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超越叶剑英华国锋，上台执政？

作者：润涛阎

文革之后，华国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华国锋被迫辞职，从此在政治舞台消失。独立学者润涛阎在《历史本来就这么好看》中对文革之后中共政权变化有详细记述，并指出华国锋的下台与中共元老邓小平、叶剑英有莫大关系。除此之外，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也有一番较量。

华国锋是怎么上叶剑英的当的？

这个问题必须搞明白，因为逮捕四人帮是历史大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也对后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各路豪杰们暴露自己的人品提供了历史机遇。按照政治常识论说，华国锋虽然在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革命，算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到了县委领导到地委领导再到省委领导，但从省委（部长）级到副总理、代总理、第一副主席还是在毛泽东临死之前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这最后一步是属于“坐飞机”上去的。

华国锋最大的特点是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他基本上没受到过冲击。文革后期，党中央由两拨人马构成：文革得势派和被毛泽东整肃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华主席在文革中没有遭受冲击，但他也不是张春桥、江青等极左势力的一员，凭借忠厚老实，文革中并不积极整人的他却能扶摇直上，当上了毛主席临死前的第一副主席，法理上的接班人。所以，他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并没有冤；他跟文革得势的四人帮也没有仇。非但如此，毛泽东死前还给他临终嘱托：“有问题，找江青。”因为毛泽东知道华国锋跟江青没有仇恨，否则他说不出这样的嘱托的。

所以，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华国锋属于中间派。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华国锋会被左右两派拉拢，稳稳当当执掌江山。左派硬过头了，就支持一下右派；右派硬过头了，就让左派压一压右派。只要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垮台，华国锋都会被另一派取而代之。这个道理太简单，童嫂皆知，何况经历过一辈子政治运动的华国锋；这个道理太浅显，以至于浅显到了毛泽东觉得没必要指点华国锋。当时我便跟室友说，邓小平将来必然干掉华国锋。只是室友骂我信口开河。两年后的1979年，我的推测应验了。

那么，华国锋为何要逮捕四人帮？其实，有三大因素导致华国锋下决心干掉四人帮：

1. 华国锋上了叶剑英的当；2. 江青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买华国锋的帐；3. 汪东兴的恐惧。

先说第一条：华国锋上了叶剑英的当

叶剑英在毛泽东死前被剥夺了军权，公开下达了中央文件让他在家“养病”而由陈锡联行驶军委日常工作的职权。毛泽东死后，叶剑英立刻感觉到了恐惧。他知道，如果华国锋跟四人帮联手，他和那些靠边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下场能够体面的在家养老送终就算是好的了。虽然叶剑英是元帅，可四个野战军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因为他只是在后方当参谋未在战争中带兵打仗，他从未有过自己的嫡系，这也是毛泽东把老将们干掉后让他执掌军委日常工作的原因。毛泽东放心他这个军中的光杆司令。

叶剑英熟读兵书，当过黄埔军校教官，算是比较奸诈之人。毛泽东死前他想到过离开北京避难，但他没走，因为各大军区都不是他的嫡系。从另一方面想，两军相交勇者胜，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怎能离开北京？因为他知道华国锋属于中间人物，未必100%投靠四人帮。左思右想，想出了“离间计”便透过李先念等人给华国锋吹风，说四人帮要“篡党夺权”以增加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心理恐惧感。

华国锋虽然忠厚老实，但他不傻。他自然知道什么叫挑拨离间。然而，说到这里必须谈上述第二条：江青对政治一窍不通。非但如此，她还专横跋扈。有了毛泽东临终给华国锋“有问题找江青”的嘱托（此嘱托是公审四人帮时江青讲出来的，那个时刻估计她造谣的可能性不大。此事也没有人出来反驳江青的说法），她就以“老娘”的口气跟华国锋说话，把华国锋当成儿皇帝看待，而且当面羞辱。

想到江青的言行，加上蠢货王洪文给上海民兵发子弹的荒唐举动，使得华国锋对四人帮搞政变的谣言信以为真。但他知道，四人帮在上海闹事是没意义的，只要他不去上海，就不会发生类似张学良在西安逮捕蒋介石的事变。蒋介石不去西安，张学良不可能去南京搞政变。所以，华国锋不害怕四人帮在上海闹事，他最害怕的是汪东兴与四人帮串通一气。华国锋立刻找到汪东兴，问及四人帮政变的谣言是否属实。汪东兴立刻发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便提出甭管四人帮政变不政变，咱们先下手为强，你只要下令，逮捕四人帮的事我一人搞定。

