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之争：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作者：岩华，中华研究所主任

著名学者胡适曾经有句名言：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当时，正是左右两派争论中国该实行哪个“主义”的热潮，什么三民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宣扬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胡适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不能以什么虚无缥缈的“主义”来生搬硬套。

但是此后，中国的局势却由各种外来的神圣“主义”主导，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历尽无数战乱和内耗，至今没有哪个“主义或理想”获胜或被验证是正确的，而中国的诸多具体问题却一点也没解决。今日中国，还是面临最初的一大堆问题。

今天，又有人开始高谈阔论什么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这些名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却有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架式。早在1990年代，邓公面对这些姓资姓社的“口舌之争”，就不屑一顾，简捷批示“不搞争论”。不搞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那一套，全力改革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的辉煌成就，向全世界清楚显示“吸收好的，改掉坏的”之中国模式，就是最好的发展道路！从80年代始，中国实行包产到户，鼓励私营企业，引进市场经济，开拓出口市场，废除收容审查，开设网络论政，放宽言论自由等等，面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务实改革――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改和经改。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更急迫的贫富分化，土地改革，教育均衡，防止贪腐，民主法治，城镇化及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问题。中国不可能不顾这些具体问题，而虚耗资源，进行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直面这些问题寻求具体解决之道，改革开放，求真务实，雷厉风行，大胆创新！当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逐一解决之时，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之日！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有不同国情，面临不同的问题，绝不可能用一副药治所有的病，只能个案分析，对症下药。尤其不能把什么“主义、真理”神圣化，教条化。这也正是邓公时代的一句实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后中共关于道路问题的三次争论

蔡霞

2013年3月，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江苏大讲堂”，以《高举旗帜 坚定道路 深化改革》为题发表演讲。

蔡霞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党内关于道路的争论一直未断过。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89到1991年，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也面临着复杂局势。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面临和平演变的威胁，出现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来否定原来的改革开放的情况，致使改革处在停顿、徘徊的状态。这也才有了1991年上半年，邓小平在上海做的内部谈话，指出党要推进改革开放往前走，并针对党内停滞不往前走的思想状况，强调要大胆闯，大胆试，最终带领全党走出徘徊的局面。

第二次争论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北京流传几篇长文，质疑国企改革究竟是在坚持和健全公有制，还是在变相搞私有化，并借此质疑改革开放。蔡霞认为这一次争论背后，实质是邓小平走了，他带领我们开创的这个方向道路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最终，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小平离开以后，中国往哪里去的道路问题。

在两次明确道路之后，十六大、十七大关于道路旗帜问题一直都很鲜明。直到2010-2011年，这时开始了第三次关于道路的争论。这一次的背景是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贫富分化、党内腐败、社会价值迷茫、环境问题突出、群体事件不断。面对这些问题，用什么思路解决这些问题，各种思想观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各种思潮碰撞非常激烈。

一遇到问题，中共党内有些同志就会在方向道路上发生争论。因此，坚定道路就是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让大家对改革开放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认识。出路在哪里？蔡霞指出就是深化改革，“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到现在为止仍然如此”。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85年起从事政党政治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实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共党内关于道路问题的争论一直未断过

各位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江苏和大家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百年目标：一个是从1921年到2021年，用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是从1949年到2049年，国家初步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百年目标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为什么说是阶段性目标？按照邓小平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一百年，也就是从1949到2049年，因此，即使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了，也仅仅是阶段性的。目前来看，两个百年目标的任务还非常繁重，时间很紧迫。

距离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还有八年时间，我觉得很难。所谓小康首先就是民众衣食无忧，口袋里有多一点钱，生活宽松一点，掏钱买东西时不要思前想后，想买点东西你买得起。14亿人都要达到这个水平，其实是很难的，对江苏来讲没有问题，但是西北、西南边疆省份，尤其是农村，离小康其实还差得远，要实现这一百年目标，就需要很好地构想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今后这几年的工作究竟怎么做。

国家提出的发展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包括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怎么开展？十八大报告有很明确的基本观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并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每一个领域要做什么。

第二个“五位一体”就涉及党的建设怎么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60多年，国家能不能发展好，关键在于共产党自身的能力水平，邓小平的那句话还管用，中国问题关键在哪，党怎么建设好。“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就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

两个百年目标，两个“五位一体”，通过改革促进发展，把党自身建设好，而统揽这些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这是十八大报告的灵魂所在，是方向、道路和旗帜，把它搞清楚了，往前走就没有太大的思想困惑，要不然一遇到大的干扰，总在思想上左右徘徊。

