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又成传声筒？中国智库学术退化！

日前，中国社科院官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公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名单”。可以注意到，在第一批共90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中，排在前五名的都是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有关，在前十名中的绝大部分课题都与习近平有关，其中还包括两个“中国梦”课题和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对此有分析指出，针对目前中共执政理论严重缺乏的困境，大陆学术界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正当其时。但问题是这些学者是否真能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梳理出一套社会主义理论？

当下中共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模式化。而习近平自上任后的多次讲话中，已经开始试图改变这种教条。但这只是一个框架，如何能够搭建出新时期中共的理论，这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抽丝剥茧，从理论高度上搞清楚，搭建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就像当年毛泽东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时那样，出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而不是象社科院现在一味地迎合拍马，进行的“研究”对上有交代，对下“听不懂”，这对中共的发展无益。

“习近平讲话”成专属学术名词？

在这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与习近平讲话有关的课题分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髓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列重要论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而在2013年，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排在前几名的课题还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研究》，《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等，没有如此之多的“习近平”符号。实际上，这些学者为何如此密集地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作为研究对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顺势而动”。

早在今年5月，就有媒体发文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已成专属名词。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宣传部部长刘奇葆，以及中共体制内组织和媒体都较为一致地使用该名词，并且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并列。

据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一直处于动态更新状态。这个网页于2013年3月4日启动，记录了习近平从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4月26日的讲话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第一篇是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此外，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及部分地方党政机关的网站也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多以谈论话题，如反腐倡廉等安排文章结构。值得注意的是，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希望宣传工作“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此后，《人民日报》发表8篇评论，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的“八论”最初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精神而作，但客观上将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推向高潮。

党政系统外，军方也密集提及“习近平同志（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国防大学和《解放军报》曾联合举办“学习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会后，4月14日《解放军报》用整版刊发了9位与会者的发言摘录。其中，两位与会者的文章先后登上《人民日报》理论版。

由此可见，“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已经成为中共全党、全军正在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科学方面有权威话语权的社科院自然不能缺席。即使从中国政治“潜规则”讲，以这样一个“热词”作为研究对象，在课题资金的审批上也更容易被通过。

社科理论陷入“拍马屁”困境

在一些分析人士眼里，站在中共和学者的立场，对习近平的讲话进行学术研究，并从其中发现符合时代性的中共理论，是恰当而有必要的。因为在眼前，以理论型政党自居的中共，恰恰进入了一种“无理可依”的困境，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在一个类似于红色家族的封闭圈子中来回打转，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

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分析，自1921年7月建党、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就一直试图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源泉和基石，为自己一党执政寻找合法性所在，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皆是如此。当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执政基础逐渐散去之后，中共首先通过宪法和党章规定，试图在民众之间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作为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共也应该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在江泽民时代，由王沪宁一手起草的“三个代表”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继续加以阐述，其表达的核心含义在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中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应该由中共来执政”。再到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似理论武器丰富的中共实际正在慢慢丢失它曾经的理论优势。

时至今日，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各种质疑不断出现，今天这批执政者回头在中共的“理论武器库”中再次寻找时才发现，他们的理论武器最后的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理论道路越来越狭隘，甚至出现了“理论家只能是总书记，总书记必须需要理论才能正名”的怪相。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以理论丰富自居的执政党，竟然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

习近平作为一个骨子里很务实的人，他的一些讲话，通常是站在一个领袖的高度作出的。一些表态的内因和背景，往往不为外界所知晓，但是定有其战略眼光和政治高度。如何将这些讲话进行梳理，总结、上升为理论，这就需要中共的御用智囊们出谋划策，盘点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此之多的对于“习近平讲话”的解读不足为奇。

正如前文所说，当下中共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模式化。而习近平正试图改变这种教条。但他讲话中内容只是显露出一个框架，如何能够搭建出新时期中共的理论，这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从理论高度上搞清楚，搭建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从宣传到研究 如何跳出僵硬死板模式？

