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革命与百年文化断层
--废除“科举制度”百年祭

作者：岩华

在19世纪末的十年和20世纪初的十年，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时刻，近代史的百年命运就在这一刻孕育定型。当时的社会面临着艰巨的转型期，而主持这一历史史命的最高权威，竟然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到”，没有正常社会经验、不懂基本治国安帮之法，知狂拦大权，沉浸于声色歌舞，且天性嫉妒，内心阴暗的垂死老妇。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内忧外患，狼狈不堪。

世纪选择：百年近代史反思

一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和辉煌历史的庞大帝国，逐渐变成一堆昏庸愚昧，僵死枯朽的行尸走肉，一道道危机接重而来：传统的“暴民政治”――农民起义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产生出一个更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场十足的社会暴乱历时十四年，造成了两千五百万人死亡；一场不该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战争，甲午战争由于纯粹的外交愚蠢和政治落后，却在那个时候暴发，接下来的惨败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耻辱，中断了整个国家的和平建设和现代化进程；而戊戌年间，一场最有希望的现代化转形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却被无知和愚蠢再次扼杀――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其他选择被一一排除，最终，迫使中国别无选择地走向暴力革命。

然而，不知有没有人预感到：在这个历史关头的浑然不觉中，一场彻底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社会文化的剧变正徐徐降临到她的头上，即将操纵她的历史命运。中国承传千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时候废除了！

一九零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在中华大地上已推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百年前的头几年，就决定了它的趋势，在那个最需要现代化的历史关头，最先废除的却是它最具现代色彩的立国精神，似乎这是社会发展又一残酷的偶然，或是一个盲目性的历史揶揄。就是这么轻轻一纸政令，尤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谁也没料想它会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什么后果？

科举制度：中国式文明的象征

三千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成型期的周代，至中国文化成孰期的先秦，孔子诞生(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文明水平已超越西方。秦汉唐宋明清各朝代，继承孔孟之道，追求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和谐、安祥、小康，所谓：礼、义、道、德。人生宗旨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 ，前四项“格物、致知、修身、齐家”都是研究物理、学习知识、修养人格与成家立业的原则，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后两项上升到“治理国家、兼爱天下”宏伟理想，也就是“达则兼顾天下”，进入仕途，实现抱负。

在这种“仁政”传统文明下，整个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产权私有，自由竞争的现代社会特征。“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自然发展、自由流动。早熟的中国社会，自始致终基本不存在严格的等级限制，也没有古印度和古欧洲的宗教神权，更没出现过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武断总结的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所谓“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四个必然经历的社会阶段”，更不曾有过地中海“城帮文化”所特有的那个野蛮、罪恶的“奴隶制度”(2)

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的“诸子多元，百家争鸣”的人文思想已具现代社会色彩，民本、民主精神生根结果。此后的秦汉帝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超级大国。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汉代，就实行任贤举能，以学取官的“太学制度”。朝廷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监察院、御史台”制度也已实施，上至宰相，下至县令的各级政府官员，大多数是直接由普通百姓考试、选举产生，并直接受人民和朝廷监督。

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就纷纷废除了“封建社会”的贵族分封，终身世袭制度。这与当时西方罗马式的封建贵族政治和奴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些民本民主制度，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有的世俗化，民选制，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的监察制度，进步了十多个世纪。

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中国文明发展出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已是社会栋梁，他们仅评言论批评就能够监督和左右社会权力中心，著名文豪柳宗元著作《封建论》，抨击时政“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才”，随即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唐代末年，即公元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当时百分之二十的官职已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此后，这一制度历代沿革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到了宋代，一半以上的政府官职已是由科举制度选拔，以后的元、明、清历代，科举制度基本成为社会进取的主要渠道。

“科举制度”是这个稳定型的农业文明、“早熟型”的中原人文精神的典型象征，它创造的公平竞争体系，把这个农业文明帝国迅速推向登峰造极，超过那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经久不率的宏伟文明。

当时罗马、雅典的城帮文明还分割在几座古城堡中，属于奴隶主和贵族独享。整个社会处于世袭贵族和蒙昧神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沉寂在原始荒蛮的混沌壮态，大量的人民沦为半人半畜的奴隶；在幼发拉底与底格拉斯的“两河流域”，欧洲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上，古埃及人们还居无定所，游牧为生；而古印度文明还笼罩在原始蒙昧和宗教神权之下，“四大种性”阶级制度把人民封建在分裂状态；而中华民族处于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三千余年，基本过着相对平等自由、富足和谐的小康社会，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语)(3)”。

