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腐败：需要民主法治，而非强权专制！

送交者: 幼河

看倒到冼岩先生的政论“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 他就打算这么干”。此君经常写政论性文章，文字严谨，观点表述简洁清楚。这篇短文是阐述习近平的政治面目的。冼岩称习近平是“自毛、邓以后，习近平是唯一对‘中国道路’真正具有自信的国家领导者”。用这种口吻评价习，我认为是褒义的；然而本人在政治上对习相当否定。就政治观点而言，现在不必一定要争出个对错与否，因为对习毕竟还有个观察的过程。虽然我不同意冼岩先生对习的评价，可认为他对习，以及邓，和邓之后的江、胡的政治路线的描述却相当客观，大体上应该认同。

冼岩先生对所谓中国“公知”自由派目前的尴尬政治处境的描述很有意思；说他们在舆论上遭到习为首的中共决策层的压制后，“也只能归于沮丧和无奈，因为他们撼动不了习近平。思想的力量必须依附于舆论，而舆论只有在被放纵时才能形成力量。面对‘敢管’的习近平，右翼其实被直击死穴，等于被废武功”。我同意中国的“公知”目前在国内毫无作为，被中共轻而易举地压制；但这个“自由派20年的‘启蒙’之功几乎毁于一旦”的原因并非中共加强控制宣传舆论，而是“公知”自身脱离民众。

回想一年来，中国“公知”的表演令人啼笑皆非。在胡温整肃薄熙来期间，他们竟一厢情愿地觉得温家宝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盼着温能有政治上的大动作；结果“影帝”表演完了一切都不了了之。对待薄熙来上，这些人竭尽全力地在各方面诋毁之，为倒薄大造声势，极其卖力。旁观者不难看出，他们是企图介入中共的内部斗争，为日后“胜利”分得一杯羹。呵呵，好个“上层路线”。现在上台的习近平们的一路打压让他们颇丧魂落魄，才知道毛泽东的那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含义－－他们这些脱离民众的“智叟”在独裁的中共眼里永远都是个摆设。

习近平到底强势与否，他的个人能力如何，咱个小百姓现在不清楚。然而，制度出了问题是强势人物能解决的吗？拿中国专制独裁体制而言，两千多年大一统王朝更迭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腐朽没落的王朝被新生的王朝取代。而腐朽没落的标志就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腐败。明王朝走向覆灭的时候，崇祯皇帝是相当能干的，但他终归救不了奄奄一息的明王朝。后金兵就那么十来万，加上吴三桂等人的军队也不过几十万。就这点兵马在从北到南，纵横驰骋。明王朝多少人口，多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有像样的抵抗？腐败是致命伤。

现在应该是轮到中共的统治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立这专制的“新中国”的时候，那应该王朝初年，中共政府的凝聚力不可低估，百姓确实心甘情愿地服从。那时候中共统治中国真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都成。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的专制统治必定产生腐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中共决策层应该看到这一点，但他们无能为力。导致他们无能为力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肯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力。从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我们还不能看出这一点吗？

如今中国大陆的全社会全方位的腐败是登峰造极的。腐败使政府再不具备凝聚力，现在中国国内还有多少老百姓相信政府？腐败的存在使仅有的法制也往往徒有其名；专制制度是靠人治的，习近平那有当年毛泽东的威望？毛可以依靠人治，习依靠什么？而冼岩先生似乎认为习近平的“主要施政方向必然是加强国家对于社会的干预和掌控”，而这种倒行逆施的专制手段能成功吗？请记住时过境迁。

我总听到有人替专制制度辩护；从证明西方民主制度并非真民主，到专制制度是精英体制等，种种的诡辩多得很。我只想说，您如果不想实事求是，什么样的诡辩都能成为“真理”。我们中华民族在民主法治等根本性的制度上，目前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不能再延续了。越是强权专制，越会严重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不强吗？事实上不仅腐败，更加愚昧极端，使整个现代中国暗无天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下场比前苏联好不了哪里去！

在没有民主文化和三权分立土壤的中国能搞西式民主吗？战后的日本、香港、新加坡到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亚洲及中华文化传统社会，都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成功地实施了举世公认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大陆就不行呢？ 没有理由！说一千道一万，习近平“新瓶装旧酒”能抑制腐败吗？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显然都不能！