那么，汪东兴为何要逮捕他的主子毛泽东的遗孀？这就必然要交待第三条：汪东兴的恐惧。

毛泽东从没停止过整人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杀人无数，因为他不担心自己被杀，根本原因是他有个看家狗汪东兴。毛泽东胆敢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有汪东兴这个看家狗。只要在中南海，即使他躺在床上双目失明，他照样可以想整谁就整谁，包括身体健康、党政军大权在握的邓小平。究其原因，就因为邓小平只要在中南海，他敢反毛泽东就时刻有被汪东兴逮捕的恐惧。所以，毛泽东一死，汪东兴立刻想到“党心军心民心都不在我们一边。”这是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亲自告诉他的话语。

惹不起主人的时候，看家狗就成了替罪羊。

汪东兴知道，只要把毛泽东的老婆孩子干掉，他的罪恶就变成了功劳。功劳不功劳先放一边，跟着毛泽东整了那么多人，毛泽东死后他只要能活命就该谢天谢地了。毛泽东儿子是个傻子，但他有个不傻但没心计而且给张志新割喉咙的侄子。汪东兴为了自己的一条给毛泽东当过看家狗的命能在毛泽东死后保全下来，他主动担当了干掉毛泽东老婆孩子的宫廷政变角色。这就是为何后来邓小平让他交权，但答应给他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时，他不仅不反抗，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因为这样的结局远远超过了他当初在毛泽东死时的想象。毛泽东死后他不被杀头当替罪羊就不错了。历史的诡异在于，不是看家狗汪东兴而是傻狗江青却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就这样，华国锋上了老江湖叶剑英的当、赶上了毛夫人江青对政治一窍不通、巧遇汪东兴看家狗为主人当替罪羊的恐惧，便“一举粉碎四人帮”成了临时的“英明领袖”。然而，事后华国锋对汪东兴说：“四人帮并没有像叶剑英说的搞阴谋诡计，要是搞，咱也搞不过人家呀。”他说的倒是实话，公审四人帮时也没有找到任何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证据，哪怕是蛛丝马迹。此时，华国锋说出此番话表明他知道当初是上了叶剑英的当了。

上当，这很正常。没有当，哪里还有政治？没有当，哪里还有军事？华国锋让四人帮去参加会议，然后把人家逮捕，那不也是“当”吗？四人帮上了华国锋的当，华国锋上了叶剑英的当，那么，叶剑英要上谁的当呢？

邓小平是怎么玩叶剑英的？

林彪死后，叶剑英代替了林彪在军队中的地位。毛泽东喜欢叶剑英的根本原因上面已经提到，就是叶剑英在军队中没有自己的嫡系。有嫡系的彭德怀，让毛泽东放心不下。他总认为长征的时候让他把指挥权交出来的主意是彭德怀出的，是彭德怀让林彪讲出来的。林彪有嫡系，毛泽东对他十分恐惧。只有叶剑英当军权，毛泽东才放心了下来。

叶剑英当权后，立刻建议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叶剑英是第一个敢在毛泽东面前做这个建议的。毛泽东为文革花了那么多心血，打倒的第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第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即使毛泽东想用邓小平，如果没有元帅级别的人给这个台阶，毛泽东也没脸面提拔邓小平，这等于宣布自己文革搞错了。要知道，在那个“站队”、“划清界限”的年代，敢跟毛泽东提启用被打倒批臭的邓小平，这个胆量不是很多人具备的。叶剑英是有胆有识之士，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就带头大闹怀仁堂，被毛泽东称为“二月逆流”。

邓小平出来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对政治局委员们讲，听你（指着叶剑英说话）的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了。毛泽东这么做明显地是表明他有了启用邓小平的台阶，这也算给叶剑英一个面子，更主要的是给自己启用打倒了的人一个说法。毛泽东说这话时邓小平本人也在场。

周恩来逝世，叶剑英建议毛泽东让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后来勉强同意了，其实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搞翻案很反感了。主要是看在叶剑英的面子上。他还以为叶剑英会说服邓小平，以后不再搞翻案活动了。可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四五事件。四五事件后，毛泽东决定跟邓小平分道扬镳，便把对邓小平的怨恨也撒在了叶剑英的身上，叶剑英提出养病，毛泽东趁机让他“养病”把军权收了回来。

