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民對立的國家政權： 蘇聯的暴虐、鎮壓及恐怖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份

尼古拉斯˙沃思 著 李剛 譯

第一章、圍繞十月革命的悖謬與誤解

　　「隨著共產主義的沒落，論證『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之『歷史必然性』特徵的必要已然消褪，1917年終於能夠成為一個『正常的』歷史事件。不幸的是，如同世間的每個人一樣，歷史學家們似乎不欲打破開元之年的創世神話；俄國人民的幸福也好，苦難也罷，一切好像都是從那一年開始。」
　　
page004-010一位當代俄國歷史學家寫下的這寥寥數語，展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主題。經過八十多年後，為主導對1917年那個事件的描述而進行的論爭依然如火如荼。
　　
有個歷史學流派認為，十月革命不過是加諸於一個被動社會的政變；此流派包括我們或可稱為有關事件之「自由派」版本的倡導者。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十月革命是一小撮富於謀略且憤世嫉俗的狂熱份子設計出來的一個巧妙陰謀；那些人當時在俄國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的支持。今天，對於幾乎所有俄國歷史學家來說，以及對於後共產主義俄國的領導人和文化菁英來說，這都是首選的事件版本。1917年的十月革命於是喪失了全部社會學與歷史學份量，而被重新解讀成一個意外事件；此事件改變了歷史進程，使得一個繁榮、勤勞且正在朝向民主邁進的俄國，脫離了其自然的軌道。這個觀點得到了相當響亮且熱烈的辯護，並且只要在後蘇聯的俄國權力結構中尚存顯著的連續性 (幾乎其所有領導人都是前共產黨官員)，讓時下的俄國社會與「駭人聽聞的蘇聯插曲」拉開距離，就明明白白是有好處的。毫無疑問，這樣做可以讓俄國社會擺脫內疚的重擔，並且標記了改革年代由對斯大林主義的痛苦反思而誘發之顯見且公開懺悔的休止。一旦能夠證明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政變不過是個意外事件，那麼俄國人民自然就只是這些事件的無辜受害者而已。
　　
作為對照，蘇聯的正史曾試圖證明，1917年10月發生的事件是民眾爭取解放過程之合乎邏輯、可以預見且無法避免的高潮；人民自覺自願地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奉為旗幟。這個流派用種種方式把1917年的故事與整個蘇維埃政體的合法性相關聯。如果說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勢不可當之歷史洪流的結果，並且如果這個事件向整個世界發出了擺脫奴役求解放的訊息，那麼由此革命產生的蘇維埃政治系統與國家體制，儘管有斯大林主義時代的錯誤，卻全都必然是合法的。蘇聯政體的倒臺自然而然地帶來對十月革命的全面去合法化和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消失；借用布爾什維克黨的名言，就是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儘管如此，就如同對斯大林時代的恐怖無法忘卻一樣，對馬克思主義事件版本的記憶依然繼續，甚至或許在西方比在前蘇聯還要栩栩如生。
　　
摒棄自由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教條，第三個歷史學流派近來嘗試完全清除俄國革命歷史中的意識形態成分，從而弄清楚（借用馬克˙費羅的話）「為什麼1917年10月的暴動既是大眾運動，又是實際上只有很少一些人參加的事件。」在1917年事件帶來的諸多問題當中，拒絕接受佔主流地位但過於簡化的自由派事件觀點的歷史學家們，業已確認了一些關鍵疑難。在俄羅斯帝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軍事化和社會動盪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當時是否出現了為針對全社會施行政治暴力鋪平了道路的特定暴力潮流？一個堅決反對獨裁和國家政權且本質上深得人心的平民運動，為何會將所有政治團體中最專制且最集權的那個黨派送上權力寶座？最後，在貫穿1917年整年俄國社會無可否認的激進化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具體現象之間，人們能夠確立何種關聯？