当中国文明处于鼎盛期的“唐宋时代”，正是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 (Dark age)”的中世纪，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毫无出路，直到后来，吸取了欧洲古文明及其他文明成果，西方才获得关键性的文化资源。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惊奇发现”，才引起欧洲各国对全球的探险开发。幸运地是，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一个“黄金中国”，更发现了他们自身和全世界的文明密码，并迅速主宰了这个新世界。

诚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的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文明，更繁盛，更进步，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千年。而欧洲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才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后的近百年，才真正赶上并超过中国”(4)。

士绅结层：中国传统社会精英

“科举制度”实施后，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充分的平等机会和自由流动，不管出身、地位、种族和年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和能力，都可参加这个全国统一会考，一夜之间，取得“功名，实现“治国、平天下”梦想和抱负。第一名到第五名的高材生被分别授予壮元及进士等学位、官位，甚至直接升将拜相，结果相当于今天西方的全国大选。即使只经过地方“乡试”的学子也授予“举人”、“秀才”功名，受到广泛尊敬，并有机会参政为官。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民主、平等制度之一，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早了十多个世纪(5)。

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先生，在主持制定中国《五权宪法》时说：“从前，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巴直士，著作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和考试权，乃是自由与政府之间的一个最善良的调和办法。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和弹劾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决不可少”。他特别指出“把中国的监察和考试制度继承下来，单列一院”。因此，至今“中华民国”的政体和宪法仍比西方多出一个考试院和监察院，相对于西方的“三权分离”，则是另一个“五权宪政”(6)。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建立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进取管道，平等有序的良性竞争模式，把全国各地的精英有效地纳入社会高层，避免了少数世袭皇权的封闭系统弊端，消除了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的社会矛盾。虽然真正“金榜题名”的人数有限，但这却给予每个人一个永远的希望，一个公平的“壮元梦”。因而，有效地动员了散布在各大城乡的民间力量，普及后代学童的基本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因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和神权的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7)。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历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他们来自社会各层面，经过系统、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居住在城乡各地，深植人民之间，为人师表。他们大都精明强干，很容易发家致富，并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踏入仕途，潜力无限，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后代的榜样。特别是分布在各个村落的“乡绅”，他们出现在中国任何有人居住的偏远角落，生根、开花和结果，带领这个民族顽强生存、发展和文明教化，他们做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楚和社会精英，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和进步(8)。

这与今日大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形成文化沙漠，有着天差地别。难以想象：一个庞大国家，其80%的人民处于“文明教化”之外，长此以往，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科举转型与近代教育改革

十八世纪后，随着西方多国竞争机制的形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方文明率先突破人类文明缓慢的演化过程，迅速达到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而当时的晚清中国社会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毫无觉醒，更没有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化和自身内在矛盾的双重打击下，逐渐陷入深刻的民族危机。

此时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面临着西方文明艰巨的挑战。而朝廷的应对措施，与现在大陆对待外部世界情景相似，总是处于穷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系统、高瞻远瞩的改革规划。

晚清年间，最先提出“教育改革”的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当时的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5年赴京参加科举会考，时缝甲午战争大清残败，朝廷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们闻知后，发动会考举子举行首次“士大夫觉醒”的“公车（举人）上书”运动。其“万言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八股，开学校”，主张改革科举，普及学校教育。其后，他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多次提出改变“以八股取仕，以年类官”的弊端，改变考试内容，“废八股，改策论，增加经济特科”，但同时，也强调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等优点，必须继续保持，直到新的育才制度建立后，才逐步“渐废”(9)。

一百年前，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康、梁成为光绪皇帝的主要幕僚和改革推动者，他们又专门上奏光绪皇帝，递呈著名的《请开学校折》(正式名称为： 《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村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必入学折》) ，在全国强制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并“远法德国，近学日本”，“根据本国实际，参照日本情景”，开设“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实行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中国式教育改革。

当时京师大学堂校律规定：凡本校毕业者，将授予“进士功名(10)。如果这一伟大改革继续到今天，中国也许正象现在的日本一样，早已成为亚洲富裕发达的象征。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没毕业，废除皇帝后军阀混战全国失控，就更不要说什麽“功名”了。

愚昧无知又狂缆大权的慈嬉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后，苦难深重的大清帝国和四亿多人民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晚清改革寿终正寝。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九零一年慈禧在八国联军追杀下，逃到西安忽然“降旨”要实行“预备宪政”。那些原来坚决反对科举改革的“保守派”，忽然之间变成异常激进的“革命派”，他们从一个不改革的极端，走向 “激进革命”的另一个极端，从反对科举改革，走向“废除科举”。