叶剑英对邓小平是有恩的，为了邓小平他自己失势竟然毫不在乎。要知道，在毛泽东弥留之际的失势，极有可能导致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如果华国锋跟四人帮合谋，而不是跟叶剑英合谋，文的有四人帮，武的中南海有汪东兴，北京有紧跟华主席的吴德，再把一直不得势的三野粟裕拉出来执掌军权，华国锋的天下便稳稳当当了。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按退休待遇就完了，咸鱼翻身非常困难。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假设都是多余的废话。可是，写文章不能一句废话都没有，润涛阎又不是左丘明。

由于叶剑英对邓小平有恩，邓小平便利用一切机会跟叶剑英套近乎。这主要是当叶剑英把华国锋派李先念找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便动手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后，邓小平判断出华国锋想得到叶剑英的辅佐，邓小平才借机讨好叶剑英。应当指出：华国锋多此一举，这一手便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看出他没有当主席的自信了。通过叶剑英等人的说情，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两封信，表明自己一定不遗余力地辅佐华主席。

本来华国锋对邓小平是有戒心的，但华国锋佩服毛泽东到了神的地步了，而毛泽东说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便在华国锋的脑子里理所当然地认为叶剑英是老谋深算了，加上叶剑英有恩于邓小平，邓小平骗华国锋可以，但他不能骗恩人叶剑英吧。叶剑英辅佐华国锋，邓小平要想干掉华国锋，必然要首先干掉叶剑英。所以，华国锋认为叶剑英辅佐自己是真心的，那么，即使邓小平想翻天，也无法迈过叶剑英这一关。这样，华国锋就不顾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的奉劝而让邓小平再次出山了。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发现，要想当太上皇不把叶剑英的军权夺过来是不可能的。当时华国锋是军委主席，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名列叶剑英之后。叶剑英年龄又比邓小平大一岁，属于大哥加恩人性质。叶剑英以为，自己没有政府工作的经历，有自己和邓小平二人辅佐，华国锋当傀儡，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

然而，邓小平不是那么想的。他认为二人辅佐一人是不可能的，迟早要跟叶剑英摊牌。时间越晚，华（国锋）叶（剑英）的联盟越巩固。自己只能当老三了。第三者插足的名声不是太好。晚摊牌不如早摊牌。此时的邓小平便开始了夺叶剑英军权的筹划了。当叶剑英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欢喜之中做八十大寿，邓小平已经设好了干掉叶剑英的一个个圈套了。

邓小平知道，要想干掉叶剑英，只能从军权着手。他还清楚，要是在战争年代，没有嫡系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叶剑英只好乖乖地把军权交出来。所以，最佳途径就是打仗。跟谁打？当然一举解放台湾最好，只是海军不行，而且还要跟美国对决。北面的老大哥是动不得的，那就只有南边的越南了。打从美国从越南败退，越南就不怎么看得起中国，有点不尊重中国老二哥。但打越南毕竟是对外用兵，国际社会的反应是重中之重。邓小平立刻到美国访问，见到卡特总统后便告诉卡特，中国要教训一下越南，这个小国太猖狂了。当然邓小平认为打越南也是帮美国出出气，算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礼物。

卡特听后吃惊不已，但考虑到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互相打起来，如同狗咬狗。美国当然不会干涉。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穷的老农民连棉裤都穿不上，离争霸世界还远着呢。

邓小平回国后立刻做越南在边境挑衅的舆论宣传工作。对越用兵就成了“自卫反击”之战了。有了这个战争性质，华国锋叶剑英即使想到了邓小平要夺军权，也没有办法了。国际上，美国不会出兵干涉，这一点，邓小平跟卡特当面谈好了。国内，老百姓都被忽悠过了，如果有谁阻止“自卫反击”那就是汉奸行为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由于军委主席华国锋没有指挥的可能，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叶剑英也只好让位给邓小平了。此时，一野的彭德怀四野的林彪罗荣桓早死了，只剩下二野的邓小平和三野的粟裕了。邓小平不让粟裕参加任何军事指挥，把他凉在一边。等到邓小平在战争中夺取了实际军权后，再逼迫叶剑英交出军权，叶剑英只有点头的份了。到此时，叶剑英才知道邓小平是如此阴狠如此毒辣如此无情。