　　
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作為歷史學家之間新近熱烈活躍的辯論之一項成果，目前看來1917年的十月革命應該是兩股運動的短暫匯聚：一方面是由一個政黨精心策劃的奪權，該黨無論是實踐、理念，還是組織，都迴異於該次革命過程中的所有其他參與者；另一方面則是一場形式多樣的巨大社會革命。該社會革命有許多層面，包括一場極為有力且根深蒂固的農民造反運動；這種反叛在俄國歷史中可謂源遠流長，其特徵並非僅僅是對地主的仇恨，也包括對城市和整個外部世界的極端不信任——實際上亦就是對任何形式之政府干預的不信任。
　　
這樣一來，始於1902年的動亂大週期，似乎就在1917年夏秋兩季達到最高潮；而此週期的切身影響則於1905至1907年間首次感到。這場土地大革命作為農民與大地主之間就土地擁有權的對抗，於1917年到達決定性階段；在農民們看來，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黑土地分割」，即按照每家庭的吃飯人數分配土地，終將成為現實。但此革命亦是農民與國家對抗的一個重要階段，農民拒絕城市對鄉村的所有控制。由這個視角觀之，1917年不過是一系列對抗的某個階段；這些對抗在1918至1922年間和1929至1933年間繼續，最終作為強制集體化的結果而以鄉村的徹底落敗宣告結束。
　　
1917全年裡，就在農民革命日益高漲的同時，軍隊裡出現了從根本上的腐朽。這隻軍隊由超過一千萬農家子弟組成，他們被徵招參戰，但對打仗的意義卻茫然無知。俄國的將軍們異口同聲地抱怨說農民士兵缺乏愛國精神，後者的公民視野鮮少超出家鄉村落的範圍。
　　
第三個基本運動出自政治活躍的工人階級。他們高度集中於大城市，人數僅佔整個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三。其時俄國的經濟現代化方持續了不過一代人的時間，而城市的環境濃縮了此進程中出現的全部社會矛盾。在此環境中降生了一個旨在保護工人權利的運動，其特徵是若干關鍵政治口號，例如「工人的權力」和「權力歸蘇維埃代表會議」。
　　
第四也是最後一個運動，源於帝俄統治下眾多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許多民族首先要求自治，接著是謀取獨立。
　　
這些運動各有自己的節拍、內部動力及具體抱負，這些顯然都無法歸結為布爾什維克黨口號或其政治活動，但卻全都成為毀滅傳
統體制和消蝕各種權威的催化劑。在1917年10月的短暫但決定命運的時刻，布爾什維克黨的叛亂作為這個政治少數派在實際為政治真空中採取的行動，剛好與所有這些其他運動的志向吻合，儘管它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中期和長期目標。在短時間內，政變與社會革命合二為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相互重疊；然後在接踵而至的幾十年獨裁統治中再次分道揚鑣。
　　
1917年秋天爆發的社會與民族運動係由多種情況的特定組合孕育，包括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關係的劇變，國家機器的全面失靈，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是——促成整體暴力氛圍的大規模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遠沒有復興沙皇政權和加強並不理想的社會凝聚力，而且無情地揭示了這個獨裁統治的脆弱；該政權業已被1905-06年的革命革命所撼動，並且由於在不足夠的讓步和回歸頑固的保守主義之間的政治搖擺而逐漸式微。戰爭也突顯出經濟現代化不完全的諸般短處——這個現代化仰賴著外國資本、專家及技術的不斷流入。最後，戰爭加深了俄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鴻溝；前者是權力與工業的中心，後者則是大體獨立且傳統之村落的所在。
　　
