。但即便如此军队人数也是极为有限的。邕州为北宋时期南方大城，守城之时尚且仅能聚集两千余官兵，可以想见广西其他城寨兵力之不足。军队绝对数量的不足决定了哪怕宋军士兵个个战力超群，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也是“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广西绝大部分士兵并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禁军。

　　熙宁之前，北宋政府尚有恢复汉唐故土，于交趾置郡县之雄心，因此对南方交趾不能说完全不重视。只是北方更为沉重的现实压力决定了北宋无法将更多精力用在交趾，只能用羁縻政策予以应对。交趾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谋划入侵北宋。

　　二是北宋政府对交趾侵略扩张的野心估计不足，更没有预料到交趾竟敢“批逆龙鳞”，大举进攻宗主国。从邕州之战中苏缄能够以四千对十万并抵抗四十二天和此战后北宋政府能够很快派遣大军南下并迅速降服交趾来看，首先北宋并非缺乏实力与交趾对抗，主动进攻或许力量不足，但在广西地区实行被动防御实力仍绰绰有余；其次从京师派大军南下并未影响到北方防务，也没有出现之前有大臣所担忧的“国家锐意南讨，而忽于西边北边之备设，万一有乘虚掩不备之寇”的情况，这也说明多调拨一定的兵力加强广西防务并非一定会影响国防大局。相反，如果战前广西军力稍有增补，交趾军也断不会在入侵初期势如破竹，大肆攻城略地。之所以会有如此局面，关键是因为北宋政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认真防备小小的交趾对自己发动大规模进攻。交趾从李朝之前的丁朝、前黎朝时期就已经“负阻山海，屡为寇害”，李朝建立后，其对北宋的侵扰更是变本加厉，地方官员对交趾侵袭的奏报也屡见于史料。但毕竟两国体量差异之巨大摆在那里，因此北宋政府始终认定交趾不会如此“自不量力”。即使在熙宁战争爆发前不足一月，神宗因出现彗星而“以安南为忧”时，执掌军政大权的王安石仍然“以为不足虞”。朝廷如此态度，广西的地方官员也大多对交趾可能的入侵不以为意。上文提到的邕州知州苏缄曾向连续两任执掌广西的官员上书示警，但都未获重视便是一例。因此北宋也就一直没有真正重视广西防务。

　　北宋错误判断交趾进攻意图也与情报不灵，掌握信息落后有关。自北宋真宗景德年间至神宗熙宁年间的七十多年里，“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复知其虚实”。神宗时北宋君臣脑海里的交趾还是太宗淳化年间遣使所了解的“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堪用，势不能为中国患”的形象。殊不知经过几十年的稳定建设，熙宁时的交趾已经是“城栅隍堑乃有数重，兵力民众必益充足，颇略旁近占城等诸小国，事势设施比前为强大”的全新气象了。

　　神宗即位后，交趾愈加猖獗的侵扰总算让北宋政府不得不注意加强广西防务，这才有了先后派沈起、刘彝到广西推行保甲，操习水军，禁绝交趾贸易等行为，以期震慑交趾。然而大概是李朝统治者认为若广西防务果真加强则再无机会大举入侵，因此趁北宋防务整顿尚未成形之际一举挥师北上。

　　三是广西地方官员之间、官民之间关系失和，遇有危机常常互不援助。先后坐镇广西的沈起、刘彝二人一方面“一意事攻讨，妄言密受旨”，无端加剧交趾猜疑，另一方面又并不认真全面地整顿防务。这些举动令很多广西地方官员不满，苏缄就曾公开指责二人“致寇又不救患”。此外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野上下的官员分裂为新旧两党，双方尖锐对立。二人作为“新党”成员免不了与地方“旧党”官员更多一层矛盾，加剧了彼此间的不和。战争打响后许多地方官员或是迅速逃窜或是作壁上观很难说没有相互之间关系失和的影响。

　　另外，广西属于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再加上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北宋朝廷无力全面掌控，只能采取“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尽管北宋政府对地方少数民族势力多有笼络宽抚，但实际上仍对其猜疑甚重。交趾入侵后北宋政府本应和广西地方少数民族有着抵御外敌的共同意愿，但神宗在赵禼领兵南下之前，却嘱咐他“王师之南，宜选募劲兵数千，择枭将领之，以胁诸峒，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有赏，其不从者按族诛之。兵威既振，先胁右江，右江既附，复胁左江，两江附，则诸蛮无不附者，然后以攻交人”。可见北宋非但没有把地方少数民族视为可靠的同盟军，反而将其当做应该首先提防的对象。另一方面地方少数民族势力对北宋政府也并不信任。交趾入侵之后，除了邕州、钦州、廉州等附近的少数民族武装配合官军作战外，其余武装基本都是敌不来则不动。据史料记载，交趾军在久攻邕州不下的情况下，也曾经想绕过邕州向北进攻，但是其中2万进攻北部的交趾军迅速被广西少数民族武装击败，从此交趾再不敢北进，而集中全力围攻邕州。可以想见，如果广西地方少数民族势力能与官军相互信任，携起手来，共同抗敌，凭广西自身力量击败交趾大军并非没有可能。

　　邕州之战并非必然要以惨败告终，其中的人为原因也确实值得深思。但是平心而论，“重北轻南”的国防战略对北宋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变更的，这关系到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苛求北宋政府对交趾的进攻提前预知并做好准备也是有些不近人情的，广西离京师万里之遥，通信往来极为困难，况且交趾的计划就是不宣而战，也不会让北宋轻易探知相关信息；至于地方官民不和这一点，以北宋的实力能够保住广西不失，控制广西少数民族及地方豪强不脱离北宋而独立已属不易，又如何有精力去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执政、控制能力呢？可以说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没有给北宋留下太大的转圜余地，邕州之败留给北宋以及我们后人的恐怕更多的还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