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究竟输在了哪---------汉武帝伐大宛探析（一）

送交者: 中书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的一天，壮士车令带着纯金铸造的金马和黄金千斤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受当朝天子派遣，前往万里之外的大宛国求取天马----汗血马。

　　汗血马，据说就是今天的“阿哈-捷金马”，它的闻名于世，并不全是它有多么高大壮猛、奔跑力强，而在于它的一个奇特之处：每当激烈的奔跑之后，它的前肩以及臀部、背部都会出汗如血，因此汉人为它取了“汗血马”这个响亮的美称。据今人考证，这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寄生虫的分泌物。加上它喜欢以苜蓿为食，与汉地的马种大为不同，由于这些奇异的差别，人们视之为天马，在东方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魅力。

　　汉武帝一生冀求长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闲着没事，用《易经》卜了一卦，曰“神马当从西边来”。这令沉溺于祥瑞的他颇为受用。果然还真应景，不久敦煌方面来报，说在渥洼池发现了天马！武帝龙颜大悦，有了神马，不就可以骑着它一朝升仙了吗？他深信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礼物，于是隆重的赐名“太乙天马”，连带着献马之人暴利长（光看名字就是个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赏。武帝在位54年，是个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将相，没有谁能轻易蒙得了他，唯独方士例外。只凭方士们几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劳民伤财为神仙起楼台、造宫观；为了探访蓬莱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着鲸波之险巡游东海，乘风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热，真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神马也是如此，那个暴利长因犯法被罚守边，出于翻盘心切，耍了个花招，跑到渥洼池边捕到一匹野马就敢吹成神马，还真就“一马得道，鸡犬升天”。

　　几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献上乌孙国的良马，武帝一高兴，又把“太乙天马”扔到一边，改封乌孙马为“天马”。但张骞告诉他：乌孙西边有个大宛国，出产的马更神奇，汗流如血，传说是天马在凡间的后代。于是武帝把乌孙马改名“西极”，让它靠边凉快着，再遣使团，携带“数千巨万”的财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马。

　　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

　　但据史料分析，武帝好马不假，求仙也求得嗨，同时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雄主。中原限于环境，马种很难与域外马抗衡。在汉匈战场上，匈奴战马“上山下阪，出入涧溪，中国之马弗与也”，汉族人只有眼馋的份儿。匈奴骑士们“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而“中国之骑弗与也”。且汉地很难大规模养马，虽然在全国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养马运动，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便搞得“天下马少”。由于马源稀缺，马价涨起来比今天房价可快多了，闹到一匹普通马也得二十万钱的地步，比一个御史大夫的年俸还多。何况当时国家钱袋子紧，“县官钱少，买马难得”。

　　因此，改良马种，提升战马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改良马种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谓远水不解近渴，何况大宛所在的中亚乌浒河一带，也都是优质马种的产区，像古希腊人提到过的米塞马，汉武帝却只盯着大宛一家求马。更奇怪的是，史书上明明记载武帝已多次获得大宛的天马，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继续向大宛征求呢？看来，求马的背后必隐藏着更深的玄机。

　　众所周知，汉通西域是为了联合月氏一起夹攻匈奴，这一目标落空了，月氏人对他们的新家园很满足，不愿再回去算旧帐。但武帝的战略却没有错，西域-----如果开发得好，将是反匈战争的第二战场。当然，如果开发得不好，将反而成为匈奴反汉的第二战场。而且，在这方面匈奴早就走先行一步：西域“故皆役属匈奴”。幸运的是，西域比起富庶文明的汉朝来，贫穷落后得多，这对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战争收益的匈奴人来说，提不起多大胃口，长年仅满足于收收保护费，把机会让给了汉人。的确，西域大多国力弱小，大国常仅两三万人口，小国只有一两千甚至三位数的人口，只从表面上看，西域不论倒向哪一方也不能为后者增加多大权重。所以，连汉朝士大夫们也觉得没有开拓的必要，所谓“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

