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百年祭：教育兴国梦

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主任。

东亚近代史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命运，何以如此南辕北辙？一个蒸蒸日上，历劫不衰；另一个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历尽百年反思，中国现代化有一个致命缺陷：从未启蒙，教育落后，民智不开！才是整个民族悲剧的总根源。

一、明治维新：亚洲最早的教育革命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开始了改变日本整个近代史，并成为其国运之关键转折点的“明治维新”运动。这使日本第一个摆脱封闭落后的东亚世界，加入西方列强，并在其后150年中历劫不败、长盛不衰。而实事上，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教育革命”。明治维新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政体书》，其中心思想就是引入西方文明文化、倡导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和向世界全面开放的“文明开化”。明治二年，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现在日元上仍印着其头像），发表震撼日本朝野的教育宣言《劝学篇》，深究“欧罗巴州”之所以成为“富国强兵天下之首，文明开化之中心”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总结到：

“普及天下之教育，修德谊，开智识，尽文艺技术之美；城乡无别、诸方建学设校，共凡不知几千万之数；彼产业廉美，商贸繁昌，兵备齐整、武器充足，究其万世太平之源，则在：使其务实固本之学问，之枝艺开花结果矣！(1)”

正是在这样的启蒙开化意识下，自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便主动从根本性的文化、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仿效德国颁布《日本国民教育法》，实施近代世界各先进国家强制普及、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大幅提升教育经费，在全国城乡普遍广设学校、课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办学，强制全国学童参加至少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否则就入罪）；强化成人教育；开办职业培训；派出大量留学生；引进外国科技、教育人才；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赶上欧洲一两百年的近代发展历程，全面提升了其基本国民素质。

这种开放的社会文化和学习心态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本著名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皇侍读加藤弘之(2) 等人早中国的严复先生十年，开始在日本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哲学，推动日本加入世界竞争，这使西方务实的权力哲学和“实力主义”等极端思想，也在日本迅速普及。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不得不接受“物竞天摘，优胜劣淘”的道理，但那时已经成为“被淘汰者”。

日本这种文明开化、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不但迅速提高了国民素质，完成启蒙教育，奠定了民族现代化的关键性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其民族自信心，完整地保住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发掘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使之更加发扬光大。这与中国近代革命中，多次抛弃传统文化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二、教育滞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

当时的中国，虽然早日本十年左右开始“兴办洋务”：以1862年曾国藩首创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为标致(3)，但在至关紧要的义务教育、媒体传播和自由思想等文化启蒙方面，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这与日本的“文明开化”失之交臂，国家命运却差之千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中，清朝别说普及国民免费义务教育，即使在全国只有极少数“富贵子弟”才有机会攻读的“私塾”里，学习的仍是“宋明理学”以及那种日趋愚腐、空洞保守的“八股文章”，官僚体系中的人才递补渠道，仍旧依赖于空洞说教的“科举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曾经支撑了中国的数千年辉煌文明，但晚清年间已腐朽得只剩下“不切实务，以八股取士、以年累官”的僵化形式。

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基层普遍处于蒙昧状态，知识高层无知而自大的“华夷思想”也根深蒂固。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历经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几次危机的悲惨“阵痛”，在血腥中孕育出的几位民族精英，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冯桂芬等等，掀起的“同治中兴”，推行的也不是日本奉行的学习西洋文明根本精华：文明开化和义务教育，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短期行为，只重视“船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4)”等一些简单科技，细枝末节。

这实质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皮毛”，这在晚清封闭体系的顽固腐朽中，怎么可能扎根、开花结果？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更不能经得住内在本质已经堕落倒退的晚清社会的浸染和包围。可悲的是直到晚清灭亡，仍奉为至宝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僵硬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其科学水准仍未达到“洋务运动”后期，开始自由接受西方文化的理论高度。

