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邓小平为什么说“主要是防左”？

作者：周为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

编者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公众对改革抱以期许，这其中学术界对于中国左右路线的纷争自然是颇受关注的热点。10月19日下午，萧冬连、周为民、吴稼祥、洪向华，齐聚学问沙龙，重温邓小平改革智慧，思考今日中国改革方向。其中，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在演讲中阐述了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与改革方法。他认为，讲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好的东西，邓小平强调中国主要“防左”是针对长远。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我首先想强调一点：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抉择。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包括对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经验的总结，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由此导致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局上旗帜鲜明地做出了否定。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是对改革开放前最重要历史经验的汲取，是对全党、全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所换来的经验的一种认真汲取。

正确制定目标要考虑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我认为这一点，在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当中是作为前提的，非常重要。

第二点，他正确地制定了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制定了中国发展的路线。这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他正确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目标是决定全局的，要真正能够统领全局、推动全局，重要的是正确制定一个目标，目标包含我们的愿望，但不等同于愿望。它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愿望最大化的一个选择。所以，研究正确制定目标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研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这样的问题。

邓小平制定中国现代化目标，他提出三步走，第一步，到二十世纪末达到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这样的目标。这就是在制定关于全局目标问题上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样的目标制定，完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分析我们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约束条件，并有了透彻的把握以后制定出来的。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当年大跃进的目标。

在制定战略目标问题上，一个大跃进，这是失败的例子；一个提出小康社会，这是成功的例子。为什么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原因就是有没有对要达到的愿望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准确的分析和把握。邓小平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恰恰在于他对约束条件的了解把握非常到位。因此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大理论，这个理论解决了我们的基本依据--中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时，对国际大局、时代主题要有准确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在统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上，充分把握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为正确制定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可靠依据。

中国特色不是排斥外来优秀文化的理由

第三点，他始终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从改革开放初期他就特别强调要认真去了解世界、去学习世界上一切对我们实现现代化有帮助的好东西。

所以我经常讲，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当然，从一般道理来说，中国特色指的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实事求是等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来以后，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意义在哪里？在于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不要逐渐把它革命性的进步意义忘掉了，以为它成了一个保守的、消极的命题，甚至中国特色成为一个被人任意嘲讽的对象，那是不对的。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固然是从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自身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出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哪里？就是对外来文化具有足够的包容、吸纳、融合能力，这是中国文化非常显著的特色，因此我们才有雄汉、盛唐这样的辉煌。

在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中华民族有一颗开放的心灵。因此，我们讲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这是排斥外来好的东西、特别是体现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一个理由。具有开放的胸襟，这是邓小平战略思维当中第三个重要表现。

面对干扰和阻力，一定要明确主要危险在哪里

第四个重要表现是，正确的大战略制定以后，一定不能轻易改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要以极大的定力去坚持正确的战略。

我经常说邓小平既是大战略家，又是大战略家。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大战略家是说他是伟大的战略家；第二个大战略家是指他是思考制定大战略的家。作为这样一位大的战略家和大战略的家，他的战略思维不仅表现在能够正确制定战略，同样表现在正确战略制定以后，他以非凡的定见和定力，一以贯之地坚持，从不动摇，这是真正大战略家的特点。

现实当中，每当有一点风吹草动，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都会出现，各种观点、主张、思潮不断出现，其中很多就包含着提出要变的主张，有了一点什么情况，这个要变，那个要变。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合适了，要变；因为我们周边环境出现了一些情况，面临一些冲突、矛盾，就怀疑我们是不是还处在战略机遇期……从具体的、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得出一个一般性的关于全球关于战略的结论，这样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在这点上我们尤其要像邓小平学习。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个时候说要变，理由是不是很强大？是不是很充分？还不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不准备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是怎么回答的？他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定见和定力？正因为有这样的战略思维，所以才在复杂的局面之下稳住了全党阵脚，没有乱了方寸，从而维护了中国的发展路线。

想一想，如果当时方寸乱了、变了，还有后来这几十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吗？更具体的，例如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同样是一种着眼于全局战略、而对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办法。傻子瓜子为什么不能动？不是说这里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动了，就像邓小平说的，人家就会说我们政策变了。所以正确的大战略制定以后，一定要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这才是大战略，这才是智慧。

