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经济改革成败在于农村

《纽约时报》11月16日刊文称，中共领导人推行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主要取决于中国农村和小镇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土地、资金和畸形的财政体系上，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也为金融发展埋下隐患。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先后公布了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者详细罗列了改革具体事宜。对于决定内所述内容，美媒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的成败将主要取决于改革在农村的成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包括了多项目标，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普拉萨德（Eswar S. Prasad）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决定中所列目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为实现那些目标制定的时间表更体现出领导人的雄心壮志。

更重要的是，决定中包括农民对承包地抵押转让使用收益权、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等内容。习近平政治生涯中一半时间都是担任地方官员，熟悉农村状况。他曾表示，农村发展的障碍是中国最大的担忧。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称，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

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土地和税收。地方政府以低价收走农民的土地转卖给开发商，以谋取经济利益。中央政府要求地方缴税，又要地方政府执行一些必要措施，就自然增加了开支，促使地方政府就通过转卖土地获利。

中国问题研究人员说，虽然中央政府也向地方拨款，但这些钱对于满足中央的要求，实现一些特定目标远远不够。因此，地方政府才不得已利用土地吸引投资获利。而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保证农民生活不至于太过窘迫。

有学者甚至认为，不解决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和政府财政问题，中国就很难实现城市化。而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解决这些草根问题。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表明中共政府正探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经济上支持地方政府，帮助地方政府清除危险债务，给予农民更多合法权利，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

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说，中国政府想要缓和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改革的抵触情绪，改变税收和支出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补偿地方政府由土地改革带来的收益损失。

不过，北京人民大学中国公共经济学和管理中主任陶然教授认为，即便这样，地方政府还是会强烈抗拒农村土地改革，想方设法规避新政策。地方官员不相信中央政府的补贴足够弥补他们因改革带来的损失。地方政府也绝对不想放弃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控制，他们还有好多贷款都是拿土地作为抵押的。

龙州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经济研究公司总经理克洛伯（Arthur R. Kroeber）认为，中国政府需得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制定自己的开支和税收政策，以缓解财政失衡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不愿意给地方政府太多的空间和余地。如果地方政府权利过大，就会变得不够可靠，不利于中央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