　　但汉武帝却从一开始就不惜代价的进行金元外交，每年派出多批使团，前后几千人，每个使团都带着“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走访各国，远的遍及伊朗、叙利亚、印度，到处送礼。对来华的西域使者、商队，也无不“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 。就是去东海巡视也不忘带上这些西域客人，专走人烟稠密的地方，四处兜风耍宝，沿途“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不顾国力虚耗的现状，一路到处乱撒钱，民怨沸腾。刘彻的疯狂举动，古今JY都免不了敲怪话，骂他拿着民脂民膏给自己搞形象工程。何况中外历史早已证明，但凡用金钱铺路的外交，是交不到几个真正朋友的。这话看起来有道理，但事后算帐却发现：武帝其实从不在外国人身上乱花一分钱。所谓“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那时中国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仅凭汉朝一国之力与匈奴单打独斗，是不策略的。

　　农耕文明因其作战方式的特殊性，战争成本过于高昂，国家很容易被军费给压垮。而对手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飘忽不定，就是逮住了也榨不出什么油。若能找到月氏一类游牧民族做帮手，一来可以压缩匈奴人的机动空间，二来事半功倍。

　　武帝如此热衷于西域事业，还与一个意外收获有关，那就是发现了乌孙。乌孙本与月氏同游牧于祁连山一带，因与月氏结仇而投奔了匈奴，后来力量强了，就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一带，从此“中立，不肯朝匈奴”。乌孙人也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周边都得让它三分。因此，武帝结交西域的重点，就是“欲与乌孙共击胡”。但乌孙与匈奴并无仇怨，怎会平白为遥远的汉朝去挑战强大的匈奴？但武帝的外交手腕却很老道，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经常派人出访乌孙， 制造出汉与乌孙关系亲密的外交假象，挑动匈奴人对乌孙的怀疑。与其同时，汉朝也在争取乌孙周边的邻国，使乌孙在西域外交圈子中空前孤立，产生压力感。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在雨量的糖衣炮弹下，天平渐渐向汉朝倾斜。各国纷纷派代表慕名而来，不远万里来参观这个东方大邦。不仅安息、身毒等大国，像“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鰛、苏薤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局面打开了。

　　汉朝的使者则“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终于被触动，“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武帝抓住机会，从宗室中挑选了一位叫刘细君的公主远嫁乌孙。举办了一场气派的皇室婚礼，随嫁过去的各类人员就有数百人，并且“赠送甚盛”。然而，包括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乌孙老王的当，这个狐狸其实另有一副算盘：自己年事已高，说蹬腿就蹬腿，而几个儿子他都不满意，只满意自己的宠孙。因此，刘细君嫁过去没多久，老王就逼细君改嫁其孙为妻。这对汉朝皇室的尊严是一种严重侮辱------连汉公主下嫁匈奴都倍感耻辱，乌孙怎敢如此无礼？！出人意料的是，武帝却对乌孙一副极好的脾气，真的令刘细君“从其国俗”。细君含愤受辱，终于郁郁而死，武帝又立马找了楚王之女解忧公主顶班，远嫁乌孙。然而，乌孙在与汉朝关系前进了一步之后，反倒更加谨慎。毕竟，汉朝远在天边，仅凭联姻-----这种裤裆里的关系，还不足以让乌孙豁出身家性命和匈奴干仗的。所以乌孙这边以汉公主为右夫人，那边又立马娶了匈奴公主为左夫人，左拥右抱不亦乐乎，还坚持了等距外交。

　　对此，心气甚高的武帝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工作重点再次转向乌孙周边，先争取他们的臣服。而大宛，就成为攻略的重中之重。这，才是汉武帝没完没了的求取大宛天马的真正用意-------大宛不烦，武帝还不干呢！

大宛，地处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孙西南方，康居（哈萨克南部）的东南面，西通安息（伊朗）、条支（叙利亚），南通大夏（阿富汗）、印度。恰好处在中国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上，因而工商业繁荣，且境内气候宜人、河道纵横、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明国家。

　　汗血天马是大宛的国宝，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像征意义。将宛人的国宝纳入汉王朝指定专用品，等于形式上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地位，这对扩大汉朝在周边影响、争取乌孙非常有利。 何况大宛是个“善贾市”的国家，对物质利益锱珠必较，又“贵汉财物”。只要不惜重金，大宛必甘心就范。

　　起初也确实如此，然而，随着汉人对天马无休止的索取，事态开始变化，渐渐发展到不管汉人出多高的价，宛人“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原本颇为热情的大宛人，逐渐对汉朝冷淡下来。让人不解的是，整个西域世界对汉的态度，也都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刁难、虐待汉使的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尽管西域客人在汉朝备受优待，但汉使来到西域，却得不到做为客人应有的尊重与款待。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日子久了，就不免闹出“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的惨事。后来发展到汉人使团去西域一个来回，常要饿死一半的人，甚至遭到一些国家明火执仗的袭击。反倒是与西域原本“不相亲附”的匈奴人，他们的使者来访，只需“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招待得非常周道。

