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巨贪：天高皇帝远贪腐惊人 情妇垂帘听政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原党委常委、伊宁市委书记焦宝华(副厅级)，做为封疆大吏，天高皇帝远，家国不分，让情妇垂帘听政，随意收受贿赂3,465多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直接损失5,372多万元，成为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贪。透过此案，可以一窥中共各地大员贪污腐败，司法瘫痪、毫无监督，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54岁的焦宝华，1995年担任新疆察布查尔县县委书记，在天高皇帝远，毫无监督机制下，利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无限权力，焦宝华竟然把国家当成自家的，巧取豪夺，为所欲为，无法无天。难怪少数民族如此反对这个贪腐政权！

新疆检察机关证实，从2003年4月至2011年4月，焦宝华利用伊宁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5位房地产开发商在减、缓、免缴费用，竞投土地，提高容积率，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了帮助，焦宝华以亲戚的孩子患病、朋友买房子、老乡的娃娃做生意需要钱为借口，先后14次索要5位房地产开发商现金165万元。

新疆巨贪焦宝华

损了国家肥自己

1999年，察布查尔县政府划拨1万亩地为民兵后勤保障中心“以劳养武”基地。县政府明确要求，该块土地由经营单位负责使用和维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转包。焦宝华凭借多年对畜牧业的了解，发现在伊犁发展养牛业有前景，风险又小，属于朝阳产业，便产生了自己搞养牛实业的想法。于是，注册成立了属于他的伊犁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在挑选开办企业所需的土地时，焦宝华看中了“以劳养武”基地。

2000年7月至8月，焦宝华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以加大察布查尔县养牛业发展为名，将民兵后勤保障中心的1万亩土地出让给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并指使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朱子华具体办理出让手续。焦宝华的中洲高科技公司只缴纳了1万元订金，当天就获得土地使用证，随后以此块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

“以劳养武”基地的这块土地，第一次评估价1,000多万元，焦宝华非常不满。他安排土管处评估所依据他的意见，参考荒地集体对外承包的价格重新作价460万元。焦宝华指使何保冒充投资人与朱子华在县政府会议室签订1万亩土地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价为424.31万元，5年内付清。案发后，经有关部门对土地面积和价格进行评估，焦宝华的行为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1,095.75万元。

焦宝华控制的伊犁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名义上是何保与民兵后勤保障中心的合营企业，在察布查尔县委、人大、政府出台“大力帮助、扶持中洲公司”政策的背景下，县财政局根据焦宝华书记的批示，先后给民兵后勤保障中心拨付财政资金508万元，民兵后勤保障中心将其中452.2万元转入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

焦宝华调任伊宁市委书记后，察布查尔县委新任书记认为民兵后勤保障中心投资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没有收益，于2003年6月要求退出中洲高科技发展公司。焦宝华听了非常生气，从房地产老板那里“弄”来200万元，回购了民兵后勤保障中心的所有股权，焦宝华的行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2多万元。

焦宝华控制的伊源公司自2006年运营以来持续亏损。梁月星向焦宝华提出建议，提高收购鲜奶价格以保证奶源质量。2008年，为解决伊源公司的经营亏损，身为伊宁市委书记的焦宝华，决定动用财政资金对自己的公司收购鲜奶给予补贴。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从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伊源公司从伊宁市财政获补贴330多万元。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伊源公司从合作区财政获得鲜奶补贴1,481多万元，其中焦宝华擅自提价部分为592多万元，焦宝华的行为导致国家蒙受经济损失922.7万元。

另外，2003年至2009年间，焦宝华利用伊宁市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先后多次安排伊宁市合作区财政局、合作区投资公司借款1,050万元，用于自己控制的两个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已归还620万元，剩余430万元至今仍未还。

情妇垂帘听政

2009年4月，伊犁鑫合房地产开发公司看上了伊宁市汉宾乡苹果园一块土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成华以前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杜燕的女人，社会上传说她是焦宝华的情妇。于是叶成华找到杜燕，求她出面让焦宝华通融通融，要是能办成这件事，公司给好处费1,000万元。

几天后，杜燕来到焦宝华的办公室。杜燕的话，焦宝华自然是听。焦宝华为了情妇，也为了巨额好处费，当即给伊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小龙(另案处理)打电话:“现在伊宁市政府比较缺钱，鑫合房地产公司的叶成华想开发公园街一块170亩土地，他找了我好多趟，你们在政策上给予倾斜，确保该块土地能让鑫合房地产公司拿上，如果需要协调，尽快向我汇报。”给李小龙打完招唿，焦宝华又给市规划局局长作了具体安排，让规划局给伊犁州建设局报个材料，把这块地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要求规划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2009年7月，叶成华顺利地拿到了苹果园这块土地。焦宝华打电话问情妇杜燕:“叶成华答应的钱给了没有，如果没给的话，催紧点把钱拿到手。”

伊宁市公园88号小区一块150多亩土地要出让，叶成华让杜燕再出面给焦宝华说说，好处费800万元。杜燕来到焦宝华办公室，焦宝华问情妇:“上次叶成华答应的钱给了没有?”杜燕回答:“已经给了一些。”焦宝华说:“1,000万元都到账了就跟我讲一下。”杜燕问:“这块地给办不办?”焦宝华回答说:“你告诉叶成华，让他直接去找国土资源局的李局长，我会给他打招唿的。”