那么，有不少历史学家说叶剑英玩政治不是邓小平的对手，所以败给了邓小平。润涛阎对此结论不以为然。要讲清楚这个道理，有必要讲一个几年前美国发生的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长得比较好看，为了防备万一，她出门总是把手枪带上。一次，碰上了一位五大憨粗的流氓。那流氓以为自己的胳膊比她的大腿都粗，她只好乖乖地就范。然而，他错了。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掏出手枪，直指他的脑门。流氓只有哀求的份了。但她不久就被她弟弟给强奸了。原因很简单：她不认为她弟弟如此肮脏龌龊，如此丧尽天良。她没有防备呵护他、把他带大的弟弟。

同理，叶剑英知道邓小平会翻案，但华国锋并非左派分子，华国锋是处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公安部长，但他仍然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其实，引进外资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从华国锋开始的。后来批判华国锋引进外资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是搞“洋跃进”而且华国锋当政后立刻到西方和日本访问，迅速打开国际大门。后来对华国锋的批判，统统都是栽赃陷害。历史终将有一天会还其本来面目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叶剑英认为既然邓小平要当太上皇，总要有人当傀儡，那何必换掉华国锋呢？

叶剑英更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夺他的军权，典型的恩将仇报。尽管叶剑英明白如果邓小平不干掉自己，邓小平的名分只好在自己之后。老邓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恩人叶剑英，是出乎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意料的。叶剑英玩政治玩得过玩不过邓小平很难有定论，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跟邓小平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小平比叶剑英对朋友阴狠得多。叶剑英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邓小平可以往朋友两肋上插刀。从“厚黑学”角度看，叶剑英比邓小平“厚”表现在毛泽东死前叶剑英也能化险为夷，而邓小平命悬一线。叶剑英摸爬滚打一生，朋友不少，敌人不多。而邓小平到了晚年，基本上成了孤家寡人。连徐向前聂荣臻都看透了他的人品。从“黑”的角度讲，邓小平超过叶剑英十倍。

邓小平如何成第二代领导核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排名第三的邓小平一跃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中央委员陈云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2013年第29期特稿《改革路上的三中全会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揭秘邓小平、陈云这对搭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强势崛起的经过。

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陈云的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华国锋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华国锋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错误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邓小平罕见地动笔写提纲

此时，会议上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刚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他没有赶上会议开幕，原本准备在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没想到，回国后短短几天，会议形势大变，他找来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

12月2日，胡耀邦和于光远一起到了邓小平家里，邓小平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一向很少写提纲的邓小平拿出一沓16开的纸，用铅笔写了一份提纲，8条要点，1600字，写了3页，交给于光远。

提纲中的第一条是对会议的评价。邓小平的意思是：“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条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据于光远生前回忆，“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第三条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

第四条是向前看。“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了）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

第五条是克服官僚主义。“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条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的人先富起来），到10%，再到20%，城市20%。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条是加强责任制。“（要）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条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从邓小平家里回来，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两三天就写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重申稿子不能长篇大论，语言要少些，干净一些反倒明确。最终，8条改为4条，全文不到8000字，邓小平自己想好了标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读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邓小平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这也许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于光远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

陈云推动邓小平复出

闭幕式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才结束。这天是星期五，很多代表留在京西宾馆，没有马上回去。经过36天的讨论，大家已有共识：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必须进行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这就得召开全会才能完成必需的程序。中央考虑，三中全会本来也要开了，趁主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一气呵成，下周一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提出3项任务：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产生新的中纪委。代表们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时间分组讨论。此时，虽然全会仍由华国锋主持，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两个相邻而坐的人身上：邓小平和陈云。实际上，邓小平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复出主持工作，陈云功不可没。

1976年清明节，北京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指示下，工作人员找到陈云，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简报。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最终，会议简报没有刊发陈云的发言稿，但他的讲话早已流传开，得到广泛赞同。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陈云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就在全会召开前不久，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陈云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但在务虚会上，“洋跃进”成了流行的观点。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陈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但他的反对意见也难以被接受。

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领导干部还沉浸在“洋跃进”的热潮中。陈云坚决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既积极又稳妥”，“今后三五年内，每年应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不能同韩国、台湾比，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他们主要是搞加工工业，而且有美国扶植，因此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

陈云的经济观念和基本思想最终被中央工作会议所接受。会上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在对外贸易、经济体制改革、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等方面，都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主席台上，邓小平和陈云并肩而坐。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邓小平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从此，几十年来思想上、经济上“左”的错误得以纠正，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