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解放仍不能释怀 钦点处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两个死敌（图）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

　　“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

　　以上的两段话，是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的，足以说明“红”、“白”之间的军事对抗是多么尖锐。

　　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一踏上这块红色土地，就遭到了敌人猛烈进攻。这个敌人，除了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派出的正规军队，还包括湘赣边界豪绅阶级的反动地主武装。江西的叫“靖卫团”或“保安队”，湖南的叫“挨户团”或“团防局”，名称各异，性质是相同的，即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作对。

　　对于这些反动地方武装，红军当然予以打击，不让他们存在，这是巩固红色政权的必要保证。尤其在武装割据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对反动地方武装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不让一支能够起到骚扰作用的反动武装存在。但是在其他的县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红军的精力顾及不到，对付正规的敌军就已经是全力以赴了。而红色政权的地方性武装——赤卫队和暴动队，又是难以消灭对方。这样，无论在江西的永新、遂川，还是湖南的酃县、茶陵，都有一些处处与红色政权为敌的反动地方武装。各县比较起来，其中有两支反动武装以其力量强悍和头目反共坚决而有名，这就是遂川县的肖家璧靖卫团和茶陵县的罗克绍团防局。肖、罗指挥各自的反动武装，公开与红军对抗，并且有几次让红军吃亏，对湘赣边界的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而，成为红军卧榻之侧的威胁，毛泽东对他们印象很深，视为死敌，曾多次讲到一定要打掉他们。可是由于斗争环境所致，红军忙于打退正规敌军的进攻，毛泽东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毛泽东对这两个死敌一直记在心里，以至于到了解放初期仍忘记不了，给有关部门发去电报，查问这两个死敌的下落。

　　作为红军的冤家对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死敌，肖家璧、罗克绍是何等人物？他们是如何死心踏地与共产党为敌的？毛泽东为何到解放初期仍然不忘要严惩他们？此将肖、罗二人的相关情形分述如下。

　　二

　　毛泽东和身边的警卫员

　　肖家璧，又名圭如，清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江西遂川县大坑乡九田村，曾就读于遂川高等学堂和南昌法政专科学校，1911年于江西省高等农业专门学校肄业。自知学业难成的肖家璧，打定的主意是依恃家庭的丰厚资产，回乡揽政，交结官府，自拥武装，做个称霸山乡的土皇帝。他回到大坑后，先是运动一班乡绅，当上了大坑乡保卫团团总，在此基础上广置枪弹，招揽团丁，发展到拥枪上百，又把遂川县靖卫团团总一职揽到了手。至1927年，这个以镇压农民反抗斗争起家的土霸，已经成为遂川县“清党委员会”主席。在同年5月的“马日事变”中，他在遂川搅起了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使得中共遂川县党组织在本县立脚不住，负责人陈正人等逃到万安藏匿避难。

　　仇视工农革命的肖家璧，其反革命的野心是稳占遂川，称威井冈，因此对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大为恐慌。肖派人探明工农革命军于茅坪安家，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便无时不在谋划消灭这支共产党武装的阴谋。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主力700余人由毛泽东率领轻装行动，沿酃县、遂川边境进行游击活动，一则熟悉湘赣边界的地形，二则在民众中扩大政治影响。10月23日，部队由酃县的水口进入遂川大汾。黄昏之际，工农革命军快入村口，在一道山脚遇到肖家璧靖卫团500余人枪的袭击。靖匪的战斗力有限，未能给部队造成大的伤亡，但这一捣却把队伍冲得分成两段。张子清的第三营从旁边冲走，一气急行了数里，当晚不辩方向，岔向湖南楼东方向而去，离遂川越走越远。

　　工农革命军的另一路只是第一营的第一连，因为另两个连在酃县水口时由宛希先带领扰袭茶陵县城去了。而这仅有的1个连，也被冲散不少，只剩下五六十人拢在一起。毛泽东和官兵们没有想到，上到井冈山还打了败仗，众人心头沉重，心情一片晦暗。一天来的行军和征战，早已使大家饥肠辘辘了。忽然，大家听到毛委员的声音：“休息了一会儿，应该走了。”众人抬头望见毛泽东已经站起身，目光炯炯，声音中蕴含着一种热情：“大家来站队，我站第一名。曾连长，你喊口令！”连长曾士峨听到这里，顿时振作，组织剩余的官兵们站队集合。