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如此之多的“习近平讲话”课题研究是否有撞题之嫌，是否又是在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心态下，出现的“迎合上意好拿钱”的情况，毕竟现在只是课题立项，最后的课题成果尚未见到，只能以此作为一种猜测和警醒。
其次，猜忌最多的还是对这些有大量国家资金扶持的课题研究能否学有所成、学以致用表示怀疑。因为在以往，从中共的宣传系统到政府机关，从企事业单位到社科院这种学术机构，已经陷入了一种死板、僵硬的办事模式中。

脱离实际，脚在空中，“何不食肉糜”的现代官场现形记频频发生。以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而言，也经常存在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身只在象牙塔”的情况。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不能说是错误，但是语言的刻板和内容的空洞，让整个理论研究脱离了群众，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更别提让他们去心悦诚服地相信了。

中共作为革命党，起家于农村，从一开始所坚持的理论政策就是让百姓能够听懂。例如毛泽东解释中共为何要创建、领导和掌握武装力量并进行斗争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形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表述即使对于一字不识的白丁来说，也是耳熟能详，一点就通的，因此在宣传上也更富操作性。

但是今天呢，在中国任何一家书店的书架上，中共各个机构出版的理论著作数不胜数，却鲜有读者。中国百姓不愿看，看不懂的下一步，就是不想看，不想懂，甚至懒得去听解释。这种情况在江、胡时期就已经弊端尽显，恐怕直至今天，很多人都对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说的究竟是什么还心存不解。对于中共、宣传部门和社科院这些智囊机构而言，或许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去研究理论，而是如何将研究成果更好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方是急中之急，题中之义。

政治挂帅误导学术研究 意识形态与实践脱节

7月初，中国社科院2014年第一批基金项目名单对外公示，众多知名高校和相关单位纷纷收获指标。与去年相比，今年第一批项目数量高出一半，其课题研究经费亦明显见涨。由此可见执政者对自身理论研究和社会参与的重视程度。不过就其课题内容来看，多所重要高校和中科院将自己的课题定为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研究，与其说是从事的科学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表现政治正确的拿钱邀功行为，虽然在现实政治中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对于政治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实无裨益。

事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改革转型阶段的中国，本来就有大量现实问题有待解决。但长年来的“政治挂帅”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工作自成体系，与迅速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执政者需要给理论工作者更多的创作空间，使其能够拥有多一些自由去调查、讨论、研究和探索。只有百家争鸣，理论才能反映实际，才能有探索和创新，也才能发挥对中国建设和崛起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学术研究怎能“政治挂帅”？

国家社科基金成立于1991年，依托国家财政支持一批比较重大的理论研究项目，主要面向各大高校和官方指定研究机构。该基金资助课题从每年不足500项增加到2010年的2,285项，基金总量也从设立之初的500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6亿元，而且每一项目金额也不断上涨。例如，2013年重点项目资助额度为25至30万元，而2014年额度达到了40万元。其规模呈显著扩大之势，在中国政治中的份量亦逐年加重。

有评论指，这样一种由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理论研究模式，显然十分契合中国的政治架构。而社会参与面的扩大，也将有助于感知社会舆论生态，汇集社会管理智慧。当然，也凸显出执政者对于自身理论研究工作的日益重视，急需新鲜血液的输入。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立场明确是该项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官方亦认为，其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特点在2014年得以再次显现。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均是以习近平讲话为研究对象，如人大的课题名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思想精髓研究》、中科院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统重要论述研究》可知一二。

而这种耗资数十万的讲话精髓研究，对于时政究竟有多少用处？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常见的行为，政治立场和观点均无可挑剔，而且能够为中共领袖人物增添光彩，利于内部凝聚。不过，习近平早已表明自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态度，而这种徒有其表的行为显然与习近平对执政做官的要求南辕北辙。而在外界批评人士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拍马屁”和邀功讨赏行为。