1905年，在一个最平常的一天，他们在一张黄纸上，写了几个字――就这样，一个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一个古老民族的中枢神经，随即断裂。在西方式现代学校育才系统还没建立之前，由过度期的渐进式的“科举改革”，忽然变成彻底“废除科举”，就象今天大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一样，也许只是一个无意识中的盲目举措。

社会动乱与近代文化断层

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当时社会上，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和阻力。这主要是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和反馈系统，严重闭塞。那些散居在全国城乡的生员们，与现在大陆农村的情况类似，他们没有报纸可读，更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可以很快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至于普通民众，即使有些人知道，也因为没有形成社会组织和言论监督的力量，或事不关己，或无可奈何。

事实上，这个邯郸学步式的盲目举政，只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间，胡乱拆东补西、割肉补疮。在还没有把西方现代学校的精华学到，就过早割断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大动脉，这等于中断了社会精英补充社会上层的唯一渠道。 当时占全国90%以上的农民们的“壮元梦”彻底破碎后，又没有现代学校育才制度及时取代，人们很自然地不再把读书、受教育当成有关紧要事。

当时人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从此，一个百年的文化大断层，消消开始了。

哈佛大学艾尔斯(WilliamAyers)教授，在其著的《中国清代朝廷和教育改革》一书中说：“一个自唐代以来就延续的制度被轻易地推翻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张之洞帮助和保证了这一举动，但看来他不久就被他所做的这件事，给震呆了……(11)”

据史料记载，虽然1905年后，中国学校的数目确实增加了，但根本性“学习动机”的忽然消失，及原有的相应教育系统，“私塾”随即锐减。这使做为国家的兴衰之本的国民教育状况，急剧恶化。西方学者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大清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 女性为2%1-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开始现代化之前的英国和日本。但废除科举和“大革命”后，国民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到了1930年代，中国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只有17%，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不超过5%(12) 。

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13)！”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清末励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敷衍门面，缓和与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在意革命之后，这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大都变成敷衍公事的旧衙门”。1908年，李宗仁考入了西陆军小学，开始教育甚好，学风极为严明。之后，校内发生两次“革命风潮”，学风大如前，辛亥之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就临近瘫痪状态，最后土崩瓦解。(14)这只是典型一例。

革命文化与近代暴民政治

事实上，与其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不如说，晚清自己推翻了自己。20世纪初十年代，晚清的“宪政改革”正处于一个十分敏感和脆弱的关头，稍有社会波动就会影响整个国家天平的巨幅摇摆、失去平衡。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比这大得多的暴力革命、外国入侵在中国发生了不下于十次，但始终不曾动摇大清的根基，却在开始真正改革的“预备宪政”的阴沟里翻了船。历史就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辛亥革命竟启因于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四川护路运动”，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团体与固有皇权的利益冲突。

从此，全国开始“举事日多”，革命党人只是在一个遥远的南方城市武昌，仓促间发动新军打响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而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还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养病，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倒是清朝自己由于长期拖延改革或假改革，却忽然制造出的十多个省“谘议局”，在这些拥有立法权的绅士们，高喊着“民主宪政”时，却不懂得一点民主法治精神，更不遵守宪法所应有的基本制约。正是他们随即掀起真正的“辛亥革命”：“各省谘议局”串联发出“十一省通电”，发动、组织各省“和平独立运动”，脱离大清统治最终迫使清帝退位，中国帝制就此结束，“辛亥革命”就这样完成了。

然而，人们的美好愿望是一回事，残酷的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潘多拉的魔盒刚打开时，人们皆大欢喜，但接下来发生的就不可收拾了。在各位“民选议员”绅士们抛弃了皇权，蜂拥进行“大革命”时，很快就被另外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也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所取代。

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更糟方式。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而是中国一系列革命的开始。慷慨激昂的绅士们，瞬间便被一字不识的泥腿士兵取而代之，书本换成步枪，知识阶层很快被这些没完没了的革命、战争、暴力和流血彻底埋葬。经过一场又一场“走马灯”式的短暂、虚假的“宪政共和”、“民选议会”、及“大总统选举”闹剧后，终于验证：美丽言辞和伟大理念远逊色于武力威慑。于是袁世凯坚信：“唯有皇权可以治理乱世”，就向外国借款买枪，当了八十一天皇帝。张勋随即也要恢复帝制，可惜身著清军服的“辫子军”打到北京后，呆的时间更短。