　　毛泽东的举动，倏然给了这些官兵一种神奇的精神鼓舞，原先笼罩心头的悲观气氛一扫而光。这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山以来遇到的最严重危机，当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五六十人了。然而他表现出来的临危不乱、愈挫愈奋的坚韧精神，是在场官兵们终生难忘的。

　　毛泽东对这次遭袭是铭心刻骨的。第二天他了解到昨日袭击工农革命军的是肖家璧靖卫团，忿忿说道：“肖家璧真是可恶，这时候趁虚打劫，工农革命军差一点毁在他手里，看来我们要在井冈山立脚扎根，得提防这条恶狗！”

　　肖家璧的确是危害革命的国民党恶犬。1928年2月，赣敌第八十一团占据遂川县城，肖匪与敌军紧紧勾结，协助推行“经济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分化”三者并进的行动，指挥靖卫团对红色区域实行残酷的烧杀抢掠。“石头要过刀，茅厕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反动口号，就是肖匪最早提出来的。遂川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王次楱的母亲郭永秀被肖匪抓到，肖家璧亲自加以刑讯，将王母打得皮开肉绽，又用刀子在她身上割划一道道血口，丢进石灰桶里，然后拉出来关进水牢。结果，王母全身的皮肉脱落，只剩下骨架致死。肖家璧还派出暗探四处打探，将曾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后为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抓到，亲自手持杀猪刀将陈母一块块割肉，活活剐死。肖家璧丧心病狂地摧残王母、陈母的暴行，骇人听闻，亦为毛泽东所知。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与朱德计议，指派红4军28团第二营前往遂川，由该县赤卫大队配合剿击肖家璧靖卫团。肖匪闻讯后带队开进山里，躲避红军的打击。待红军开走，肖匪又率部出山，扰乱红色区域。

　　肖家璧无时不在窥测机会，企图算计朱毛红军。1928年9月下旬，红4军大队从桂东回师井冈山，肖匪派人侦探到红军已从汤湖、左安开来，预计3天内到达遂川县城，便派人驰马南康县唐江镇，向赣南刘士毅第七师报信。刘师派出两个团连夜出发，赶在红军前头到达遂川县城，与肖匪靖卫团在天子地山上设下埋伏。敌军的行动幸被遂川县赤卫大队侦知，派出几拨儿人分头寻找红军报信。得知敌情的红军决定将计就计，以1个营从城外开进城内，又从城里开出，周而复始地走了1个半钟头，以迷惑敌人。敌军以为红军大队进了城，从天子地山上杀下来，却不料在背后受到红军的突袭。敌人伏击红军不成反被红军击败。此役虽然以红军获胜告终，但肖家璧勾结敌人企图伏击红军的行径，为毛泽东、朱德所憎恨。

　　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征战赣南后，遂川为“红”、“白”拉锯式占据的区域。肖家璧更是疯狂地配合敌军摧残红色区域。1930年1月底井冈山根据地失守，肖家璧率靖卫团开到茨坪，对大小五井实行大烧大杀。肖匪将五井和茨坪列为重点血洗区，逢屋便烧，见人就杀。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3户，竟有69户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杀。肖匪杀人手段残忍无比，有砍头、剖肚、火烧、割脉、剥皮、抽筋、滚水烫等十余种。肖家璧到处惨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放过。据建国后统计，肖匪指挥靖卫团杀害的红军、苏区干部及无辜群众2500余人，仅在黄坳、下七、五斗江3地，就杀害1186人，烧毁房屋5300多栋。群众将之称为“肖屠夫”。

　　为严密统治遂川人民，肖家璧推行自己创意的保甲制度，将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保甲制度》规定的区以下设联保、保甲，改为各乡设保甲，各级之间环环相扣，互相牵制。1934年1月，肖家璧编印了《遂川大坑保甲实验录》，其做法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通电嘉奖。在军事方面，肖家璧于大坑、西溪、堆前、草林、大汾等地，修筑大小碉堡150余座，在遂川县城建有弹药库、监狱、水牢等。在扩充军事势力的同时，进行经济掠夺，垄断了全县了油行和粮库，对民众任意派捐派款，敲诈勒索。