十八大报告一开始就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并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开始就那么突出的强调这一结论？从长远发展看，要明确方向和道路，知道往哪里去，走什么路。其实还有一层含义，我觉得这是回应社会的，这些年来，实际在党内外和社会上，思想上争论非常激烈，争论到最后就是中国往哪里去，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这种争论几十年来没有停过，报告就是要回应党内外和社会上关于方向道路问题的种种思想困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旗帜、方向、道路问题上的争论，就一直没有断过。我们把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1978年到2001年的20多年，关于方向道路的问题，党内经历过两个重要的关键时刻。

另一个，就是十八大召开的前一两年，2010年到2011年，党内外在思想上非常活跃，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一个旗帜和道路的问题。

第一次道路争论：邓小平强调大胆闯大胆试 不从抽象概念出发搞空洞争论

先说1972年到2001年，这一段时间，党内关于道路问题有过两次争论，这两次都事关重大。

第一次是1989年到1991年，国际上面临苏东剧变，国内局势也非常复杂，这样的情况对党既是很大的政治压力，又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有些同志认为苏联东欧是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的，中国同样面临和平演变的威胁，而且在中国，已经有了和平演变的表现，那么，他们把80年代经济领域的改革，看成是和平演变在中国的表现。尽管当时党在文件上没有正式提出两个中心并列，但在实际工作中，事实上是两个中心并列，一个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1989到1991年的两年时间，这两个中心并列，实质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来否定原来的改革开放。这两年改革其实没有往前走，处在一个停顿、徘徊的状态。这也才有了1991年上半年，邓小平在上海做的内部谈话，指出党要推进改革开放往前走。当时邓小平已经把党内所有领导职务都辞掉，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邓小平谈话的潜台词就是不要停顿，不要停在原地不动，要强调大胆闯，大胆试，他针对的是党内思想，说来说去，无非是谁怕争论？怕搞资本主义，怎么理解“不争论”，不从抽象概念出发搞空洞争论。从当时来看，争论就把时间争丢掉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期，发展自己，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所以，不争论不等于工作中没有是非对错，怎么判断改革开放的对错？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编者注：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看改革开放的对错，而是从实际工作效果来看。

紧接着针对当时苏联东欧垮台的经验教训，以及党过去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的经验教训，和党内停滞不往前走的思想状况，小平又讲了一段话，分量很重。小平讲，不解放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往前走，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讲只能是死路一条。

实际上他的讲话就是方向道路问题，看准了方向和道路，弄明白，必须往前走，所以这才有了后面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经济；这才有了党在1992年十四大上的解放思想，搞市场经济；才有了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邓小平带领全党走出当时徘徊的局面，开创出后来发展的大好形势。所以经过这次争论以后，党给邓小平做了个评价，说邓小平理论是党的主心骨，这三个字其实份量是很重的，这是一次关键时刻，涉及到在方向道路问题上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往前走的问题。

第二次道路争论：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

第二次关键时期是1997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1997年9月份，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有些同志认为，只要邓小平活着，没有任何力量和任何人可以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邓小平的影响力摆在那个地方，但是邓小平去世了，可能会影响党中央重新思考方向道路问题。

1997年上半年的北京非常热闹，“非常热闹”指的是思想很活跃，当时在北京流传着几篇长文章，质疑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究竟是在坚持和健全公有制，还是在变相搞私有化，因为当时国企改革遇到很多新的思想理论困惑和工作中的实际矛盾。

这个时候，改革中“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不争论了，但“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开始了，以至于用国企改革来质疑改革开放。其实问题的背后就是邓小平走了，邓小平带领我们开创的这个方向道路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要不要往前走？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向、换一条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先就要回答这一问题，小平离开以后，我们往哪里去。

十五大报告一开始的三段文字回答的就是这一问题，这是全局性的问题，如果坚持方向，道路不动摇，那么整个改革的连续性可以继续往下走。这三段文字很简短，但是份量非常重：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

第一段文字很清楚地指出十五大就是继承小平遗志的大会，继承小平遗志表明方向道路不变。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接着，十五大报告的第二、三段，又一次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这句话说得特别清楚，小平走了，但是要高举他的旗帜，继续往前走，而且全党在这一问题上要进一步提高坚定性和自觉性，这也事关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命运去迎接未来的新世纪，21世纪中国能站在什么位置上。这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前，党所做的战略部署，首先要回答的就是邓小平不在了，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关于方向道路的问题争论过两次，这两次都事关重大。从那以后，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关于道路旗帜问题一直都很鲜明。

这正是习李风格：改革开放，求真务实，雷厉风行，大胆创新！

必须禁绝那些极左势力及文革余孽，胡说八道！至少不允许其占据显要位置，阻碍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