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何以败走第五次反围剿？回到历史审视苏区现实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15日09版），题：红军何以败走苏区？——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中共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败走苏区？本书认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国共力量的变化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后，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逐渐与外国建立正常关系，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日本侵华势头略缓。

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依仗其武力优势（国民党50万，红军10万；前者有大炮1,200门，后者只有几十门），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蒋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84页）。

军事上，面对堡垒中的敌人和愈益狭小的空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

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运用最多的就是后来备受诟病的“短促突击”战术。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军前沿阵地时，主力“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李德、周恩来、项英、朱德都有同样主张，朱德、彭德怀、林彪曾撰文论述。这是在战略被动大背景下一种寻求机动攻势防御的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虽有合理性，却不像李德和中革军委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效应。

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

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

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317页）。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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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其理论依据是张闻天、梁柏台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的理论。

实践中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之先导，遗害巨大。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