　　1949年5月，随着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迅猛之势扫击江南，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推出肖家璧在赣西对抗解放军，任命他为“井冈绥靖区第一纵队少将司令”，拨给一批枪弹。肖家璧虽然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仍然鼓起反革命雄心，妄图凭借遂川山区的险要地形，与解放军周旋，负隅顽抗。肖匪派人到处造谣，说“解放军来了，又要实行共产共妻，小孩运到东北去，女人集中劳军”，并在各种会议上猖狂叫嚣“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肖司令有千山万岭，共产党能打游击，我们为何不能？”

　　就在这时候，另一个遂川人陈正人，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1949年5月中旬，陈正人奉命来到北京，在香山由毛泽东主席召见。毛泽东对江西的工作作了详细指示后，忽然把话一转：“正人，你回到江西后，注意给我找一个人。”“找谁呀？”“这人我要找，你也要找。他不是别人，还是你的同乡，他是革命的死敌，也是我的死敌。”陈正人一听马上反应过来：“唉，我知道了，他是肖家璧。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要抓到他。”毛泽东点首又道：“该给他算总账了，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没有抓到他，让他苟活了20多年。”陈正人听后坚定回答：“现在不能让他再跑了。”

　　6月上旬，陈正人与邵式平、陈奇涵等人率领一批南下干部来到江西南昌，组建了省委、省军区。7月上旬，陈正人主持了省军区与解放军第48军联席会议，研究对赣西、赣南的剿匪斗争，会议决定该军142师挺进赣西。

　　1949年8月2日，142师解放遂川全县，留下425团专门剿击肖家璧土匪。该团与遂川县人民政府研究了清剿肖匪的作战方案，成立清剿指挥部，绘制了大坑一带的地图，翻拍肖家璧的照片，发给参战的解放军和民兵。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肖家璧的千余土匪武装土崩瓦解，有的被消灭，有的向解放军投诚。肖匪见大势已去，带着百余心腹人员逃入仙人迹、石公坑一带的深山老林。9月22日，解放军得到群众提供的情报：肖家璧只带少数亲信流窜到樟木坑、犁壁山，425团即派出5个战斗组追踪围捕。犁壁山一带山高路险，树木郁深，藏在野猪棚的肖家璧躲过围捕，但他的贴身保镖刘尚焕被解放军抓住。425团根据刘的口供，从25日起增派搜索部队，日夜进行搜剿，不放过一处草丛和一座崖洞。28日拂晓，副班长赵文珍带人搜索到湖坑西山时，发现有人向山下草丛跑去，指挥战士们包抄过去。因为上级严令活捉肖家璧，战士们只有朝天鸣枪。赵文珍发现前头齐腰深的草丛中有人影晃动，猛扑过去，一把抓住那人，稍一辨认此人就是肖家璧。

　　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屠夫”肖家璧，终于落到了人民的手里。1949年11月11日，4万余群众从井冈山区方圆百里的村村寨寨走出来，汇集在遂川水南中学操场，参加公审肖家璧的宣判大会。50余名群众代表登台讲话，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肖匪的滔天罪行。遂川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宣判肖家璧死刑，当即执行。

　　是日晚上，江西省委书记给北京发去了这样的电报：“毛主席：人民死敌肖家璧已于今日公审处决，井冈民众人心大快。”

　　三

　　江山鼎定，共和国主席政务繁忙，日理万机。1950年11月上旬，一天夜已深沉，毛泽东忽然从桌上拿起毛笔，在信笺上拟写了一份发给湖南省人民政府的电报，电文如下：

　　湖南省人民政府，着即查明茶陵罗克绍此人是否在？在之从速逮捕。

　　毛泽东的电报，转到了另一个茶陵人、刚从北京调来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监察委员主席的谭余保手上，谭阅了电文，愣了一下，说道：“主席还记得这个人？”

　　数日之后，正在茶陵县江口乡乡立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罗克绍，被突然而至的公安人员从课堂上抓走，直接押往省城长沙。这个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的又一个死敌，竟由毛泽东提出抓捕归案，足见对他有着深刻印象。

　　罗克绍生于1877年，茶陵县江口乡蕉坪村人。因为家道富庶，年轻时常常身穿长袍马褂，手提长杆烟斗，到处嫖赌逍遥，结交狐朋狗党。1926年农会兴盛，乡农民协会将他当做痞汉抓住游斗。翌年5月“马日事变”期间，罗克绍乘机收缴农民的武装，组建茶陵县十八团（团的建制等于区）团防局，自任团总。罗克绍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不惜家财购买枪弹，又滥向农民派款购枪，数月内发展到200余人枪。

