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疆恐袭持续？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

送交者: 枫苑

新疆多起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各国政要，包括美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分子。中国政府誓言加大反恐力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新疆问题的重点是打破目前的话语权垄断，让政府和人民真正直接面对问题，形成共识，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总部设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自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全球恐怖事件数量增加四倍，在2008年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一个缓和期。但是，针对中国的恐怖袭击威胁却呈上升趋势，恐怖袭击从2008年之前的最多每年2起大幅增加到15起，令人关注。根据该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的恐怖主义指数从2.72上升到4.99，排名由43上升至23，超过美国（第41位）而成为一个“不太安全”的国家。

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共同敌人

恐怖主义是21世纪的政治瘟疫，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极其衍生的极端教派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一旦他们把屠刀炸弹对准手无寸铁、毫无防范的平民、妇孺、老人，他们就与恶魔无异，他们的政治诉求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根基。本人一贯反对暴力，但对于视生命为草芥，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坚决赞成动用武力予以剿灭，对恐怖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新疆恐怖袭击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这一年的2 月5 日，恐怖分子把四颗定时炸弹分别安放在乌鲁木齐市内的公共汽车、影剧院和住宅楼里，仅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中国武装部队动用了直升机，围剿逃进昆仑山恐怖分子，结果两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五人被俘虏。七个月后，警方调查发现这起爆炸案是一个叫做“东突伊斯兰改革党”的恐怖组织干的，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境内还制造了另外15起爆炸案。该组织头目是依米提•塔里甫，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新疆活动。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此人策划了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5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于建立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三期共62名恐怖分子，并用50万元购买枪支弹药和制造爆炸物所需要的物资。

新疆恐怖分子从一开始就和国外恐怖组织建立密切联系。恐怖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居然在新疆建立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装力量。艾山嫌新疆境内的恐怖分子素质太低，制造和使用炸弹的水平太差，便在阿富汗建了一座“中国营”，培训三百多名“战士”，然后再把他们送往阿富汗和车臣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最后才派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袭击活动。在新疆警方的一次突袭行动中，缴获了恐怖分子制造的五千多枚手雷和爆炸装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代表在墨玉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学习塔利班日渐坐大的经验，以及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力量和训练人员。会议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项任务。1996年11月29日，来自新疆11个地州的22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代表又在和田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修改了“党章”，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最后决定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并制作了“党旗”。会议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制定了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恐怖分子大多选择重要节日发动袭击。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时，恐怖分子又在乌鲁木齐制造爆炸事件。18时30分，3颗炸弹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公共汽车上同时炸响，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2 路、10 路、44 路等5辆公共汽车和乌鲁木齐火车站，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起爆。炸弹里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次爆炸造成9名乘客死亡，60人受伤，其中重伤28人。

更严重的是近年以来，中国的暴恐现象呈井喷趋势。自从2009年七月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以来，接二连三的暴恐就没有停止过。今年3月1日，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疆独”分子製造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造成29人死，143人受伤。5月22日的暴恐更创下死伤者之最，4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维吾尔在内各个民族。

新疆暴恐的罪魁祸首是曾是“政治红人”

新疆早期恐怖分子的教师爷是一个貌似谦和善良的长者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此人早年因从事宗教分裂被判入狱八年，到了胡耀邦“幼稚政府”时期，在新疆推行破坏法治，纵容犯罪的“两少一宽（少杀少捕，宽大处理）”，这给新疆稳定埋下重大祸根！从1885年至 1992年，这个罪魁祸首连续7年当选为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伊斯兰协会会长，并当选为新疆自治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在此期间，他开设传授邪教的“经文学院”，开始在新疆迅速传播歪理邪说，把原本善良温和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逐渐推向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暴力恐怖的“塔利班化”。虽然他从未参加过恐怖行动，但他却培养出来了一大批恐怖分子，遍布天山南北，号称有“800子弟”，其中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八个暴恐首领，都是听他“讲经”而“成长”起来的。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制定的战略计划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动十年游击战、十年正规战，最终实现新疆独立。为此，他们宣讲妇女要戴面纱出门；严禁信徒在家看电视；穆斯林结婚、离婚，政府的证书不算数，阿 訇说了才算数；孩子可以不上学，但从小就要到清真寺里去学经；计划生育政策是个坏政策，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等等。

阿不力克木的弟子则丁 •玉素甫在“经文学院”学经结束后，回乡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他强迫本村穆斯林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他的“党”，并签名表示要为这个“党” 奉献一切。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不从者会被武力威胁。同时，他们集中40多人进行格斗、投弹和体能训练。凡是经过训练的人，都要宣誓为“圣战”奋斗到底，决不后悔。则丁•玉素甫用强行征来的钱，先后购买、制造长刀、炸药、手榴 弹、炸药包，购买了4匹马和一辆摩托车。当阿克陶县警方发现异常前往调查时， 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他制定了一个“圣战法规”，在清真寺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叫嚷圣战的目的“就是消灭异教徒，向异教徒进攻”。那年4月4日下 午，他率领200多人围攻乡政府，造成六名武警战士被杀，3 支冲锋枪、1 支手枪、400发子弹被抢走。

