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被瘟疫所灭 疾病改变人类史 (史海钩沉)

作者: 旁观者, 发表于: 星期三, 三月 20, 2013, 11:08 (4264天前)

明朝被瘟疫所灭 疾病改变人类史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

传染病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现在有毒食品、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质污染、食品污染，噪音严重等等这些将使人的体质急剧变差，智力下降，大大降低了人的工作能力和生产能力，同时将导致疾病泛滥。特别是中国政府居然使得转基因食品合法化了！

公元542年，北非、欧洲爆发的“黑死病”，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世纪欧洲流行的“黑死病”，当时死亡的人数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多，整个欧洲死亡了2/3人口。第三次“黑死病”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它是突然暴发的，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死亡几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 “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它是通过老鼠做传媒传播的。

流感病毒爆发性强，传播快，当流感一旦在全世界爆发，随着空气传播，几天就能传遍全球，感染所有的人，据联合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5000万人；1957年的“亚洲流感”死亡400万人；1968年的“香港流感”死亡人200-400万人。1918年全世界约有一半的人口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由于总共造成了800万西班牙人死亡！因此得名“西班牙流感”。科学家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实际上就是禽流感的变异，这次流感还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连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幸免，许多国家尸体堆积如山。当时在加拿大渥太华有轨电车没有乘客；学校、歌舞剧院、电影院无灯光，游泳池和保龄球馆空无一人；南非一个小镇由于缺乏棺木，毯子裹尸体草草下葬。那真是白天满街出殡，夜晚救护车穿梭。一个在等班车的男子一边在向人打听终点站，一边就倒地死去。南非开普敦一辆电车只行驶了3公里，就有6个人死在车上。当时在中国称这次流感为“骨痛病”、“五日瘟”，温州有10%的病人死于此流感。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只不过是普通的感冒病毒，美国《时代周刊》曾预言：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此类病毒4天就可以蔓延到全世界，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将是1918年～1919年大瘟疫的3倍以上。全球特异性大流感每60至100年爆发一次，死亡极为惨重，特异性流感病毒是无药可救，感冒疫苗的研制速度远远追不上特异性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种能够直接杀死病毒的药物，大部分是缓解症状的解热镇痛药物。病毒的繁殖是靠生命的基础物质DNA复制的，它的繁殖速度是以2次平方为基数的。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所有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将全部的失效，95%的天然药物也将失效，人体一旦被各种疾病感染将无药可救，这是联合国卫生组织早就发出的警告。因为某种新药开发时，稳定性试验的温度为18-22℃，试验药物在此温度下保存2-3年，仍具有稳定明确的疗效并且毒副作用在安全的范围内，才可上市用于人体服用。现在全球温度比上个世纪平均升高2-3℃，且有逐年升高的的趋势，冬天又出现千年极寒，那么在此条件下药物的分子结构将发生变化，可是这种变化通过化学、物理学检测手段根本无法确定，即使含量及有效成份都达到标准，被测定的某药物分子结构时可能它所组成的原子成份不变，但分子之间或原子之间所连接的共价键或单键却出现了断裂或变构，因而导致该药物在人体中的靶向作用失效。

在全球特异性流感病毒爆发之前防范于未然是非常必要的，寻找能代替药物抵御各种疫病的方法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有奇特的祛病健身功效，它能起到代替药物的作用。五套舒缓的动作能达到舒筋活血、心神宁静的效果，同时你保持一个平和愉悦的心情，这些积极的精神状态将有利于调动肌体的内在潜能，使免疫细胞增强，如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的分泌增强，长期炼功效果会更好，能够使人体的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当各种疾病和流感病毒侵害身体时，将起到抵御和吞噬的作用。。。。。。。相信大法好就是这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