與衝突中的所有其他參戰國一樣，沙皇政府也預期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入海口的闕如與經濟封鎖嚴酷地揭示了俄國對外國供應的依賴程度。1915年奧匈軍隊入侵造成的西部省份淪陷，使得俄國喪失了波蘭高度發達工業的產品供應。國內經濟在戰爭的考驗下未能持久：備用零件的匱乏令運輸系統早在1915年就陷入一片混亂。由於俄國的工廠幾乎全部轉產軍需品，民生用品的生產大受擠壓；不出幾個月，物資短缺就已遍地皆是，通貨膨脹和貧困猖獗蔓延。鄉村的境況迅速惡化：農業貸款和土地再分配突然終止，壯丁大批入伍，對牲畜和穀物的徵用，工業品的奇缺，以及城鄉物資交流網的瓦解，都使得首相斯托雷平（1911年被刺殺）於1906年開始的土地改革嘎然停頓。連續三年的戰爭堅定了農民的信念：國家乃是外來的敵對勢力。在軍隊裡，士兵們的待遇更像是農奴而非公民；每日的困苦生活加劇了官兵之間的緊張局面，而一連串的敗仗更削弱了帝俄政權本就所剩無幾的威望。俄國鄉村根深蒂固的暴力傳統，在1902-1906年間聲勢浩大的多次起義中已經表露無遺，而且日益越發強勁。
　　
到1915年末，法律與秩序的約束力顯然已經蕩然無存。面對當局擺明了的無所作為，多種委員會和協會開始在各地興起，並且接管了國家不再提供的服務，例如治病救人和向城市和軍隊供應食糧。俄國人在事實上開始自己管理自己；一場宏大的運動正在成形，而其深度和廣度卻是無法想見的。然而這場運動要成事，需有權力中心的鼓勵與援助，但後者的力量與此同時卻在分崩離析。
　　
尼古拉二世沒有試圖在政府和公民社會的最先進成分之間架橋鋪路，而是死守其平民君主的形象，即所謂的「國家和農民的慈祥家長」。他親自接掌了軍隊的指揮權；這對於面臨全面戰敗的獨裁政權來說實無異於自殺。自1915年秋開始，尼古拉二世就在其停放於莫吉廖夫指揮部的專列中與世隔絕。國事完全交由亞歷山德拉皇后治理，而後者的德國出身讓她很是不得人心。
　　
事實上，貫穿1916年全年，政府一直在喪失對權力的掌控。杜馬作為俄國第一個全國選舉產生的議會，一年裡只有幾個星期的例會時間；而不受人民擁戴且不能勝任的政府和大臣，則像走馬燈一樣快速輪替。關於亞歷山德拉皇后圈內人（包括拉斯普京）的謠傳紛起，說他們密謀打開國門迎接外敵的入侵。人們清楚地認識到，沙俄政權無力打贏戰爭；而且到1916年底，整個國家事實上已經無法統治。在以12月31日對拉斯普京的刺殺為代表的政治危機氣氛中，戰爭爆發時極為罕見的罷工變得日益頻繁。動亂擴散到軍隊中，而運輸系統的全面混亂則使得彈藥供給網四分五裂。這個已經徹底喪失民心的軟弱無能政權於是在1917年2月的日子裡遭到推翻。
　　
僅僅五天的工人示威活動和彼得格勒衛戍區數千士兵的譁變，就導致了沙皇政權的倒臺。這不僅揭示了該政權的軟弱和軍隊的分崩離析——其指揮官甚至不敢試圖平息民眾的騷亂，也反映出反對派的毫無準備。從立憲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到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派的多個勢力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
　　
這場自發的民眾革命，起源於街頭，結束於杜馬議事所在之陶里德宮的豪華廳堂中，而反對派的政治力量卻沒有起到任何造就與引導的作用。自由派人士害怕民眾，社會黨人則恐懼軍方的反應。自由派擔心動亂的擴散，社會黨人則認為這場「資產階級」革命或許是通往社會主義革命之遙遠路程上的第一步；雙方在經過漫長的討價還價後，形成了某種權力分享的模糊想法。自由派和社會黨兩個陣營由兩個迴然有異且不相容的機構代表。臨時政府關心的是社會秩序與議會民主等自由派目標，致力於建立一個堅定站在其英法盟友一邊的現代化資本主義俄國。其宿敵彼得格勒蘇維埃則由屈指可數的幾個激進派社會黨人沿襲1905年聖彼得堡蘇維埃的傳統而建立，意圖直接代表「大眾」的革命意願。然而這個蘇維埃本身也是一個快速演變的現象，受自身的擴展、分散的架構、以及聲稱代表之無常的輿論所左右。
　　
自1917年3月2日至10月25日統治俄國的連續三屆臨時政府，最終證明無力解決沙俄政權遺留下來的問題：經濟危機、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工人階級的動盪、以及土地問題。頭兩屆政府中的多數是立憲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第三屆的多數是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新當權者都屬於有教養的城市菁英；他們作為市民社會中的先進份子，在對「人民」的天真盲目信任和對吞沒他們且不可理喻之「群氓」的恐懼之間徬徨游移。在這場以其溫和性質而著稱的革命中，至少是在頭幾個月裡，他們大體上讓隨著舊政權的倒臺而出現的民主衝動自由馳騁。諸如前兩屆臨時政府元首李沃夫親王那樣的理想主義者們，夢想把俄國造就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他在最早的宣言之一中寫道：「俄羅斯人民的精神業已自行證明是一種全民民主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止是要謀求全民民主，尚將自豪地帶領人民走上由法國大革命最先指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通途。」