　　为什么中国净碰上这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事儿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用今天一句话形容，就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从地理方位上看，匈奴近，汉朝远。匈奴骑兵就像匈奴的拳头一样，强大、有力、迅速，且近在咫尺。汉朝的拳头也粗，却够不着他们。所以汉朝只能尽量向西域展示它的软实力，但西域国家却不怕汉朝。即便如此，在交往礼节上，汉朝却不肯放下它那***上国的架子。汉使一到，外国的国王、首领是被要求跪拜的，张骞在乌孙就是这么干的，两国初次交往，见面礼还没拿出来，就让人家的老王（即昆弥）拜在自己脚下。这就难免招人反感，大伙自动与汉疏远。

　　另一方面，汉朝雄厚的物质实力带给西域的好处有限。西域原本“贵汉财物”，但汉、西交往未久，就出现了各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的怪现像；大宛也因国内“饶汉物”，不稀罕汉朝的重金。这主要是西域各国尚未享受到丝路贸易的好处。毕竟，在中东与西亚还陷于混战状态，安息、罗马尚未形成统一疆域之时，欧亚也就形不成稳定的需求市场。没有贸易带来的物质流通，也就严重限制了西域各国的受益空间，无从消化汉朝的财物，因此才会出现人家嫌我们送钱送多了的怪事。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与安息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之后，丝路才繁荣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发生在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缘故。

　　第三，汉武帝忽视了使者的素质。古代中国是内向型的农业国家，有身份、地位的人对出使外域没有兴趣。愿意出使的，多是无赖、市贾、喜欢浮夸奇谈之辈。而且出国可以合法的携带大量财物，又远离本土，自然方便他们私吞、贱卖。这就决定了泱泱大国的使者，素质低下。在手法上，他们学着张仪苏秦那帮人的一套，对西域各国“言轻重”，威逼利诱的让他们倒向汉朝。而且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一年十几拔，整得跟传销员似的，换了谁也会烦。大汉的国际形像自然大打折扣。

　　何况西域国小物贫，甚至连铁制农具都不会制造，粮食不足。所以汉使越多越招人烦，没个好脸色也就在所难免。其中楼兰、姑师两国最不堪其扰，仗着匈奴撑腰，“攻劫汉使尤甚”。可惜这两国离汉朝最近，遭到了武帝的报复，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以700骑兵就逮捕了楼兰国王，姑师也被迫投降。两盘小菜下了肚，汉武帝认为大宛应该害怕了，趁热打铁，令人用黄金铸造了一座金马。这匹金马可能出自上林苑皇家工匠之手，制形精美，体现了中原精湛的工艺。汉武帝也许想以此表达泱泱大国的诚意，打动大宛人。
　　值得玩味的是，武帝特意选派了一位名叫车令的壮士担任特使。

　　万里去求人家的马，首先讲的是和气与诚意，就算人家不乐意，也应该好言相劝、以诚动人。可是，此番偏偏派了喜欢意气用事、重义轻死的壮士出马，看来用意已非同寻常。或许在武帝看来，金马即便买不来大宛的天马，但买一个出师的由头却足够了。

战争前奏------汉朝的希腊化敌人大宛

　　大宛，距长安一万二千五百汉里之遥。

　　对于大宛的过去，国外一直语焉不详，记载模糊不清，正如美国著名中亚史专家麦高文所说:“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如果不是一位叫张骞的中国人从亚洲的另一端找到这里，今天的世界甚至不知道这个古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与游牧民族不同，大宛具有成熟的城市文明，是张骞出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文明世界。大宛“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颇与中国同业”，令张骞倍感亲切。不算大的盆地中，密布着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生活着30万以上的居民，并保持着一支6万士兵的军队。这在国小民稀的西域世界，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人口的数量和稠密度，就是西汉国内许多大的郡国也比不上的。想必武帝远征前的大宛人口数量还会更多。

　　有趣的是，斯塔里夫斯在《全球通史》中就曾说过，大宛是一个希腊化国家，这一点，在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中得到了证实，即当时的大宛，确实被大夏的希腊人统治着。这不禁让人回忆起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情景，以及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里边，大宛的士兵们都是一副希腊或罗马士兵的装束。于是更加引起连翩浮想，这个大宛是否真的是希腊文明留在东方的乐园呢？