与此相对应的是，该基金对一些关乎时局意义极为重大的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甚至还不如这样的一部拍马屁作品。据消息人士透露，当下有一个对南海九段线的研究课题，经费只有20万元，仅占到社科基金划分的重点项目的一半。众所周知，九段线问题在中国南海局势和外交中的作用极其关键，而这项研究因为需要搜集很多其他国家资料存在较大困难，如此少的经费投入难免使其运作捉襟见肘，导致应用价值的大幅缩水。

事实上，国家社科基金不仅设有马克思和党建方面的选题，还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民族问题、新闻学、人口学、军事学等等25个学科。而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在这些方面几乎都有着较为严重的问题。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去调查、去认识、去讨论，并向执政者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对于其中一些项目课题，如果有意沉下心去搞研究，20万或40万或许都有所不足。例如，当下极为紧张的少数民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军事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问题等，都是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需要广泛收集各方面智慧，“密室政治”的能力毕竟有限。而社科基金也应当根据议题难度对资金进行适当分配，而不应囿于计划经济时代一刀切式的规定。

意识形态与实践脱节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而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能够指导实践。也就是说，立足于现实的理论研究也是可以先于现状，为执政者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和某种预见。但是在中国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执政党领袖或高层集体成为认识的来源。即使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理论研究仍然要受制于意识形态束缚。稍早前，社科院还引入了意识形态一票否决制。这种意识形态高压或许正是社科基金项目选择向政治靠拢的主要原因。

同时，对政治原则过于敏感和过度追求，将会严重压缩理论创新的空间，使得中共价值观和理论体系日益保守、僵化，并与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执政者往往宁左勿右，宁紧勿松，从历史传统中找依据并照葫芦画瓢，成为改革的阻碍，也招致激烈抵抗。

长期以来，中共思想理论体系日趋保守僵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相互印证合法性，自说自话，令外界群众如坠云里雾里。而伴随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起，为社会矛盾和个体悲剧四处奔走呼吁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更是不吃这一套，直接引用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体系质疑执政党合法性。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既然中共理论工作者置底层群众利益于不顾，不去调查、认识和研究，不为执政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伴随着民粹主义而起的社会舆论“另起炉灶”“师夷长技”也就顺理成章。

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如贺卫方、茅于轼、许志永等人，一方面对社会问题极为关切，另一方面又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泄不满向执政者施压成为一种有效手段。保守的执政者将其视为挑战，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更是视为仇雠。但是很多弱势群体却将他们看作“救星”。对于中共来说，既然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就应该勇于容纳不同的力量，接受异见者的声音。例如，抛却个人成见来看，左派人物之一的胡锡进与许多大V的政治观点其实共性远大于差异，但很多人只是因人因立场而轻下判断，为反对而反对。如果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左右两边的智慧，而不是将其中一方推向反面，治国理政无疑会顺利很多。就此来说，社科基金仅仅将资助对象局限在受到严格政治纪律控制的部分高校和社科院等党政单位，凸显了其立场态度的狭隘和制度设计的失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本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群体，是执政者自己束缚了自己的脚步。虽然西方文明已经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架构，但中国的情况却可算是一个异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背离西方模式闯出来的。西方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已经模式化，但作为异数的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只要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研究，就能够作出具有世界价值的贡献。或许，执政者通过社科基金拓展社会参与国家治理讨论，是一种值得认可的进步，但是以目前的变化幅度来看似乎远远不够。

理论研究需要立足于现实，需要正视发展中的出现的新问题，脚踏实地去调查研究才能为执政者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理论研究同样需要宽松自由的氛围，百家争鸣才能创新，才能为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和预见。对于社科基金来说，政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议题，但应该着力去除意识形态敏感性。还需扩大社会参与度，允许民间组织和独立人士的参与。与追求轰动效应的社会和网络舆论不同，严谨、客观、中立、独创是学术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执政者适当放宽学术研究边界，无疑是利大于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