　　罗克绍与井冈山红军第一次结冤为敌，是在1927年12月中旬的一天。

　　这天上午，毛泽东带领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两个连，从宁冈茅坪急赶而来，赴茶陵拦截有被叛徒拖走之虞的工农革命军。这个叛徒就是三湾改编后担任团长的陈浩。陈浩带着部队打茶陵期间，自作主张，实行的是单纯军事观点的一套，又与副团长徐恕沉湎于享乐腐化，受到前委的严厉批评后心生不满，萌生了把部队拖往安仁，投靠国民党方鼎英十三军的图谋。前委委员、第三营党代表宛希先在城外巡逻时截住一名邮差，搜获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信件，立时派人飞马宁冈向毛泽东报信。毛泽东不胜焦急，带了袁文才部两个连连夜出发，走小路赶往茶陵。不料走到江口村口遭到罗克绍团防的拦截。枪声一响，毛泽东对袁文才惊问：“这儿冒出什么敌人来了？”袁文才一想回道：“是罗克绍的团防局。”毛泽东跺着脚发急地说：“罗克绍这时候冒出来真要命，时间拖不得呀！”袁文才也明白，要是陈浩拖着工农革命军从酃县塘田进入了安仁县境，情况就糟糕透了！他对毛泽东说：“罗克绍要在这儿挡道，我们只有硬闯过去，我带特务连正面接火，陈伯钧带第一连从河边直插过去，不怕团防不退。”毛泽东点头说：“只有这样了。”

　　当下，农民自卫军两个连接照袁文才的布置开始行动。陈伯钧指挥第一连向村庄右侧的小河边插去，袁文才带着特务连在正面发起强攻。右侧河边的枪声一响，团防局就吃不住劲了，来了个边打边退。团防局的阵脚一松，特务连乘势打过去，占据了团防的炮楼。团防局逃去后，清点一下，农民自卫军遭截击的损失是4亡4伤。毛泽东愤恨地说：“罗克绍可恶得很，眼看就要耽误我们的大事！”袁文才知道时间极为紧迫，留下一个班处置伤亡，部队继续随毛泽东向湖口赶去。

　　只能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来形容这次行动的危急程度。当毛泽东带领部队赶到茶陵的浣溪圩时，陈浩带着的工农革命军已是过了圩外，只能看到队伍的尾部，若是再过五六分钟，这支队伍就开过去了。幸亏发现得及时，停止前行的号音一响，部队就停下来了，毛泽东马上带人赶上前去。陈浩万万没有想到在这节骨眼上毛泽东赶来了，因此一见毛泽东就心里发慌。被裹胁着的官兵们本来对岔向安仁方向感到疑惑不解，现在看见毛泽东带部队追赶来，登时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质问陈浩：为何把部队带向安仁方向？陈支吾着答不上来。袁文才令人上前摘下陈浩的手枪，将他捆起来。这时，被陈浩下令逮捕的宛希先从前面赶到，揭露了陈浩拖队投敌的阴谋。

　　毛泽东这一次带着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于浣溪截住被陈浩拖走的部队，真是千钧一发，万分危急，只相差10分钟不到的时间，险些导致了一支工农革命军被陈浩拖走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深深知晓的。正是罗克绍团防局在江口阻挡延误了半个多小时，才差点铸成大错。可以这么说，工农革命军的前途，差点儿断送在罗克绍手上！故而毛泽东对这件事不能忘怀。