　　
在這些信念的引領下，臨時政府盡其所能擴展了民主原則的應用範圍，推出新的自由和全民普選制度，禁止一切階級、種族或宗教歧視，承認波蘭和芬蘭自行統治的權利，並且承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治權。臨時政府以為所有這些努力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造成愛國主義情緒的高漲，鞏固社會凝聚，確保與同盟國軍隊一起取得軍事勝利，以及在新政權和西方民主政體之間建立堅實的紐帶。然而出於對合法性的過分追求，該政府拒絕在戰時的大環境中採取保障其未來的措施。它堅定地保持其「臨時性」，有意不去解決最為緊迫的問題：戰爭問題和土地問題。臨時政府在執政的幾個月裡，和沙皇政府一樣，無能應對與戰爭密切關聯的經濟危機；供應問題、貧困、通貨膨脹、經濟網的崩潰、企業倒閉、失業人口的巨幅攀升，這一切都加劇了社會緊張的氣氛。
　　
面對政府的無所作為，社會繼續獨立地自我組織。在幾個星期之內，數以千計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居民和工廠委員會、工人武裝組織（赤衛隊），以及由士兵、農民、哥薩克人、家庭主婦組成的各種委員會，如同雨後春筍般地湧現。這些都是俄國的新政治表述形式，為民意、補償要求、新行動、辯論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講臺。新當權的政治家們在構思議會民主道路時作夢也沒想到，他們會被永無休止的會議吞沒。而對於百姓來說，這真可謂是解放的節慶。由於二月革命釋放了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壓制的社會憤懣與不滿情緒，這場運動日益帶上暴力的色彩；社會運動的激進化貫穿了1917年全年。
　　
工人的要求從經濟層面——八小時工作制、廢止罰款和其他繁瑣規定、社會保險、增加工資——演變到政治層面，暗示了工人與雇主之間社會關係的根本轉移。工人們組織了工廠委員會，其主要目標包括掌管招聘過程、防止工廠關閉、甚至還要控制生產手段。然而，工人管制的實行需要有一個全新的政府形式，即「蘇維埃權力」；唯有這樣才能夠採取激進的措施，尤其是對企業的沒收和國有化；一個在1917年春天尚無法想像的目標。
　　
人數高達一千萬的農民士兵，在1917年的諸次革命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士兵逃亡和反戰情緒而加快的俄國軍隊迅速瓦解，促成了國家機器的分崩離析。臨時政府的第一道政令，即著名的「一號命令」，廢除了帝國軍隊士兵必須服從的最嚴厲懲罰規定。士兵委員會藉此爭取了更大的權力範圍。他們選舉產生新的軍官，甚至參與戰略與戰術的謀劃。這個「士兵權力」的概念，為俄軍總司令阿列克謝˙勃魯西洛夫將軍所稱之「戰壕裡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鋪平了道路。按照他的說法：「士兵們對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或憲法的真正涵義一無所知，他們要的是和平、土地，以及沒有法律、沒有軍官、沒有地主的自在生活。他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事實上不過是某種理想化的自由與無政府。」
　　
1917年6月，在俄軍的最後一次攻勢失利後，部隊開始瓦解；士兵們把數以百計的軍官指為反革命份子，並且加以逮捕和屠殺。逃兵人數急劇上升，到8月和9月已達每天數萬人。這些農民士兵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盡快返回家鄉，以免錯過對地主土地和牲畜的分配。從1917年6月到10月，兩百多萬厭倦戰爭和所駐要塞與塹壕極端惡劣條件的士兵，逃離快速瓦解的軍隊。他們的返家不可避免地加劇了鄉村此起彼落的動盪。
　　