三、教育差异：中日国运两极分化

教育落后，直接导致18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的人才断层。封闭落后的传统教育不但没有培养出国家极需的重梁之才，反而大步倒退，通过只考八股文的“科举制度”造就出大批象倭仁、李鸿缲、翁同苏那样愚蠢无知，盲目自大的“道德楷模、国学大师”，这就是那个落后的教育体制下的必然产物――臭名昭著的“清流党人(5) ”，这与今日中国的“文革余孽”极其类似。他们逐渐把国家重新拖入一种对内愚腐保守、顽固不化，对外盲目强硬、自大膨胀的愚昧状态。也正是这教育体系，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后期，晚清朝廷“人才空洞，人亡政熄”现象。以致发生后来的慈禧太后复辟“戊戌政变”，断送了大清复兴的最后希望，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这种历史的倒退，仍是中国封闭落后的文化教育的必然后果，实为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与此同时，在日本明治之初，维新运动的教育家们，由于成功地推动了教育改革，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朝野精英人才云集，迅速把官场上那些“风骨傲然”的几位“顽固老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6) 。“明治维新”开始的全面开放，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的和平革命，与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认识西方文明的“雕虫小技”的“洋务运动”形成两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两个不同典型。

自此以后，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同文同根的中、日民族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差别，造成两个民族精神状态的“文化落差”国民素质、综合国力、军事武力等各方面的“对比失衡”，才最终导致日本有恃无恐、肆无忌弹一再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

四、甲午惨败：祸在文化教育

1888年欧洲《泰唔士报》这样报道：北洋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炮舰，它们比英国海军拥有的最可怕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还要超过百分之十五。“同治中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大清帝国首次在“伊犁危机”中战和了沙皇俄国，八十年代中期，在福州“马江之战”中打败法国。1890年北洋舰队总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号”再次访日，震撼日本朝野，东京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对北洋舰队评论到：“亚洲第一舰队，东方各国无以匹敌――日中乃兄弟之邦，与中国为敌，断不可也”。

然而，正是这一庞然大物，五年之内便彻底葬送在默默无闻的日本海军手中，致使洪轰轰烈烈洋务运动寿终正寝，晚清自此一蹶不振。致使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化过程中充满战乱惨败和自卑堕落。

无论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自然资源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日本，其总体战争潜力、甚至海军武力并不比中国强，为什么它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战争并战胜中国呢？其实这深层的原因就是国民素质的差异，和教育落后导致的基本文化水平、心理素质，精神状态，以及治国领袖、民族精英、军事将领；在统领才能、进步思想、战术战略，军事情报等，这些最至关重要领域，两国差别微小，却失之千里！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博士，日本海军将领大多都是留学西方，他们学的是现代文化启蒙和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而大清的中堂李鸿章只是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中崛起的“官场名将”，号称亚洲第一武力的北洋水师总提督丁汝昌们，只是大字不识几个，只会“先造反、后召安、再坐官”的“草莽英雄”式官术。甲午战争战败的惨祸，与软弱无能腐败朝廷，李鸿章和这位被历史学家们誉以“民族英雄”桂冠的“官场名将”，战略畏缩、战术失误、指挥无能、管教混乱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1895年，中国爆发甲午战争时，日本国民的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到九年制的初中水平，整个国家已经实现“文明开化”，完成启蒙、普遍觉醒。而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蒙昧混沌之中。当时全国平均的识字率不到20%，其中妇女识字率才5%左右，甲午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甲午战败后，推动“戊戌变法”的改革派康有为，在上奏皇帝书中写道：“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实事上，晚清落后的教育与封建文化，使整个社会蒙蔽在混沌之中，日本军事间谍福岛安吉一看到定远号舰桥上凉着水手内衣，睡塌旁放着鸦片枪，就断定了这支舰队的必不堪一击，注定将全军覆灭。

五、戊戌政变：人才空洞，人亡政熄

在“洋务运动”后期，1870年代京师、上海、广州、福州纷纷成立“同文馆”和“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著作，当时学术开放程度，甚至比后来的中国更加自由、更没忌讳。

