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到了重新检视的时候！

这种检视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通盘的彻底的考虑，乃至新的制度设计，尤其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须接受彻底的重新检视与反思，但这种检视绝非之前民族政策具体化的修补和调整，也不仅限于软硬的二元选择，而是必须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盘更新换代，脱胎换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脱胎于苏联模式的母体，却在内在指导思路上出现前后矛盾，在“同化”还是维持“多元”的预设目标间始终首鼠两端，言行不一。

苏联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驰骋二战后世界政坛的超级大国顷刻间轰然倒坍。在此之前的一年间，以立陶宛为起始，各加盟共和国通过民族自决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被肢解为十五个国家。更早之前，以苏联为师的东欧卫星国也在短时期内分崩离析。南斯拉夫则在此后的1992年不断分裂，最终一分为七，期间民族间杀伐不断终于酿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共当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即脱胎于苏联模式，是为当下世界两大主流民族关系之一的拼盘模式。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中共将民族矛盾简单对应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随之采取包括认错、补偿在内的一系列动作。这一形式在早期的确团结少数民族，减少统一阻力颇为有利，但是这种做法隐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对多数民族的不公平，强化民族认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义的种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误解了列宁那便可能是缺乏担当。当初列宁率先以民族自决形成联邦奠定国家根基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将之视为传至久远的方式。有文章称，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而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将其奉为圭臬。苏联以民族命名个加盟成员，而中国也在中共建政后十余年间相继成立5个自治区。虽然中国的宪法没有“愚蠢”到轻易地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可自决是否留在“苏联”中，但毫无疑问它也同时在进一步强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利益。中共体制内学者胡鞍钢说，民族融合自然会有矛盾磨合的阵痛期，但不至于形成分裂，而强化民族识别便无疑在培养分裂主义的倾向。

而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期更是将这条道路走得更远。有资料显示，当时胡耀邦视察西藏对汉族干部的作为很是不满，于是下令多数汉族干部撤出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闻风而动，中共影响力和控制力被实质性削弱。同时，伴随当时的政治空气松动、民族学校匮乏，新疆地下讲经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甚至成为此后不断挑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火种。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观。

而在应对民族矛盾危机中，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变机制便是归咎于民族压迫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裂”给予了人们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人们并不是经济便可决定一切。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制得到确立，而且从历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良好的传统友谊乃至民族血缘，但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扬镳的之路。须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斯洛伐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最后双方已经不分伯仲。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经济地位决定民族关系的偏执一如当下的中共，但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够有效减少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冲动吗？坦白讲，经济落后虽然是造成当前民族矛盾尖锐对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非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万能灵丹妙药。当下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柔性策略，大规模的援助源源不断，改善民生似乎成为最为根本的釜底抽薪之策。当然并不否认其积极意义，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大熔炉模式是唯一选择吗？

苏联模式之外，还有路可走？大熔炉（英语：melting pot）指的是在各种民族混杂的都市中，由不同民族文化不断地影响、同化和融合，形成一种很独特的新的共同文化的社会。也即是将一个主流价值观视为基本盘，以近似绞肉机的方式吸纳同化所有的个体，使其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也即是对个体认同感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包括美国、巴西等国的模式。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适应并接受他可能需要痛苦的磨合，但的确不会形成受到与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的群体势力，因此基本没有分裂风险。

但是这一思路也会遭到批评，中国媒体曾刊文称那只是假象。而美国智库的评论还似乎支持类似的判断。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2013年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被视为对“大熔炉”神话的挑战。这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40%的美国白人只与白人交朋友，而非白种人的美国人中，大约25%的人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种族的人。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安·莫宁说：“这个国家有着漫长的限制异族接触的历史。对于白人和黑人而言，即使限制已成过去，但是到了今天仍然留有痕迹。”调查结果还表明，跨种族关系在地区间、种族间和不同的年龄段之间都有不同。西海岸和夏威夷的居民拥有的异族朋友是最多的；而南方人是最少的。

而且美国、巴西均为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更具有代表性。美国价值观宣称尊重每个独立公民的公民权利，但并不认同族群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出于殖民历史的考量，美国“破例”允许“保留地”的存在以保护土著印第安人是个例外）。其实质上是让个体在抗拒盎格鲁—撒克逊化时不接受揉碎本民族价值重新被同化的过程，美国以标榜民族文明多样化的声音批评其是对多民族文化的劫持。也许大熔炉的神话即是如此残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三代大熔炉模式，即在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统一性的同时，又承认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传统。但显然那更被视为一种姿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则必然有意无意地不断融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价值观为根基的美国价值观塑造中。

向左走，向右走？

至此，拼盘式的苏联模式已濒临险境，甚至可能崩解。大熔炉模式也与中国制度相左甚至遭致少数族裔的反制。那么题解何在？实际上中国的其他学者、专家中早有触及，以中华民族一体化建构国族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大熔炉有其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现实缺陷。中国民族政策必须改弦易辙进行彻底的自上而下的全面变革，但也并非轻率照抄某一模式便可万事大吉。

曾为中共建政后的民族识别以及民族调查研究立下功劳的御用学者费孝通曾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一内容在于强化域内56个民族的身份认同，这是对传统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的修正。其要点包括如下：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确认汉族在多元融合中的核心作用；允许少数民族在承认中华民族的高层认同的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基础层级”认同。

胡鞍钢、马戎等人在汲取大熔炉模式的同时更改了“民族实体”的基础，即彻底抛弃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确定主流价值观（由汉族主导）。其“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认为中共应该汲取大熔炉模式，消解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至少从政治含义上剥离，使其退回到社会文化的层面。

但这一理论当然会遭到不满。流亡藏人便反驳并指称其目的就是要同化藏人。这对于始终保持文化危机感的藏人来说以及同样以此指责中国的流亡维吾尔人而言，的确是不可逾越的难题。因为不同意在公民个人层面上构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黄铸也公开称，中国的民族政策用不着学美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达赖和三股势力破坏的威胁，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

今年，中共前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也在尝试调整民族政策思路，与其在位期间的语调和态度已显然出现不少区别，至少渐渐异于中共正统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这甚至一度引发外界的关注，被视为改变中共民族政策的试探性信号。

朱维群的新思路论述颇为分散，多涉及具体的事务性内容，但核心只有一个，极力弱化本民族身份认同，消除以民族区分为优先考量的执政思维，“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2012年2月朱维群在《学习时报》刊发文章敦促中共调整当下的民族政策，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在这篇文章中，朱维群同样要求在国家政治界定层面弱化对民族的认同。对目前中国政府的西部地区投资开发和扶贫措施，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他建议，不再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实质上，这一思路已经十分接近大熔炉模式的内核。

实质上，刨除大拼盘以及大熔炉模式的形势考量，世界主流的民族关系有其“大势所趋”——民族的身份识别正在逐渐弱化。当然，这并非由于正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民族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判断，而是因为同样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规律。它并不比动用国家强制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更为人性化或者温情化。美国大熔炉或许只是将民族同化的权杖“狡猾”地转交给全球化而已。

但对于中共来说，无视民族差异以公民个人身份“平等”地将每个人丢入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熔炉中肯定不贴合实际。中共重新而彻底地检视当下的民族政策急需通盘设计稳步推进。首先，应该避免将民族认同政治化；其次，树立国家主流价值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最后，对于煽动、制造民族紧张局势者做“定点清除”，不渲染不强化其民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