　　罗克绍还有两项重大的反革命罪恶，使毛泽东深蓄在记忆当中。

　　1928年1月，已经成为国民党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的罗克绍，带着其部袭击茶陵县尧水区工农兵政府，将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等多人抓捕后杀害。为此，罗受到湖南省政府的通电嘉奖，并发给一笔赏金。同年8月湘赣边界遭受失败期间，红4军大队已赴湘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军队空虚，赣敌占据着新城、古城等平原地方，龙市区的睦村、上寨等4乡工农兵政府，退到宁冈、茶陵交界的新龙庵联合办公，集中了苏维埃工作人员近百人。罗克绍的义勇队在独栗山搜剿时抓到上寨乡党支部成员刘定桂，带回江口加以刑讯。罗克绍指挥用刑，迫使刘定桂叛变，供出4乡工农兵政府合驻新龙庵的情况。罗克绍自率200余人枪奔袭上寨新龙庵。虽然赤卫队的巡逻哨在庵外1里多的地方发现敌情鸣枪报警，但驻于庵内的部分人员来不及跑上山，被义勇队围住。这次新龙庵遭袭造成重大损失，当场打死苏维埃干部19人，被抓多人，成为湘赣边界“八月失败”中的大血案。罗克绍的义勇队还在腾村、上寨一带大肆烧杀，烧毁民房百余栋，抢去耕牛几十头。

　　对罗克绍在新龙庵制造的大血案，毛泽东是在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的。当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在会议上报告这一情况后，毛泽东愤恨地插话说：“在井冈山有两条大地头蛇，东边有肖家璧，西边有罗克绍，不把他们打掉，我们是不得安宁的。”

　　毛泽东说得不错。朱毛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了，罗克绍成为湘赣边界最大的反动武装头目。1929年3月上旬，湘赣两省政府联合任命罗为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并拨给一批钢材，资助罗克绍建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这个小厂建在江口，拥有若干台机床，有28名机械工人，能够制造单响步枪和步枪子弹、手榴弹。在军事力量方面，罗克绍的茶陵县团防局有300余人枪。

　　消灭3县团防武装，诛除罗克绍，成为井冈山红军的首要目标。此时，井冈山的地方红军仍由赣南潜回井冈山的袁文才统领。袁与王佐订制了一个活捉罗克绍、把兵工厂缴获过来的计划，从1929年10月起，不断地派人侦察罗克绍的行踪。1930年2月19日，袁部的特务连长周桂青在坑口侦知到罗的确切行动——预定明日起到猎狗陇村的一个姘妇家过小年。袁文才得了情报，自率1个连连夜出发，冒着大雨急行了一夜，于天亮之际赶到猎狗陇，果然把罗克绍从姘妇的热被窝里拉出来。落到袁文才之手的罗克绍贪生惧死，只求不要杀他，情愿献出一切家产，下令将兵工厂搬往宁冈。罗克绍被押解到宁冈新城后，袁文才并没有杀他，而且予以款待，其目的是通过软化手段让罗真心倒戈。袁文才曾对规劝他的部下们说道：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我们又不能到长河搞到钢材和弹硝，还得利用他才能搞到这些材料，到时候再说吧。

　　袁文才决然没有想到，自己优待罗克绍的一举，竟然使整个事态发生了质的恶变。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袁文才、王佐此时与湘赣边界特委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矛盾，互不服气，离心离德。性情高傲的袁文才根本没有把抓获罗克绍的计划向特委报告，自恃为这是有利于革命的正当举动。而特委的一班负责人都是本地人，与客籍人领袖的袁、王已于近几年来感情恶化，对他们怀着很大的戒备心理，袁文才优待罗克绍一事，又为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所充分利用，他们散布谣言，说袁、罗将携手合作。在宁冈与茶陵交壤的一些村庄，还写出了“欢迎袁文才归顺政府”、“庆祝袁罗携手合作”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特委的这些负责人，一则不辨真伪，生怕袁文才真的与罗克绍勾结反叛革命；二则平昔那种互为不和甚至敌视的心理，此间恶性地膨胀起来，故而产生了诱杀袁文才、王佐的想法。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冤案就这么形成的。可以说，捉罗克绍已经成为了袁、王被杀事件的导火线。

　　1930年2月24日，湘赣边界特委以“编队打吉安”为名，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诱至永新县城，又在红5军部队的协助下，杀害了袁、王，解体了红4军32团。袁、王被杀之后，其部下放走了关在茅坪的罗克绍，使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再说解放初期已是70多岁的罗克绍，在江口乡小学课堂上被省公安厅和茶陵县公安局派人抓走后，直接解押到长沙。经过办案人员的审理，查证了罗一生来的反革命罪恶。然后，由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向毛泽东主席发了一个电报，就罗克绍被捕加以报告。不几日，毛泽东回电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毛泽东的电报指示，1951年2月上旬某日，反共一生的罗克绍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