1895年甲午战败后，“改革教育”更是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的焦点。1902年，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北大校长），专程出使日本考察学务，而在他归国前，“出洋学生”们参照日本学制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可见国人自发报国之热切。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跪爬朝廷，叩头溅血，呈递《请开学校折》大声疾呼为振兴国家，务必：“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言之必称：“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

1907年著名学者、光绪状元张褰详细考查日本，在其《东游日记》中关于国家兴盛之道大着笔墨曰：“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其主编罗振玉开宗明义，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机，成败得失，一决于教育”。依据“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热望中华“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翻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旧藏书，中国“留洋学生编辑所”翻译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教育革命”的大事，菲页上赫然睹目：“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仿佛看到一百年前，倦缩在异国大厦角落的中国“留洋学生”双眼中渴望的热泪，依然闪烁未干。

然而戊戌变法只维持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维新)，就伴随着封建愚蠢的慈嬉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戊戌政变)，菜市口“六君子”人头落地的鲜血而成千古遗恨！大清帝国和她苦难深重的人民错过了历史给于的最后的机会，事隔五年便被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推翻。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是一个社会进步，但事实上由于文盲社会的国民素质低劣、文化传播闭塞，却把中国引入另一个没完没了的军阀战争深渊，而暴力革命其实质就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孙中山临终遗言第一句写道：去一满清之专制衍生无数强盗之专制……

六、从未启蒙教育：中国先天病根

五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也不是历史造成的偶然事件，它是中日近代关系史必然和继续，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国运，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能够在文明开的基础上，加上狂热的军国主义迅速把全部手指捏成拳头，并集全身之力量迅猛出击。相反，仍处于蒙昧混沌状态的绝大多数国人，因缺乏启蒙教育、人口素质低劣，则自始至终呈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状态。不仅连年内战、军事割据、国土分裂，即使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发生在中国底层的一些故事，足以让全世界为之惊愕，并在当时国际间传为笑柄：

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在《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中描述：日本为进犯中国“节节胜利，举国上下陷入狂热状态”，中国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一个日本间谍“记者”，因深入中国营地刺探情报，而迷失方向。当地农民们非但不把他擒拿送交政府，反而“丰衣足食、精心护理”他返回日军！书中的另一个故事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惨杀了三十万同胞之后，一驾日机因飞入中国大后方屠城而被击落，日军驾驶员在等待束手就擒，被分尸饮血时，当地愚昧的村民们却前来，“问寒问暖，叽叽嚓嚓地讨论怎么才能让他飞回去！(7)”

事实上，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再至现在，历经多年战乱和政治运动，中国的启蒙教育和国民素质却从未现代化，一场场“暴力革命”实质上只是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继续。中国至今从没有一个政权、从没有一天，对中国人民进行过真正的“义务教育”，全然地让这世界上最大的一群人，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就在今日中国，西部山区的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竟是：今年谁当毛主席？下一次什么时候打倒四人帮？他们只知道：外国怎么那么乱？天下只有中国最大！这实在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七、民族兴衰：仰赖基础启蒙教育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每况愈下境地呢？让我们对比中国近代政府在“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方面，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就会知道：教育落后民智不开，才是中国的真正祸根。

九五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 鲁卡斯教授(Robert Lucas)，众望所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获奖前的当年四月份，笔者曾在《世界周刊》介绍过他“家庭教育(family education)和人文传统”发展是经济基本动力之源的观点。诺贝尔奖评委会品评他获奖独特贡献在于：不但著作等身，更从教育、家庭、及家庭所属的亚文化(inferior civilization)、潜文化(latent civilization)的社会人文的角度，揭示出经济学普遍性、基础性的重要的斩新领域，给经济发展模式以全新的解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鲁卡斯获奖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已跨出了狭义经济学，而进入了一种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范畴。

