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南亚：离上帝太远，离中国又太近

纽约时报

　　2011年岘港，美国-越南联合军演中一艘美国战舰，反映了南中国海日益紧张的局势。

　　《亚洲大熔炉》(Asia's Cauldron)是全球智库斯特拉特弗(Stratfor)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所著的一系列充满洞察力图书的最新一本，它和两本前作《地理的报复》(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与《无政府状态的到来》(The Coming Anarchy)同样深刻，试图解析地理因素如何决定命运，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亚洲大熔炉》虽然篇幅不长，但有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关于中国政治家所谓的“和平发展”，西方学者写了大量著作，卡普兰的这本书以其清晰明确和良好的判断力在这些著作中脱颖而出。如果你在和中国做生意、在东南亚旅行，或者只是对地缘政治着迷，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卡普兰先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情况谈起。这个世界每年一半多的商业舰队运输吨位（包括中国所燃烧原油的4/5）都要经过南中国海。卡普兰说，这样的商业活动令这条水路变成“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一大团结缔组织，全球的海路都汇聚于此，”因此这里的海峡、浅滩和岛屿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卡普兰的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这样一个惊人的类比，用来解释南中国海对于21世纪的意义：“南海对于中国，就是加勒比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于美国的意义。”

　　卡普兰用直截了当、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这个对比。1898年到1914年间，美国战胜西班牙，挖掘了巴拿马运河，通过改变地理内涵，得以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连接起来，并主宰了这一贸易。“它属于大加勒比海盆地，”卡普兰总结，“这令美国实质上控制了西半球，并于其后影响了东半球的力量对比。”他认为，与此相似，如今的南海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贸易； “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的统治力量——甚至与美国势均力敌——便会在地缘政治方面为中国增加机会，类似美国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地位。”因此，南中国海“即将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水域”。

　　在这本书中，卡普兰在严格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掺入了精彩的历史与游记内容（他在对照河内与西贡时栩栩如生的描写，以及对婆罗洲水乡的描述都令人难以忘怀），此外，也指出了二者除相似之处外，还有种种不同。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或许是，19世纪90年代，作为加勒比海的新势力，美国的军事实力强于旧势力西班牙；而在21世纪的10年代，新势力中国的军事实力弱于旧势力美国。

　　卡普兰认为，北京不可能冒险在近期内对华盛顿武力摊牌，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他告诉我们（其中融合了一些历史对比），中国将把东南亚“芬兰化”。东南亚各国政府面对的压力类似于沙皇俄国向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施加的压力，它们将“维持名义上的独立，但最终还要遵守由北京制定的对外政策”。因为芬兰化和美国1898年将西班牙逐出加勒比海的情况截然不同，结果也会非常不同。“但是，”卡普兰总结道，“冷战期间乃至其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可能不得不成为过去。一个更令人焦虑、更复杂的世界在等待我们。”

　　这些话可能会令读者们把卡普兰打入“衰落主义者”的行列——也就是那些乐于宣告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迫在眉睫的作者们——但是这个结论未免太过轻率。事实上，卡普兰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一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修昔德底斯(Thucydides)。卡普兰立场鲜明地声称自己的学术从这位讲求实际的古希腊学者身上获益良多；和修昔德底斯一样，卡普兰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能够拨开种种天真的幻相，揭露出各国政府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毫不考虑价值观、信仰与意识形态的本质。

　　正是现实主义令卡普兰的书令人耳目一新，完全没有那种充斥在西方作者描写中国崛起时那种让人觉得窒息，觉得“天哪，事情严重到超出预期”的散文风格。然而，在他的书中，现实主义也导致一种修昔德底斯式的冷静客观，可能会令有些读者感觉更为担忧。但卡普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南中国海的斗争肯定会变得超然而不诉诸感情。美国与苏联的斗争造成了大量的道德议题，引发所有相关方的激情情绪；但在研究南中国海的问题时，很难为它赋予和柏林墙类似的哲学分量，尽管有些人在为之竭尽全力（几个月前，在为另一份报纸撰写专栏时，编辑明确告诉我，他希望“少写点历史，多写点关于中国的可怕之处”）。“事实就是，”卡普兰指出，“东亚问题完全就是关于贸易与生意。”

　　卡普兰故事中的英雄都是强硬而实际的人，他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远远胜过20世纪的绝大多数各国领袖”），还有中国的邓小平（“20世纪的伟人之一”）。他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经常会彻底改变方向，抛开过去被确信不疑的教条。两人都对民主没什么耐心；卡普兰似乎也是如此。他承认自己的这些想法“对有知识的西方人来说堪称异端”，他写道，“让该地区的专家和精英去处理南海问题才更有可能解决各方争端，比让一大群人依照民主程序去感情用事强。”

　　然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许并不是环绕南海的大多数人所乐见的。在旅行中，卡普兰发现了李光耀和邓小平的精神实质。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者告诉他，他们不希望被芬兰化，也不希望脱离美国，投向中国的怀抱；但现实主义教会我们，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必然性，而不是人们的愿望。“到最后，”一个新加坡人说，“一切都取决于军事和海军力量——热情善意的对话没有任何用处。”从2011年，美国开始热情地讨论把外交重心移向亚洲；但越南官员们——他们毫无例外，全是现实主义者——以一句谚语作答：“远水救不了近火。”

　　可怜的东南亚，他们离上帝太远，离中国又太近了。

　　本文作者Ian Morris的新书是《战争！它有什么用处？从灵长动物到机器人的争端与文明进程》(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