直至1917年夏季，土地動亂一直還只限於相對局部的地區；這與1905至06年革命期間的土地造反相比尤其明顯。沙皇退位的消息傳開後，農民議會召開且起草了表達其訴怨和要求的請願書：土地應歸耕田者所有，地主擁有的休耕地應立即重新分配，所有地租應大幅度削減。農民們慢慢變得越來越有組織；他們建立了當地和地區的農業委員會，由同情社會革命黨目標的鄉村知識分子牽頭，例如教師、農藝師、醫生、東正教教士。從5月和6月起，許多土地委員會的所作所為就是沒收地主的農業資料和牲畜，以及佔有森林、牧場、休耕地。在這場土地爭鬥中，主要受害人顯然是大地主，但是富農（即相對富有的農民，他們在斯托雷平的改革中建立了自有的小片土地，因此無須對村社承擔義務）作為一個群體也身受其害。甚至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富農就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股重要的勢力；他們一直是布爾什維克黨容易攻擊的目標，在後者的口號中被稱為「只認賺錢的農民」，「鄉村資產階級」、「吸血的富農」。事實上，至此許多富農已經被迫把牲畜、機具及土地交給所在村社，由後者依照祖傳的平等主義原則，按每家的人口數加以重新分配。
　　
在夏季，數十萬武裝逃兵的返鄉，更使得土地爭端猶如火上澆油，越來越帶有暴力傾向。到8月底，政府的屢次食言使得農民不再抱有希望；他們認為政府在拖延土地改革，於是對地主莊園發起攻擊，焚燒和洗劫其宅第，意圖一勞永逸地趕走招人恨的地主。在烏克蘭和俄國的中部省份——坦波夫、奔薩、沃羅涅日、薩拉托夫、奧廖爾、圖拉、梁贊，數千房屋遭到焚燒，數百地主殞命。
　　
面對這場社會革命的擴展，統治菁英們和各政黨（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布爾什維克黨）全都在用某種方式控制此運動的欲望和發動軍事政變的誘惑之間游移不定。得工人階級人心的孟什維克黨和在鄉村的基礎比其他政治團體更堅實的社會革命黨，在5月進入政府後，都無力完成其一向主張的各項改革，尤其是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改革。這個失敗大體上是因為其與之合作的政府首要關心的是社會秩序與守法行為。一旦成為這個實質為資產階級國家的管理者和領導人，溫和的社會黨派就把更激進的改革號召拱手讓給了布爾什維克黨；然而參加這個正在逐漸喪失對俄國政治現實掌控的政府，並未能給這些黨派帶來任何大的好處。
　　
面對日益增長的無政府狀態，工業領袖、地主、軍隊首長、以及一些相對清醒的自由派人士，考慮了由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提議的軍事政變。大多數人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軍事政變勢必摧毀以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為首、由選舉產生之臨時政府的文官權力。然而，科爾尼洛夫將軍8月24至27日政變的失敗，導致了臨時政府的最後危機。在文官獨裁與軍人獨裁的鼓吹者毫無結果的爭吵聲中，國家的中樞機構：司法系統、行政部門、軍隊，在一一解體。
　　
但是要把城市和鄉村人口的激進化說成是某種「布爾什維克化」，亦是大謬不然。一些共同的口號，例如「工人的權力」和「權力歸蘇維埃」，對於激進派工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涵義。在軍隊中，「戰壕裡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反映的首先是對和平的普遍嚮往。而在這場全世界前所未見的最血腥也最具破壞力的戰爭中，所有參戰國的將士都有此相同的願望。農民革命走的則是一條大體自治的路線，但對社會革命黨的計劃更有共鳴，因而後者贊成「黑土地分割」。布爾什維克黨倡導的是全部土地國有化並由巨型集體農莊開發，因此在土地問題上的立場與農民的願望事實上背道而馳。在鄉下，除了逃兵帶回家的說法外，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黨幾乎一無所知；而逃兵們傳遞的訊息只用兩個詞就可概括：「土地」和「和平」。布爾什維克運動的成員在1917年10月初應該不超過兩千人。然而當繁星般密集的委員會、蘇維埃代表會議及其他小團體都在蜂擁填補那個秋季的全面體制真空時，對於一個組織嚴密的小團體來說，此環境就給施展不成比例的力量創造了天賜良機；這正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作為。
　　