在历史学家们千百遍样地追述、重塑世界民族发展史，希望找出最贴切的奥秘之际，鲁卡斯的经济学研究让人们得以认识：基础教育、家庭文化、世俗文明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的长期投资、大量绩累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在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产业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鲁卡斯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已不再是“消费--投资”的均衡增长模式，而是“科技进步和人文教育”，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最终的“人才资本”的积累。教育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原动力”和“加速度”。

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一向注重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中华民族之所以渊远流长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孔子儒家注重教育的先进思想是分不开的。这种优良教育传统在平等条件下，与外族相比总是出类拔萃。洛杉矶、纽约等地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华人却几乎占了当地名校的一半名额，这也就是华人家庭道德和儒家文明的硕果。东亚、东南亚儒家文明远胜过其他文明，使“四小龙”在五十年代向西方开放后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背后的动力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

八、中西对比：教育落后是中国祸根

中国的肥沃平原、遍布河流和充沛雨水形成的“温室气侯”，与欧洲地海式的山地、埃及洪水泛滥等恶劣气侯，形成的“城邦文化”不同，使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由此相应衍生的惰性文化与封建关系，也限定了中国文明的辉煌与局限。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之初要比西方进步十多个世纪，但到明清以后的近代，这一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进程。而把读书与习武人截然分别开来的“文武制度”，使传统的文官与武将、现实社会与千年文化，严重分化脱节。加之中文字繁难解，必须长年累月死记硬背，使“读书人”在近代只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大众蒙昧的直接恶果形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性：文盲社会与暴民政治的历史循环，近代农民造反和游牧民族争天下时，连传达圣旨的军令状都不会写，千里之外、几班人马也靠“口传”。

欧洲严酷的天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中海城帮文化、两河游牧文化，在交融贯通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进取、积极主动文化。十八世纪后，中西两大绝然不同的文明狭路相逢，文化冲突时，更突显出东方文明的这种古老的保守与惰性。

她不能象从来就是“拿来主义”的日本一样，迅速吸取外来文明，推行“文明开化”的教育革命。关于这一点，日本明治维新功臣、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在《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中说：“日本土人头脑有如白纸，闻说(文明开化)是国家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毫不犹豫果断实行之。”而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只在危机惨痛教训下才从盲目自大的极端，走向自卑自弃的另一个极端。

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抗日战争、新中国历次危机中曾有的反醒，在危机缓和后，文化的局限和制度的封闭性，使他迅速健忘，再次转为内斗不休。这一现象反复出现、重复发作，其背后的罪魁祸根，就是近代社会中国落后的文化教育。

九、普鲁士首创“义务教育制度”

二百五十年前，当欧洲的荷兰借助先进航海技术成为“海上马车夫”、英格兰的基督教教育和科技发展导致“工业革命”、法兰西民族承袭欧洲文艺复兴后宗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首先建立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时，普鲁士人还在德尔曼的黑森林边茹毛饮血，烤火维生。

十八世纪末，在法国历年侵略战争的刺激下，普鲁士出现一位“铁血丞相”俾斯麦，他为寻求民族出路，派出一批菁英远到一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区小国：瑞士学道取经，他们朝拜的就是被后人称为“世界教圣”的伟大教育家斐斯泰洛齐 (他倡导的“爱心、圣德”教育，让欧洲和全人类启蒙、普及平民教育运动开创了新纪元) 。三年后，那批菁英回到普鲁士，俾斯麦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揭示德国落后的根源就是“教育落后，民智不开”。他首创了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制度：一项是强制免费的义务教育，另一项是义务兵役。

“义务教育”制：法定每一位公民从六岁起至少接受九年，由国家免费提供的义务教育，每个公民必须遵守这种学杂费完全由国家承担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法律严惩：校长老师将被开除、家长将会坐牢，顽皮儿童会被送到强制性的攻读学校。

“义务兵役制”：成年公民在十八岁后必须入伍服役。接受战争训练、参军保国，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这项制度虽然拯救了其国家的灭亡，但也为后来极端发展、演化成恐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埋下伏笔，也是远在东亚的另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宗师。