潘多拉的魔盒更加变幻无常，各地军阀们甚至仅仅为了争地盘而开始混战，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瞩视着那个“Out of Control(失控)”的中国……混乱中这个古老帝国开始解体，蒙古在俄国的主使下率先脱离中国，掠去五分之一的国土，原来的一大片秋海棠，被北极熊拦腰崭断，变成一只可怜的残疾卧牛。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紧随其后，日本的傀儡东北满洲国差一点成真。

在单纯的理念组织和单纯的军力均不能取胜后，随后有信奉一个理念的政党和一个军事力量的结合产生，并取得节节胜利。内战混沌中，又召引外贼起了歹心，日本侵华战争一打八年，两千五百万人惨遭日军屠杀。

出了潘多拉魔盒的魔鬼，已经不可收使，美好理念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仍不敌另一个欧洲中世纪“东正教“式的意识形态，及一党专制的强大魔力。一个纯粹西方专制式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的结合；“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马克思评价的中国农民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的联姻，产生出一个俄国式东正教式，更封建专制的空想主义。成千上万贫困、愚昧，毫无出路的农民被这些虚假的教条和现代武器，武装起来，几亿人卷入他们不知为谁而战，又不知道目的为何的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最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后便出现中国暴民政治传统：“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及顺理成章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皆重而来。

教育断层：近代社会劣质化

在社会失控、科举废除与没有学校的直接打击下，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型社会文明瓦解，那些有知识的乡绅和科举生员，忽然发现原有的仕途前程已堵，呆在农村永远没有希望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士绅城市化”的浪潮，他们抛弃乡土，走入城市，经商、从政或入学，且越有知识才干，越是如此。留在农村的仅剩一些年老体弱或不很精明的旧士绅。那些没有经受任何科举或学校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要么文盲无知变成愚民，要么靠不正规或不道德手段成为爆发户，形成大量所谓的“土豪劣绅”现象，农民与地主的利益关系陷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激化，这些为随后的暴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在连串的“暴力革命”中，城市政权频繁更迭，农村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大乱，这些地主和“土豪劣绅”大多都买枪自卫，或组织顾佣军队，防御抢劫或抢劫别人，有些逐渐坐大，变成地方军阀或权贵。本来是中国社会稳定基础的农村，那时却变成酝酿更大危机的温床，中国传统社会被彻底扭曲。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通过透明法则公平竞争，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权执政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士绅结层”在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地位，逐渐消失(15)。一百多年内部动乱，外部侵略，到处失败和流血，使中国人从没有忧患意识、不思改革、自高自大的一个极端，走向自卑自弃，否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并彻底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1905年，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切断知识分子的基础源泉后，1919年，由儒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嫡系子孙，又发动了另一场真对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价值观的自我摧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爱国和救亡”的旗帜飘扬下，西方的一个空想色彩的平民主义(populism)，趁虚而入，填补他们的思想真空。既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又从没见过的西方世界的的“新青年” 们，对西方自己都不相信的美妙“共产天堂”充满瞳憬，并怀疑一切、放弃一切中国的传统，认定一切的祸根和源泉来自于知识士大夫、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阶层。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M.lipset对此一现象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忽然对被夸大的“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和道德价值”，无限崇拜(16)。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疯狂怒吼中，一个“反智主义”应运兴起，“学习劳工、平民”“到农村去”成为时髦口号。这一切给另一个更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奠基――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历史祭坛上，整个民族付出了血和泪的惨重代价。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语：脑力劳动者才能做领袖，体力劳动者只能做群众。意思是职务以专业所长为界定)”，这个简单的科学常识被彻底否定，越愚昧无知越天真美好。这样，在此后四十年的社会动荡中(包括毛泽东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 ，先是武人，后是社会低层团体或个人，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知识分子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事实上，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是一场的文明退化，社会劣质化的过程。

教育落后：近代中国的祸根

期间，关系着一个民族前途的国民教育，逐渐陷入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状态。参看世界民族发展史就应一目了然：一百五十年前欧洲开始强盛时，它比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在各国激烈的竞争环境机制下，普及了启蒙教育，和提高了国民素质后才出现的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而日本开始现代化的“明治维新”运动，其中心问题就是开放文化、公费普及城乡学校、强制普及国民教育，首先解决最重要的人的素质问题。中国近代史的落后与浩劫，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教育落后、民智未开。

早在百年前的甲午战争惨败后，康有为就跪爬朝廷，大声疾呼：“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坠，加罪父母。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矣!”