布爾什維克黨自1903年創建以來，始終游離於俄國和歐洲的其他社會民主流派之外；這主要是由於該黨與現存社會和政治秩序徹底決裂的意願，也是因為該黨自視為是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結構分明、紀律嚴密的菁英先鋒隊。因此，布爾什維克黨與孟什維克黨和其他歐洲社會民主黨派的做法截然不同；後者有為數眾多的黨員且容許大相逕庭的多種不同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提純了列寧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由於拒絕與所有其他社會民主流派合作而日益孤立的列寧，用諸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述來為其理論立場辯護。他首先主張革命不會發生於資本主義最發達的那些國家，而是將出現在像俄國這樣的經濟發展顯著落後的國家，前提是革命運動需要由不惜採取極端手段之紀律嚴密的革命先鋒隊來領導。他的意思是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
　　
列寧在1917年10月17日給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的信中寫道：

　　在近期內，沙皇政權的戰敗應該相對是件好事……我們工作的核心目標是要把這場戰爭轉變成內戰，這需要我們堅持不懈、全面且可能極其長期地去努力。何時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現在還不清楚。我們必須等待時機的成熟，而且系統地促使其早日成熟……我們無法許諾或命令內戰的發生，但我們必須堅持不懈，直至看到這一結局的出現。

　　貫穿整場戰爭，列寧反覆提到布爾什維克黨人需要做好準備，用盡一切可能的手段促成內戰的爆發。他於1916年9月寫道：「任何相信階級戰爭的人都必須認識到，在任何階級社會中，內戰都是階級戰爭的自然延續、發展及結果。」
　　
二月革命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在流亡中或國外。革命發生後，與布爾什維克黨的大多數領導人不同，列寧預言臨時政府採取的懷柔政策終將失敗。他在於1917年3月20至25日從蘇黎世寄回的四封海外來信中，堅決要求彼得格勒蘇維埃立即切斷與臨時政府的關係，並且積極準備這場革命的後續「無產階級」階段。這些信件的內容與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當時所持的政治想法相差如此遙遠，以至於布爾什維克黨報《真理報》只敢發表其中的第一封。在列寧看來，眾多蘇維埃代表會議的出現，表明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業已過去，革命者應該現在就用武力奪取政權和制止帝國主義戰爭，哪怕這意味著內戰的開始也在所不惜。
　　
列寧於1917年4月3日返回俄國後，繼續為這些極端的立場辯解。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重申了其對議會共和體制與民主程序毫不寬容的敵視。儘管遭到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大多數領導人的茫然不解和公開敵意，列寧的想法畢竟開始有人認同，尤其是在斯大林稱為「實幹家」（相對於理論家）的新黨員當中。短短的幾個月內，包括農民士兵在內的平民成分，就在黨內佔據了中心地位，並且人數上超過了城市和知識分子黨員。這些出身相對低下的激進分子，把因三年戰爭而愈發加重的俄國農民文化中之暴力色彩帶入黨內。儘管幾乎沒有政治背景，他們卻試圖轉變原有的理論和知識性布爾什維克主義，消除馬克思主義教條施加的任何約束。具體地說，對於在向真正的社會主義轉變中是否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這個課題，他們毫無興趣。只崇尚直接行動和武力，這些人所支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派別，日益迫使理論探討讓位於奪取政權這個緊迫得多的主題。
　　
列寧夾在兩股對立的力量之間；一邊是日益急切要採取行動的平民群眾，主要由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水兵與維堡赤衛隊的工人民兵組成，另一邊則是始終擔心操之過急的起事將會失敗的一群領導人。與常見的歷史學觀念看法相左，在1917年一整年裡，布爾什維克黨都處於極度分歧的狀態，在一群人的膽怯和另一些人的過度熱切之間左右為難。此時此刻，聞名於世的黨紀不過是想當然而已，並非真正的現實。1917年7月，由於在海軍基地的騷亂和與政府軍的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幾乎徹底覆滅。在7月3至5日彼得格勒血腥示威的餘波中，黨的許多領袖遭到逮捕，包括列寧在內的一些人則被迫流亡。