这两项制度强制执行的结果，使国民基本文化素质迅速改善，仅仅十余年间做为德国主体的普鲁士就彻底脱离了蒙昧状态，军力快速整合强大、民族逐渐崛起。1870年受够法国侵略的普鲁士奋起反攻，与英国发动著名的“滑铁轳”战役，一举打破拿破仑的“不败神话”，不仅全部收复失地，更攻入法国本土，从法国获得“世界最大战争赔偿”，彻底改写欧洲历史。自此德意志人便从没放松过他们的的强化教育，最终使他们成为今天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与亚洲的日本一样，即使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十、强盛奥秘：教育投资人才积累

此后，原始蛮荒北欧丹麦、瑞典，东欧的土尔其、芬兰纷纷效法德意志的“全民强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迅速进行现代启蒙，改良国民素质、发展现代文化，才逐步达到西欧今天繁荣富强的局面。七十年前沙皇俄国的强盛和七十年来苏联的崛起，无不是首先发生“教育革命”后的必然现象。至于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拿来主义”国家，美国发达的奥秘不但是倾巨资发展国民教育(人均国民教育经费900多美元，世界最高) ，还采用“取尽天下精华”的开放移民政策。美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年高达2850亿美元，和给予每位大学生全额的学费贷款，长达十八年的还款期，并承担“教育失败”后果（政府担保贷款）。美国建国之初就吸收了欧洲众多国家之长，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想方设法吸收全世界的高级人才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动荡的德国的人才。即使现在，他的移民政策中所谓“国家利益或人才优先”制度，仍然赤裸裸地掠夺他国高级人才。

在“东亚四小龙”中，香港、台湾、新加坡的义务教育一直都是当局和社会重的头等大事，至今都已普及12－15年以上的义务教育。近年来在各个方面都超越台湾的韩国，其义务教育在全世界名列世界前茅，与北欧少数最发达国家相当。南韩国民教育经费占行政开支的每年都在20%以上（2010年，韩国的小学教育普及率到99%，中学到95%，高中达90%，大学达到85%以上）。人均收入是大陆六倍的南美诸国，1995年九月召开第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问题会议，达成强烈共识：为求持续快速发展，将全面振兴教育。至今各国都把义务教育放到施政第一位。

十一、教育现状：国人仍于蒙昧状态

早在一百年前，日本的国民教育经费已经达到占其政府开支的15%，占GNP (国民生产总值) 5%以上。直到今天日本教育已名列世界前茅，其他先进国家的教育经费也在GDP的5－7.5%之间，私人学校及教育经费就更多。然而，直到现在中国在很少私营教育的情况下，国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GNP的3%， 连续十八年都没达到国家规划的4%的基本要求，有些年份甚至下降到2%左右，比一般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的比例(占GNP的2.61%)还低。在当今农业危机、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之际，内陆农村、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每况愈下。

笔者早在九五四月份在《世界周刊》发表的报告统计：中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能够读到中学的农村孩子只占56%（1990年代）！在随即掀起的海内外舆论压力下，中国首次于九五年五月份召开“科教兴国大会”宣扬要大幅增加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以上。然而这实质上，仍低于新增学童和通货膨胀的速度。特别是在毫无监督的官本位下，“口号教育”和“下有对策”正使教育危机正积众难返、病入膏肓。据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今中国大陆教育各方面水平，大约普遍落后日本六十五至八十五年左右(8)。

虽然台湾近五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力于普及教育的成功，其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国民素质全面提高，使科学技术易如反掌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工商业蓬勃发展。 但是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政府开支的10%，远未达到法律规定的15%以上。至今，至关重要的民办教育领域，仍然无法与公立教育机构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菁英人才之培养主要依赖于西方的根本原因。这种缺乏竞争的僵化体制，更无法产生真正的世界级的名牌教育或大学。这也许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为什么愚昧无知的民粹主义横行，“黑金、暴力和贪腐”等“劣质文化”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源。这不仅比先进国家教育差距甚远，甚至已经被临近的韩国超逾。在台湾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今天，教育发展仍无法与世界发达国家辉煌的民间教育相提并论，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普及基础教育（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台湾正在酝酿将义务教育增加到15年以上）。