　　据民国学者吕思勉的说法，学术界很早就认为“古时希腊之民，移殖里海之北者，彼国称为耶而宛，lonian，即Yavanas 之转音。即中国所谓大宛。葡萄、苜蓿，亦希腊语之译音云。”今天仍有学者认为，大宛名称上的“宛”可能是从巴利语的“耶婆那”（Yavana）转译而来。“耶婆那”是当时中亚居民对希腊人的泛称，从爱奥尼亚人（Ionians）转译而来，故此，“大宛”在字义上很可能是“大伊奥尼亚”。这个说法，个人持保留意见。西域还有个小宛国，如果大宛就是大伊奥尼亚，难道小宛就是指“小伊奥尼亚”？再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小宛有什么希腊背景。

　　吕思勉又根据大宛“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的特点，认为这是大宛人乃欧洲人种的证明。尤其是他们“善市贾，争分铢之利。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特点，让吕先生深信不疑，认定“可以知其种族矣”。

　　然而，恰是大宛人“贵女子”这一点却与古希腊的文明特征对不上号。古希腊社会尽管崇尚真理与自由，但妇女的地位还不如汉代女性，连个门也不能随便出的，家庭地位近似于丈夫的财产。以开明著称的伯里克利也认为，希腊女人“不出现在公共场所，永远不为男人所讨论，这就是女人最大的美德”。即使在妇女权益提高的希腊化时代，她们的地位也无法望大宛女人之项背。

　　不仅如此，《史记》里的大宛人竟然不会打井、不会制作铁器、不会铸币。而拿古希腊一比较，铁器在希腊本土是广泛使用的，而且货币经济非常发达，涌现出成熟的金融业与一批著名的银行家。如果《史记》记载属实，那么大宛就不可能与古希腊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宛又确曾被希腊人征服过。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军队像旋风一样从爱琴海席卷亚洲大陆，一直打到了大宛家门口不远的锡尔河流域。亚历山大跑到亚洲可不是来打酱油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永久性的马其顿---亚洲帝国，而亚历山大的另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毫不逊色于东方帝王的统治术。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他征服亚洲的怀柔工具。应该说，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亚历山大的企图部份的实现了,大宛成为亚洲众多的希腊文化殖民地之一。

　　使希腊文明在亚洲得以生根的，是希腊人的移民潮。随着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落幕，本土经济日趋萧条，希腊各阶层无不渴望着去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寻找新的生活。因此，汹涌壮观的移民潮跟随在亚历山大东征军的背后，带着形形色色的梦想涌入了亚洲，其中以商人、学者、手艺人和农民最多，进而蔓延到整个中亚。希腊人在陌生的亚洲土地上到处建立起希腊式的城市，推广希腊城邦式的生活方式。设立公民大会、陪审团、法庭、议事会。建起了体育馆、艺术学校、神殿、剧院等希腊文明所独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了加速文明的征服速度，他们还广泛开办语言学校，大量招收东方学生，并与当地上层联姻、学习东方礼仪，实行一系列融合政策。

　　这种罕见的文化东扩运动，使得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的印度、中亚一系列塞种人地区，到处留下了希腊人的移民城市、文化中心和商业市镇。不管安息、各塞种人王国的主体是哪个民族、统治者是谁，无不深深被希腊文明所折服，上流社会陶醉于希腊文学艺术，以说希腊语为时尚，就连从祁连山跑过去的大月氏人后来都被希腊化了。因此从西亚到中亚，“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以希腊文化占主体的亚欧混种文化。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留在中亚、南亚的希腊人先后脱离了马其顿体系，建立起许多君主制王国或自治的城邦，这些可爱的独立王国又是传播希腊文化的岛屿，像璀灿的明珍珠星星点点的散布在广袤的亚细亚腹地。