　　
但是，布爾什維克黨於1917年8月底再次浮出水面；此時的情形對於武裝奪取政權相當有利。尾隨傳統體制與權威的衰退，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科爾尼洛夫將軍軍事政變企圖的失敗，臨時政府在解決所面臨之諸般棘手問題上的無能變得越發顯見。
　　
列寧作為理論家和戰略家的個人角色，再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1917年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的數週裡，他親自準備了這次軍事奪權的所有必要階段。無論是一場未曾預見到的民眾暴動，還是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守法主義」（這些人由於7月裡的痛苦經歷而變得謹慎，希望能夠得到各種流派的社會民主黨人與革命社會主義黨人中多數的支持），都不能動搖列寧的決心。列寧在於芬蘭流亡期間，不斷寄信函與文章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呼籲開始暴動。他寫道：「通過立即承諾和平和給予農民土地，布爾什維克黨將建立一個任何人都無法推翻的權力基礎。現在沒有理由等待布爾什維克黨內正式的多數贊成，革命是不等這種東西的。如果不立即奪取權力，歷史將不會原諒我們。」
　　
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列寧的緊迫感讓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感到懷疑和費解。他們認為，最保險的是在民眾的後面搧風點火，鼓動民眾自發的暴力行動，擴大社會運動的破壞性影響，在計劃於10月20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按兵不動。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很可能會拿到多數，因為大工業地區和軍隊中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將讓他們有不成比例的代表人數。然而倘若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投票實現權力交接，就可能造成權力分享，這是列寧很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幾個月來，他一直叫嚷把權力只轉讓給布爾什維克黨，並且他想要確保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之前，由布爾什維克黨通過武裝暴動而奪取政權。他料到其他社會党派將一致譴責這一舉動，從而實際上被迫成為反對派，把所有權力都留給布爾什維克黨。
　　
列寧在秘密返回彼得格勒後，於10月10日召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二十一位委員中的十二位開會。經過十小時的磋商，他說服其中的多數表決贊成該黨有史以來的最重要決定，即立即發起武裝暴動。此決議以十票對兩票通過，反對者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希望等候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10月16日，儘管有溫和派社會黨人的反對，托洛茨基建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彼革軍委」）。這是一個軍事組織，理論上隸屬彼得格勒蘇維埃，但事實上由布爾什維克黨掌控；其任務是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並且從而阻止可能使布爾什維克黨變得無足輕重的民眾無政府主義造反。
　　
依照列寧的指示，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參加人數極為有限，只有數千名士兵、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響應彼革軍委號召的赤衛隊員，以及一些工廠委員會的數百名激進布爾什維克黨人。由於準備周詳且對手闕如，整個行動進展順利且傷亡很少。重要的是，這次奪權是用彼革軍委的名義完成，因此布爾什維克黨把其全部權力歸功於一個單獨事件，並且該黨中央委員會之外的任何人都無法把此事件與蘇維埃代表大會相連繫。