十二、中国从未真正“普及义务教育”

目前，中国以出生地决定命运的“二元社会”，是五千年辉煌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严重倒退。如果三分之一“非农户口“的幸福，建立在三分之二“农业户口”的痛苦之上，怎么可能实现幸福和谐的中国梦？如果生活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山区的农民，及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农民工子弟，都属于“宁有种性”的劣等公民，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和现代化？如果农村孩子倾全家之力都交不起幼稚园和高中学费？大都坠学变成了文盲半文盲、愚昧无知的打工仔，整个中国的前途何在？

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大声疾呼，各地政府不是切实改革教育体系，彻底进行教育革命，而只是在各界有识之士的一再压力下，喊一些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宣传口号，做些形式主义的过场，然后一切的一切都不了了之――随即忘记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还从未真正完成强制、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到现在，历年战乱峰火、政治运动、天灾人祸，中国“启蒙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一句空话和宣传口号。一代代“政治家”更有切肤之痛的是眼前利益，只顾“只争朝夕”的短期政治目标。广大人民要么愚昧无知，要么不由自主卷入政争旋涡。只有政治，何谈教育？国民素质在近代社会每况愈下的异变中，一再劣质化！

在当今中国， 历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仍有近九亿多属于“二等公民”的农民，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他们仍无法接受中国市民同等教育，城乡之间的教师、学校、宿舍和教材，严重失衡、极不均等。联合国统计：中国农村仍有不读书不看报的“识字文盲”五亿多人。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从新中国建制至今，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童累计坠学人数累计共达十三亿之巨！在中国内陆农村，“义务教育”每年变相的学杂费、书本费、校服费等虽然总数上只有大约300-1000元人民币，但却是农民家庭的巨大负担，很多儿童因此过早失学。

在美国、日本、 欧洲平均儿童在学开支不高于其家庭收入的5%。不仅从来不但不收取任何的“学杂费、书本费”，还免费提供各种教材教具资料及练习本，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午餐。在美国义务教育中，接受政府提供免费交通和午餐的“低收入家庭学童”，占在学总人数的47%左右， 家庭提供的花费仅是学童在家的衣食而已。从这里看大陆所谓“免费学校”实质上比发达国家的私人学校收费还高！

这使今日中国农村，读不完小学教育的孩子，仍占10%以上，没有读到初中的学童占30%以上，读不到高中的孩子高达50%以上。中国政府承诺的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的目标，连续18年不能实现。当今中国大陆，事实上又面临着晚清类似情境，愚昧制造贫困，贫困继续愚昧，这正是中国、印度等传统国家至今打不破的“千年怪圈”。以此低劣的国民素质何以参与世界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何以应付民族竞争已从原来农业的体力战争、发展到工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未来已是“知识战争”(9)的现代挑战？！

注解：

(1)《明治文化全集》前揭书，第611-612页(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
(2)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明治时期主要学者之一，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皇侍读，对日本近代史影响深远。
(3)《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八集《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中国近代史料从刊》，洋务运动推动者之一魏源1840年著该运动的经典著作：《海国图志》。
(5) 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6) 《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四卷《文明开化篇》，日本评论社、1955年，第44页。
(7)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著《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
(8) 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88年》
(9)《War and Anti~War》 : Survival at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y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主要参考书目：

《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斐斯泰洛齐论著》、《西方教育论丛》、《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福泽谕吉全集》、《教育世界. 创刊号》、《戊戌变法记》、《马关条约》、《中国教育年鉴.1989~1994年》等。

本文节选自岩华著《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二章（有所删改）：http://chinasforum.com/home/news/china_research/

全文连载于美洲1995.10月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完整发表于1996元月份《中国之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