在焦宝华的“热心”帮助下，叶成华又顺利拿到73.9多亩土地。杜燕多次打电话向叶成华要好处费。叶成华按事先的“君子协定”，给了杜燕800万元。

叶成华是个很精明的人，他觉得1,800万元数额太大，害怕出事，提出让杜燕与公司签订了一份融资合作协议1,800万元从账务的角度看合理合法。焦宝华听了杜燕这么一说，明白这是叶成华为了掩盖好处费的事实，同意杜燕签订了这份假协议。

杜燕有个同学叫谢涛，伊犁易和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听说伊宁市十五小学附近有块地，市国资委收回去准备建高层。谢涛想和市国资委搞联建，求杜燕让焦宝华给国资委的王主任打个招唿，许诺如果事情办成了，不会白帮忙。

焦宝华送走杜燕，就把市国资委王主任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十五小旁那块地要盖个高层，就把这个项目安排给谢涛和你们联建。”王主任点头同意了，随后，王主任按照焦宝华的旨意，与谢涛谈成了这个项目。谢涛给杜燕兑现了300万元好处费，杜燕问焦宝华这钱怎么办?焦宝华说，先放在你那里，以后再说。

如此巨贪，据说也不是监察或纪检发现的，而是被他的情妇吃醋揭发。当局竟不能拿他怎么样，大不了判个“死缓”，但他可以通过关系人脉和贿赂，最多在监狱“高官病房”过几年清净日子，然后就是“保外就医”，然后继续升官发财。

缺乏法治与监督：为何中国贪污受贿屡禁不绝？

常青

贪官犯法没人管，或是没人能管，这是外部条件。可毛主席说了，要变小鸡首先得是个鸡蛋而不是石头。下面看看他的内部条件，也就是看看官员贪污受贿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追求财富是人的一种本能。孔老夫子说“食色，性也”，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发展孔夫子思想，说“追求钞票，性也”。自从有了钱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之后，只要不是傻子，就明白它的妙处。

老百姓需要钱，官员也需要钱，而且更需要钱。俗话说得好：树大阴凉大，官员需要钱自有他的道理。

他要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以满足他较高水平的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需要。他要给子女创造好的条件，上好大学，还要留英赴美，讨好媳妇（或找好女婿），安排好工作，这是繁衍后代、延续生命的需要。他要给老婆披金挂银，打扮得珠光宝气，这是建立和谐家庭及安顿好后院的需要。他要包二奶，找情人，玩小姐，以满足生理冲动的需要。他要冲出亚洲，游遍世界，满足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他要巴结上司，打通关节，以满足继续升迁的需要。这需要那需要，都需要孔方兄的大力支持。正如我一个朋友说的：“钱，钱，钱，命相连。有你多方便，没你多艰难！”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需要他的钱的人。老婆、孩子要开口，别的女人在伸手。上级官员可能不明着要，可你不能装呆卖傻吧， 你不送不要紧，要送的人是大地有啊！

再就是社会环境。人们道德的底线是很重要的东西。当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官场，把它的道德底线定得很低的时候，上线的人数就要大大增加。前几年，北欧某国有一官员被中国人用相当于六七万元人民币的钞票所击倒，成为该国多少年来最大的一桩官员受贿案。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官吏肯定是比较廉洁的。但当官员贪污几十万几百万都成了小把戏的时候，当贪污受贿者成为下里巴人而廉洁守法者成了阳春白雪的时候，当贪占者头上的利剑只不过是把纸剑，绝大多数人都平安无事的时候，你会想象得到它对所有官员（已经贪占的和准备贪占）的心理暗示。当贪占不再丑陋甚至成为能力的象征令人眼热心跳的时候，你想想社会能是个什么样子？

不贪白不贪，贪了白贪。既然白贪，为何不贪？

还有对贪官的惩戒力度。贪官犯事者本来就不成比例，而且犯事后又有很多的人得到了从轻发落。进入监狱者，往往能得到相对优惠的生活待遇，而且一般又能相对容易地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假如他在未入狱前就已藏匿了部分财产，他出狱后就可以过得挺舒服。这种贪占的结局，也容易使官员们铤而走险。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多，是因为刑法太轻，杀得太少。这话不是全无道理，但靠杀人毕竟不是最好的办法。明朝朱元璋对贪官是深恶痛绝、严刑峻法的，其处罚之重，历史罕见。官吏贪赃枉法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贪污六十两（相当于现在大约几万元钱）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在这里被剥下人皮，塞进稻草，再摆在衙门公座两旁，作现任官员的反面教员。为了重典治贪，朱元璋还实行宁可错杀、不可漏杀的政策。

但结果怎样？这种办法只能使得知识分子都不想出来作官了。这于社会进步而言，付出的代价显然是太高了。而且，这种重典最终也没有挽救大明朝的没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可判死刑的罪名数最多的国家，但依然无法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以至于国家的管理者在无奈之下已不得不放弃使用“根本好转”这个口号。所以说，当我们认为国家对贪占者处罚不力是导致贪官增多的原因之一时，也不能由此而认为靠杀人是最终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