　　
列寧的戰略成功了。面對這一既成事實，社會黨溫和派在譴責「在所有蘇維埃代表會議的背後寓意策劃的有組織軍事行動」後，退出代表大會。只有一小群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留了下來；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共同認可了這次政變，投票通過列寧起草的一份文件，賦予「全部權力給蘇維埃」。這份純粹是走形式的決議讓布爾什維克黨得以編造一個謊言，用來在其後幾十年裡欺騙數代輕信的人們，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是以人民的名義在「蘇維埃國家」執政。幾個小時後，在散會之前，代表大會批准了以列寧為首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並且批准了關於和平和土地的兩項政令。
　　
此後不久，新政權和諸般社會運動之間就開始出現誤解與衝突；而這兩方面於此之前一直在相互獨立地打破舊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秩序。第一個重要衝突是關於土地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人一向主張全部土地國有化，但現在礙於多種不利情況的組合，不得不劫持社會革命黨人的主張，批准向農民的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法令」宣稱「就土地而言的全部產權均特此無償廢棄，全部土地均特此交由當地土地委員會重新分配。」實際上，這不過是合法化自1917年以來業已發生的事情，即農民對地主和富農土地的沒收。由於這個自主的農民革命方便了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奪權，後者當時不得不順從農民的意願，並且一直等了十年在最終實現了其初衷。在鄉村施行強制集體化，作為蘇維埃政體與農民的最激烈對抗，乃是此1917年衝突的悲慘結局。
　　
第二個衝突發生在布爾什維克黨與所有自發形成的新社會組織之間，例如工廠委員會、工會、社會党、居民組織、赤衛隊，尤其是所有的蘇維埃代表會議；這些組織曾經幫助搗毀傳統的權力機構，並且正在為擴展自己的訴求而鬥爭。然而在數週之內，這些組織就發現自己要麼從屬於布爾什維克黨，要麼則被完全禁止。「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或許是1917年10月俄國最流行的口號。利用巧妙的手法，這條口號成為掩蓋布爾什維克黨操控所有蘇維埃代表會議的外衣。布爾什維克黨號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工人掌管」作為工人們的另一項主要訴求，卻很快就被擱置，蛻變成以工人的名義由國家對企業和勞工的掌管。工人和國家之間出現相互不解；前者被失業、實際工薪的下降及始終存在的飢餓所困擾，後者所關心的卻只是經濟效率。早在1917年12月起，新政權就不得不面對工人的眾多主張和日益增多的罷工。短短數週之內，布爾什維克黨人就喪失了勞工對其的大部分信任感；而他們此前一直在精心培養這種信任感。
　　
第三個誤解則在布爾什維克黨與前沙皇帝國的衛星國之間發展。布爾什維克政變增加了這些國家獨立的願望，並且它們以為新政權會支持其事業。由於承認舊帝國各民族的平等與主權，以及自決和分離的權利，布爾什維克黨似乎曾經鼓勵這些民族與大一統俄國的控制決裂。在短短的幾個月裡，芬蘭、波蘭、波羅的海諸民族、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紛紛主張獨立。應接不暇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很快就把自己的經濟需求凌駕於這些民族的權利之上，因為烏克蘭的小麥、高加索的石油與礦產，以及新國家的其他全部重要經濟利益，都被認為是無可替代的。就對其領地施加的控制而言，新政權在承繼舊帝國方面，比臨時政府尚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衝突和誤解從未真正得到解決，而是不斷成長，在新的蘇維埃政體和整個社會之間形成了日益加大的分歧。面對新的障礙與人民表現出來的不妥協，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採用恐怖與暴力來鞏固其對權力機構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