而事实上，从古到今，直到现在，中国大陆从没有实现过一天的“义务教育”。大陆现在农村地区的几亿农民，至今仍在被抛弃在只顾城市的“现代化”之外，大陆的现实已回复到两千前的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城市贵族和农奴关系的封建政治，大陆农民是实质性的“二等公民”，别说普及文化修养，道德教育，仅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半文盲就占了二亿多，一年不看一次书报的“识字文盲”不下五亿人。看看传媒上，被中国大陆称之为“盲流”的众多农民的形象： 蒙昧、 愚笨、肮脏，而且无礼。

当初康有为唉叹中国“文化革命”“轻则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则弃诗书而种俎豆...少儿无知，文化断层”时，指出那将是“洪水猛兽也”！如今却真的应验了，到了现在，我们的几亿人连见面打个招呼的礼节也不懂得、都不会了！

中国再不彻底改革二元社会和愚民式教育，强制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中国必须明白：下世纪可能重踏这世纪的复辄！

加州大学Jack A.Goldstone教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这样描述现在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的表面下，大量缺乏基本教育的人口；落后的公有制农业原始社会；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及生产力；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向城市流动；城镇工人失业扩大等，一系列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无法缓解，使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政治落后的矛盾达到爆发的程度”。他甚至悲观地预言：“中国决定性的危机将在本世纪十五年内出现，而中国的前景将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那个军阀混战的历史重演”(17)。

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高科技时代， 正如未来学家Alvin Toffler在他的《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18)中所称：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从农业社会的体力战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崭新的“知识战争”的时代，那个民族掌握和普及了更多、更先进的知识、科技和信息，谁就会是这场和平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但看看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素质，看看被现代化抛弃遗忘的中国原始农村，以这样的蒙昧落后状态，如何参与世界民族的激烈竞争？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注释：

1.《历代儒家思想集》北京教育出版，1957年版。
2.《马克思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3.《老子》北京《中国传统文化读本系列丛书》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
4. Nichcholas D. Kristof:The Rise of China，《FOREIGN AFFAIRS》1993.5.
5.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0.
6.台北：《中华民国五权宪法》之《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7.孔子:《论语》北京《中国传统文化读本系列丛书》燕山出版社1995.4
8.何怀宏：《平等的趋向》著于1996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首卷。
9.和10.《康有为大传》1987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1.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4.
1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991年台北稻禾出版社，第157-158页。
13.梁启超：《饮冰室全集》，1965年台北版。
14.《李宗仁回忆录》，北京版。
15. 黄平文：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探源》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集刊》
1994年秋卷。
16.S.M. Lipset: The New Nation，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Doubedqy & Co.，Inc. 1967(first edition,1963)，P.77-78.
17.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in 《Foregn Policy 1995，Summer.
18.Alvin and Heidi Toffler:《War and Antiwar:Survival at Damnof the 21century 》1993. First Edition.

此文节选自岩华著《中国发展战略》第十四章“近代革命与百年文化断层”。 http://www.chinasforum.com/home/2010/0430/14.html
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九八年五月份，及《中国之春》月刊。

失去动力的日本只有走“中国化”道路吗？

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月10日文章，作者板谷敏彦，原题：失去动力的日本只有走“中国化”道路吗？

“日本化”曾是代表日本制造业水平高超的标志性词汇，是指美欧陷于疲态的制造业竞相采用日本式品质管理方法来生产经营。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日本化”的意义已改变，完全成了消极意义的词汇。而“中国化”一词近来广为人们热议。

　　二战后日本深受“美国化”影响，人们吃汉堡、喝咖啡，向往迪斯尼乐园，日常生活并没表现出“中国化”的影子。所谓“中国化”是指日本的统治体系具有“中国化”倾向。历史学家与那霸润在《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中阐述了这种观点。

　　10世纪宋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当时中国早已设立相当于高级公务员考试的科举制度，不能世袭权势地位的国民可通过自己的实力来获得地位和权力。市场经济渗透整个社会，人们不再受到土地和职业限制，官员也被派往外地。尽管皇帝独揽大权，经济活动却是自由的。从这点看，这种体制确实与如今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体系很相似。

　　日本从隋唐起效仿中国统治体系。到了宋代，日本开始采用与此对立的贵族世袭制度，由“中国化”变成“江户时代化”———按家族世袭来固定身份，居住地也受到限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虽一度采用“中国化”，但最终回到“江户时代化”体制。

　　当今，世界已开始“中国化”，既得利益群体将被触动，最终国家统治也不再依赖坚守自身利益的地方团体。如今，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提出建议，要推翻日本“江户时代化”的僵化体系，推行“中国化”体制。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将放弃目前消极的“日本化”而走“中国化”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