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透露信息：三中全会土地改革最重要

《经济学人》日前刊文指出，在11月份将要举行的三中全会上，中共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中，土地改革是最重要的，没有比土地改革显得更为重要事情了。

在中国抵押农村房屋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广东省古勉村（音译词Gumian）一当地方官员警告那里的农民，如果他们将新借贷方案告诉外国记者，则可能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风险，并且，这名地方官员，对此感到颇为紧张。这项新借贷方案允许当地的农民利用他们的房屋来借款。当地的农民对于正在实施的改革感到兴奋不已。

在中国城市用地所有权是归国家所有。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允许在城市中发展房地产市场，并逐渐繁荣。此后，房地产开发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巨大的引擎。中国的农村土地，虽然已不再像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实施集体耕种，但是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仍旧是集体所有，并且这种集体所有权受到地方党委领导的监管。农民是不允许买卖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房屋，这就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民迁移到城市中的机会。在中国，农民可以迁移到城市中但他们被看作是二等公民生活在城市中。

因此， 诸如在古勉村所实施的改革实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这些实验在中国已经谨慎地进行多年，并且呈零散化分布。有些实验已成熟并扩大范围。如果处理妥当，这些实验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变成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的改革核心。

10月7日，习近平说中国政府正在起草一个“总体规划”，这项规划不仅涉及到更多的领域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习近平的此番言论是为中国共产党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该会议也是习近平执政后第三次大会，前两次会议主要涉及到党政机关的人事任命。

并且，习近平标明这次会议与众不同，特别重要。在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私人交谈中，习近平将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比作是1978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持的这次会议为解散“人民公社”埋下铺垫。

事实上，习近平所讲的“深刻的革命”是对邓小平讲话的深思熟虑的回应。

习近平想要破除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存留的巨大障碍，正如他开展的彻底的反腐败运动。效果如何仍待见证，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农村土地的半瘫痪态市场，将成为习近平优先改革的对象。8月份，中国一官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农村建设用地改革实验。此后，该报道被中共淡化，但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北京《财新》杂志称，这一令人兴奋消息是一信号，暗示着被压抑的（土地改革）力量正等着爆发。

土地改革是否会真正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焦点，还有待讨论，但是官方已经表明，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将会涉及到中国全方位的改革，而不只是某一领域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讨论的细节内容，都不是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关键，真正重要的是要对接下来精心设计编码的会议声明，进行拆分解读。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运动，但是高层领导人对改革的点头认可，使得改革迅速传遍中国。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出台的改革政策反映出中共的信念，即中国需要改变现在的发展方式。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但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回报收益正逐渐减少，因此，中国很大程度上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与扩大消费来取代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分析将会支撑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变化，包括放开利率，以及在经济关键领域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促进创新，同时，也凸显出创造农村房产交易市场的迫切性，这项改革不仅会改变农村生活，也将会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

表面上看，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得很好。去年一月份，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1%（1978年还不足18%），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在统计的城市人口中约有2.7亿人（近占城市人口40%的比例），仅是居住在城市，但是他们的户籍（户口）仍然在农村。这就使很多人被屏蔽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既不能卖掉农村的房产，又在城里买不起房子。这意味着他们享受不到完整的城市户口福利待遇。在北京和一些其他的大城市，许多人是不允许买车和买房的，被称作是限制需求。官方承认，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现在是时候开始实施新型城镇化。

要废除户口限制，应该允许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可进行农村产权交易，以便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寻求到更稳固的立足点。不仅如此，这项改革措施还利于促进消费，因为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要释放这种潜力，农民需要有渠道可以变卖财产。

此前，胡锦涛所实施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名村土地改革铺垫了道路。2008年的三中全会认同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但同时还呼吁逐步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同时，本届会议还宣布个体农户的土地租赁期限，由30年可无限期延长。此后，虽引起立法者的争议，但是首都人士的争议并没有能够阻止地方省的修补政策。

过去的五年已经见证中国农村土地权利改革实验的广泛传播，如古勉村进行的房屋抵押贷款。这些改革都很谨慎，即使是在广东省这样一个自邓小平时期就被用作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区。（自1978年之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成为此地的高级官员。）古勉村所进行的改革仅限于可支付同一村庄的房屋。该计划的监管者刘宏志（音译Liu Hongzhi）引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说“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许多古勉村家庭已经利用贷款建起五、六层的楼房。当地村民者之所以会修建房屋，是由于最近一列动车穿过该村。当地居民将修铁路占用土地给予的补偿以及房屋拆迁补偿费，大部分都用到建设房屋上了，并且希望能从出租房屋中小赚一把。

不仅如此，约有3千万人口的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自2010年在薄熙来任职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改革计划，允许农民抵押房产贷款。此后，贵州，云南也展开了相似的实验。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前重庆市政府顾问崔之元（音译）表示此类抵押贷款规模小，农民也极其谨慎。此外，党内官员还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在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一概念已经被写进这个国家的宪法中，官员也不愿意改变这一规定，其中的一些官员认为这象征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外， 地方政府是抵制任何土地制度改革的，因为原有的土地制度对他们更有利。地方政府担心，明细土地产权后，农民更不愿意将土地用作建设基础设施，工厂以及土地城市住宅。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其进行借贷抵押品。

不过，习近平已经释放信号，要直接解决相关的土地法律问。上任不久，习近平就采取一项重要的措施，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实验。2012年12月，政府采用一项针对农村问题的政策文件，并在一个月之后，将其公布于众，称到2017年底农民将会取得具有明确的土地位置证书，此后，会尽快颁发类似的住宅用地证书。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到诸多争论，还需要借助卫星设备进行土地测量。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秩序井然的土地交易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对于这些改革，古勉村的一些居民表示，比起修建铁路所所带来的金钱收入，他们更需要房屋抵押贷款。

古勉村民的这些愿望，折射出当下中国土地改革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暗示了习近平改革的原因以及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假如农民可以自由的买卖和处置土地房屋，就会弱化中共基层组织对地方人民生活的控制，农民就可以享受到相对的自由。这正如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居民所经历的变革，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的房屋被移交给房屋的居住者。对此，河北省一名农业企业家孙大午表示，只有当农民具有产权之时，才能享受到人权。

当1978年的三中全会还在讨论支持人民公社时，一群贫困的安徽农民已经秘密地决定将村庄集体用地分包到个人耕种。最终，到1981年，中共明确肯定了家庭责任制。当时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在实施家庭责任制。接下来几年，人民公社逐渐被废除。1978年的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同样，对于当下的中国相似的改革可能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