　　其中又以建都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最为强大和繁荣，这里“地肥饶”，物产丰富，故而希腊移民众多,号称“千城之国”。汉朝远征大宛前的一个多世纪，是大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向南用兵一度占领了几乎半个印度，还创造出充满魅力的希、印文明混种的犍陀罗佛教文化。连孔雀帝国的首都华氏城也曾匍匐在大夏军队的脚下。向东则吞并了整个锡尔河流域，大宛就此纳入希腊化的版图。做为古希腊文明在东方的前哨，大夏人坚持不懈的推行西方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城市兴建运动，罗素曾说过“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据考古发现，两个世纪之间希腊人一共在东方兴建了300多座城市。很难相信，司马迁笔下繁荣众多的大宛城市不是这种运动的产物。近来距中国不远的阿富汗北部发掘出一座名叫科姆市的遗址，各种希腊式建筑、场所一应俱全。尤其惊人的，是发掘出的希腊文雕刻的铭文，竟是从四千英里之外的希腊圣地-----德尔斐祭坛上摹刻下来的。处在东亚边缘的城市尚保持着如此强烈的希腊文明的元素，可想而知，大宛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在汉人的史书中，大宛与大夏、安息这些希腊化国家是那么的相像，简直如同孪生一般：

　　“大宛。。。。。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

　　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
　　大夏“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安息“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

　　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
　　大夏则“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
　　大宛西边的安息，也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

　　大宛人口众多，“其众可数十万”，
　　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安息“人民相属甚多”

　　相似的民俗与物产、众多的城市与繁盛的人口、重商的习俗以及对葡萄酒的酷爱。。。。。。无不集中现着鲜明的古希腊文明特征，若说这些都只是巧合的话。那为什么大宛附近的花剌子模因很少被希腊人涉足，就完全是一幅另类的样子呢？从史书上看，还能发现即使大夏被月氏人征服后，大宛与大夏之间仍像是被一种特殊的感情纽带在联结着。不然，汉武帝何以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宛下属的城市享有类于希腊、罗马那样的城市自治权。像东边的郁成，从它与汉朝的一系列交恶来看，它虽听命于大宛中央政府，但拥有自己独立的领土与军队。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特点颇为类似。而且大宛的政治结构与汉不同，他们搞的是虚君制。这与西方颇为相像，贵族们拥有比国王更大的发言权。此次汉宛战争是如此，重大决策、战争、谈判、甚至国王废立都由贵人们主谋，只有希腊城邦的元老院才有这样的左右力。难怪有学者提出，连大宛国王“毋寡”之名，都是源自于希腊钱币铭文中对国王的赞词“МЕГАΣ”(Megas，伟大的)的音译。这也符合亚洲希腊化国家的特征，在国中，希腊人凌驾于一切本地人民之上。他们做为国家的支柱，享有最优良的土地和资源，垄断着上层权力，就连普通的希腊平民也享有各种特权。而东方上层虽拥有全权公民的待遇，但只能担任中下级官吏。大宛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国家结构。

　　经过这些比较之后，再回到大宛不会铸币、制作铁器、打井的疑问原点，似乎就值得重新审视了。《史记》原文是：“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

　　首先，大宛不可能不知道铸钱，《史记》曾说周边的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这是典型的希腊式货币。而大夏更拥有规模庞大的造币厂，后来考古发掘出的大夏造希腊钱币竟超过其他存世的古希腊钱币的总和。而大宛深受大夏统治和同化，岂会不知铸币？

　　而所谓“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不足为证。当时汉朝国内大量流通黄金白金，因流量过剩，白金甚至失去使用价值，成了废币。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市场上，汉地的黄、白金的币面价值肯定低于其币材价值，因此销融后加工成金器银器，利润将翻数倍。中国唐宋时期民间就普遍这么干过，头脑精明的大宛人又岂会想不到这一点？

　　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对《史记》做了修正，将“不知铸钱器”的“钱”字换成了“铁”字。而大宛也不可能“不知铸铁器”，毕竟铁制的兵器与农具早在很久前就在波斯等附近地区使用。这里的“铁”，应该指的是钢。炼钢术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罗马的博学家们对中国的钢制品赞叹不已。至于大宛不会打井，则可能和中、西亚发达的灌溉农业传统有关，对水井依赖度较小。大宛城外河流纵横，水直接引入城里，取用方便，也就不怎么费那个力气去打井了。后来李广利围大宛四十余天，也没见大宛人被渴死，这说明大宛人自有他们的解决办法。因此，大宛至少是是一个以当地的塞种人为居民主体，以希腊贵族与移民为社会上层的希腊化国家。

　　这是个很让人产生兴趣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的老祖宗，原来早在两千年前就与西方文明有了直接交道，并且在政治、经济到军事的各层面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