中国未来除了循序渐进地实行民主监督，言论自由与厉行法治，别无选择！不管当政者绕多大的圈子，到最后还得绕回来。否则，必然失败，绝无前途。而在拿老百姓做试验品的这类反复“瞎折腾”下，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人，受伤害的还是中华民族，再次惨败的还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

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 他就打算这么干

冼岩来稿

自毛、邓以后，习近平是唯一对“中国道路”真正具有自信的国家领导者。习近平的这种自信，甚至超过了邓小平。当年的邓小平对自己的选择虽有自信，但他选择的却是“学西方”，并无中国“自己走出一条路”的概念，所谓“邓小平理论”只是形格势禁的产物，方向是明确的，但路径受到现实限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江泽民，精神上完全没有对抗西方的底气，只想在保持现有政权稳定的底线上，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胡锦涛则是对西方价值和制度内心认同，但本身缺乏推动的力量，还要装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对比习近平执政短短几个月的有作有为、有声有色，更能看出胡锦涛时期的不作为。但张木生说他是击鼓传花，把危机留给下一任，则是一种误读。胡锦涛的不作为，一是出于小媳妇心态：自己想做的事做不了，自然消极怠工；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心认同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东西，故意以“不作为”来坐等形势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演变。胡锦涛时期对媒体，尤其是微博的放任，最能说明问题。

　　习近平不但有自信，有定见，而且有作为，这是他与前任最大的不同。这种自信、定见和作为，不仅是他与前任泾渭分明的观念和认识所致，亦与其被“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有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责任。相对江、胡，习是最有责任心的。如果说江、胡的权力基础只能支撑他们对于维护政权的责任心，那么习的权力基础就足以支撑他对于整个“江山”的责任心。对于习来说，这个江山就是自己的（这种意识江、胡似不具备，他们只是想着保住政权），自己必须维护好，必须粉碎一切对此的颠覆和破坏。因此他最近屡屡出重手整治言论和集会，其严厉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等于一举取消了江、胡两个时期，让自由派20年的“启蒙”之功几乎毁于一旦。

　　时至今日，习近平的整体面目已经清晰，自由派应该已不再抱幻想。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后，唯一一个自信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与众不同道路、没有必要附翼西方的国家领导者。他是真正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的道路自信者。与邓小平一样，他的思想根基也是“实用主义+民族主义”，但其最终产品却与邓小平不同，习近平是彻底的国家主义者。邓小平虽有部分国家主义成分，但不多，他的思想成果准确表述应该是“权威主义+自由主义”——同样从“实用主义+民族主义”出发，世易时移，同一颗树上却结出了两颗前后不同的果子。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习近平的主要施政方向必然是加强国家对于社会的干预和掌控。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现实挑战，首先必然着重于加强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控制。“新三反”虽被辟谣，但绝非空穴来风，乃有“七不讲”继之。习近平的来势和气场，与几届前任皆不同。他不再会放任可能威胁自己政权的存在而不闻不问，他将是自邓小平以后首个敢于对思想界、舆论界“动真格”的国家领导者。

　　这种做法或许是国家之福——中国既然走不了另一条路，就应该专心致志走自己现在这条路，最忌讳的是首鼠两端、左顾右盼；但对于思想界无论左右来说，这显然并非福音。取消了争论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讨论，取消了思想本身，重回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与行政主导。右翼固然咬牙切齿（但最后也只能归于沮丧和无奈，因为他们撼动不了习近平。思想的力量必须依附于舆论，而舆论只有在被放纵时才能形成力量。面对“敢管”的习近平，右翼其实被直击死穴，等于被废武功），左翼也必然因此分化。尤其是现在势头最盛的毛左，必然分化成“传统毛左”和“国家左派”两部分。传统毛左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张，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策，必然沦为被严厉打击的对象；国家左派实际上主张国家主义，本应与习近平一道归于中间阵营，但他们使用的理论资源却是左翼的（这种情况与国家主义在中国至今未有成形理论，无法应对自由争论有关），与传统左翼一起在自由争论领域对抗右翼，他们将在习近平时代成为民间的一种主流声音。具体举例来说，张宏良于司马南现在虽然站在一起，将来必然分道扬镳。张宏良将被打压，司马南则风头越来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