坚持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疆恐怖分子仇恨的对象并不限于当地政府及其政策，更是世俗化的社会。在新疆一些地方曾发生烧毁烟酒店、袭击不蒙面纱妇女的事件。他们宣称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提出了“炸桥赶汉”的口号。这与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回教国家，创立统一的回教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创了泛回教主义运动一脉相承。不久前，基地组织负责人艾曼-扎瓦赫里发布声明，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形容为“五个傲慢的霸权”，强加意志与他国人民，并痛斥联合国默许非穆斯林国家占据穆斯林领土，其中就包括中国控制的“东土尔其斯坦”。正是这些歪理邪说，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新疆恐怖势力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教育落后，极端伊斯兰教派陷入悖论

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2005）曾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中东地区一些年轻人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形成的认知误区。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在清真寺中被灌输这样的思想： 他们的宗教是“三个一神教”中最为彻底和最为先进的，比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更为优越。然而他们却渐渐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教育、科学、民主以及发展方面，已经落后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犹太人及信仰佛教的东方国家。这使得这些年轻人产生认知失调，这种失调正好成为他们所有愤怒的导火索。

认知失调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新疆一些对生活境遇不满并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宗教最优越的观念，相信“宗教兴则民族兴”，但他们却难以接受伊斯兰社会总体上落后的现实。他们的宗教优越感和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边缘化的感觉产生了严重冲突。新疆的暴恐份子不能承认自己的宗教有问题，只能迁怒于他人，认定穆斯林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汉族人抢占了他们的土地、资源并控制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进行“圣战”，建立独立的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才是正途。 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诉诸恐怖袭击。

这是典型的文明冲突，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退让、柔性治理恐怕都很难奏效。西方曾积极支持“阿拉伯之春”，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却令人失望。在利比亚、埃及等国，推翻独裁者后崛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敌视西方，甚至杀死了美国大使。

中国的问题更严重，因为恐怖份子主要滋生在新疆境内，境外极端势力直接影响不大，只是在宗教文化上间接影响，这防不胜防。恐怖袭击虽然对整个中国局势影响有限，但造成的社会心理冲击是严重的。高压严打暂时会有作用，同时也会有反作用，打击面过大则会制造更多恐怖份子。因此必须仔细甄别，避免扩大化。最好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加强防备，攻心为上，也就是从教育和宗教等老根子处下手，釜底抽薪。

随着新疆的局势继续恶化，中国的“民族政策”真正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抛弃导致苏联解体的强化“民族性”的旧模式，也要避免胡赵时期幼稚开放的姑息纵容。正如习李所说，应以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好东西，改掉自身所有坏东西，以更加理性成熟、与坚定自信的科学态度，创造性治理出一个和平稳定与全面现代化的美好新疆。

我们在中国发表许多文章，都被“民族团结”了！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发表多少文章？提醒政府和人民警惕极端宗教在新疆泛滥的巨大危险－－可惜都被“民族团结”了，这些人不知道自由言论和开放信息，对一个健康民族和现代社会是何等弥足珍贵！而限制言论堵塞信息，就像把所有的中国人蒙上眼睛，堵上耳朵一样，都成了残疾人。

即使部分高官通过内参了解内情，但这些人既然不是专家学者，又不能代表老百姓，更不受舆论督促，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而绝大部分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怎么正常面对和参与这些问题呢？现代社会没有媒体、学者及民众的推动和参与，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如何促进政治进步？这正是目前新疆问题成为中国顽疾的根源！

事实上，新疆问题的话语被“少数民族权贵”垄断，使中国人民和政府错失了对暴恐形势的提前预警和及时防范，让中国老百姓付出巨大而不必要的牺牲！再继续维护“民族团结”下去，不知还要死伤多少人命？这样就维护“民族团结”了吗？没有！这种捂着盖着，就象一个人不照镜子、不面对现实，只凭想象就闭门造车，反而造成更多民族矛盾和社会死结！

某些少数民族权贵已成为阻碍改革的小利益团体。中国沿袭导致苏联解体的“强化民族性”的民族政策，任何改革都得经过这些“少数民族”权贵决策。而他们作为现行“民族政策”的受益者，垄断着少数民族话语权。

一事当前，都以“民族团结”为由，压制舆论，抗拒改革，成为阻碍中国改革的一个“小利益团体”。其实，民族团结当然没错，但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而堵塞言论，掩盖事实，贻误改革，就是本末倒置，就是愚腐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