正确的大战略制定以后，往往容易贯彻不到底，容易变。什么情况下容易变？一种情况，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挫折的时候，容易怀疑、动摇、东倒西歪，要变这个变那个。另一种情况，当我们取得了成功，成就很大的时候，可能犯虚骄的错误，觉得我们有条件变了，老子现在世界第二，有些东西可以改变了。这两种情况下都要特别注意坚持大战略，不能够轻易改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在都有现实意义。

第五点，体现邓小平战略思维的，还在于面对一些干扰和阻力，一定要明确主要的危险在哪里。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左和右的干扰和阻力。当然有左要反左，有右要反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影响最大或者说危险最大的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非常清醒，所以在南方谈话中他提出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20多年前，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和长远前途，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告诫之一。

不要简单把邓小平的这个话理解为只是针对一时的情况，邓小平强调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针对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来的，我们不能够忘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告诫。

邓小平当年的改革方法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我简单从以上几个方面谈一下。下面再简单从方法的角度谈些看法。与战略思维相联系，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一些非常有特点的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等。这里，我想集中谈这么几点。

第一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方法，在若干年当中好像受到一些指责，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还行吗。

这一方法它体现的是什么？是坚持生产力的标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邓小平非常强调这点，改革开放一开始，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富民思想，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标准。也就是说为了这样一些目标：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手段。

这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这样一个方法，我们要正确地去理解它，把握它。

第二点，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这点呢，若干年来也受到一些指责、嘲讽、批评，认为我们现实当中存在收入的差距、财产的差距、贫富悬殊等等，都是邓小平这句话搞出来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开始的，我们要挣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束缚，是要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所导致的普遍贫穷这样一个困境中挣脱出来。一下要挣脱普遍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同步富裕吗？那是不可能的，只能一步一步挣脱出来。

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摆脱普遍贫穷，使广大人民走向温饱，走向小康，走向现代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路径，在当时来说是现实的可行的。我们不能把今天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此。我们要了解历史，要了解中国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生死存亡关头开始的。

第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这也是这些年来饱受诟病的一点。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实质指的是在实践中探索、试错、创新，它是实践第一的方法，是充分发挥实践创新功能、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的一种方法。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基本的方法，因为它是实践的方法，是不会过时的。它是一个比喻，所以不要用什么“我们到了深水区了、摸不到石头了”这样的话来简单否定它。

第四点，不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的确是这样。那么大家理解的不争论，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争论起来耽误时间、引起矛盾、影响工作，这种理解固然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邓小平的不争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脱离如何摆脱贫穷、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心问题，来笼统、抽象地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那是毫无意义的。

就像邓小平说的，还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用这些笼统的、抽象的概念去争论争姓社姓资，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能争出积极的结果吗？不可能。所以不争论指的是不要在笼统抽象的概念上进行争论，而要紧扣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来讨论问题，这样才有意义。

所有这些方法，这些年都受到指责、批评，这些批评和指责，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了解不够，对中国改革的历史了解不够。

渐进改革的实质：先立后破，以新化旧

所有这些方法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改革一个基本的方式和途径--渐进式改革。关于渐进式改革，我最后再说两句，我们通常把渐进改革理解为一切慢慢来，不要太快，或者简单理解为先易后难。对不对呢？也不能说错，包含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面，但是都没有抓住要领。

渐进改革的要领在哪里？我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叫做“先立后破，以新化旧”，这是渐进改革的实质。渐进改革不是先从旧体制的核心部分进行突破，不是那种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式的突破，而是首先在旧体制控制薄弱的地方、笼罩不住的地方、鞭长莫及的地方突破，或者主动放开旧体制控制的一部分地方来发展新体制。

随着新体制因素的生长发育，逐步地改变旧体制的生态环境，到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再对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进行革除。

在这种情况下，对旧体制实质性的改革所带来的一些成本，可以由生长起来的新体制消化吸收。用这样的办法来推进改革，可以把改革的成本风险分散化，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实质。而渐进式改革与上述邓小平的改革方法都是有着内在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