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百年祭：教育兴国梦

作者：岩华，纽约哥大行政管理硕士，政治经济学博士生。

近代史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命运，何以如此南辕北辙？一个蒸蒸日上，历劫不衰；另一个每况愈下，一蹶不振。中华民族应发现自身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才能找到悲剧的根源。

一、明治维新：亚洲最早的教育革命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开始了改变日本整个近代史，并成为其国运之关键转折点的“明治维新”运动。这使日本第一个摆脱封闭落后的东亚世界，加入西方列强，并在其后的发展中历劫不败、长盛不衰。而实事上，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教育革命”。明治维新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政体书》，其中心思想就是引入西方文明文化、倡导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和向世界全面开放的“文明开化”。明治二年，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现在日元上印着其头像），发表震撼日本朝野的教育宣言《劝学篇》，深究“欧罗巴州”之所以成为“富国强兵天下之首，文明开化之中心”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总结到：

“普及天下之教育，修德谊，开智识，尽文艺技术之美；城乡无别、诸方建学设校，共凡不知几千万之数；彼产业廉美，商贸繁昌，兵备齐整、武器充足，究其万世太平之源，则在：使其务实固本之学问，之枝艺开花结果矣！(1)”

正是在这样的建国宗旨下，自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便主动从根本性的文化、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仿效德国颁布《日本国民教育法》，实施近代世界各先进国家免费普及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大幅提升教育经费，在全国城乡普遍广设学校、课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办学，强制普及全国学童免费义务教育；强化成人教育；开办职业培训；派出大量留学生；引进外国科技、教育人才；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赶上欧洲一两百年的近代发展历程，全面提升了其基本国民素质。

其开放的社会和心态也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本著名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皇侍读加藤弘之(2) 等人早中国的严复先生十年，开始在日本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哲学，推动日本加入世界竞争，这使西方务实的权力哲学和“实力主义”等极端思想，也在日本迅速普及。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不得不接受“物竞天摘，优胜劣淘”的道理，但那时已经成为“被淘汰者”。

日本这种思想开放、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不但迅速提高了国民素质，完成启蒙教育，奠定了民族发展的关键性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其民族自信心，完整地保住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色(这一点儿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发掘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使之更加发扬光大。

二、教育滞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

而当时的中国，虽然早日本十年左右开始“兴办洋务” (最早以1862年曾国藩首创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为标致)(3)，但在至关紧要的义务教育、媒体传播和自由思想等文化启蒙方面，却依然故我。这与日本的“文明开化”失之交臂，国家命运却差之千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中，清朝别说普及国民免费义务教育，即使在全国只有极少数“富贵子弟”才有机会攻读的“私塾”里，学习的仍是“宋明理学”以及那种日趋愚腐、空洞和保守的“八股文章”，官僚体系中的人才递补渠道，仍旧依赖于空洞说教的“科举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曾经支撑了中国的数千年辉煌文明，但晚清年间已腐朽到“不切实务，以八股取士、以年累官”僵死形式。

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基层普遍处于蒙昧状态，知识高层无知而自大的“华夷思想”也根深蒂固。这与今日大陆沉浸在梦幻中的“中国制度优越性”极其相似。即使历经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几次危机的悲惨“阵痛”，在血腥现实中孕育出的几位民族精英，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冯桂芬等等，他们在“同治中兴”时期掀起“洋务运动”，但由于他们推行的不是日本发现的那些西洋文明根本性精华：文明开化和义务教育，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短期行为，只重视“船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4)”等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外在科技。

这实质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皮毛”，这在晚清封闭体系的顽固腐朽中，怎么可能扎根、开花结果？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更不能经得住内在本质已经堕落倒退的晚清社会的浸染和包围。可悲的是，中国至今仍奉为至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僵硬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其科学水准甚至远未达到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开始自由接受西方文化的理论高度。

三、教育差异：中日国运两极分化

教育落后，直接导致18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的人才断层。封闭落后的传统教育不但没有培养出国家极需的重梁之才，反而大步倒退，通过考八股文的“科举制度”造就出大批象倭仁、李鸿缲、翁同苏那样愚蠢无知，盲目自大的“道德楷模、国学大师”，这就是那个落后的教育体制下的必然产物――臭名昭著的“清流党人(5) ”，这与今日中国的“文革余孽”极其类似。他们逐渐把国家重新拖入一种对内愚腐保守、顽固不化，对外盲目强硬、自大膨胀的愚昧状态。也正是这教育体系，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后期，晚清朝廷“人才空洞，人亡政熄”现象。以致发生后来的慈禧太后复辟“戊戌政变”，断送了大清复兴的最后希望，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

而就在今天大陆上依然存在极左僵化及意识形态强硬派，再次挑拨起反现代化、反世界潮流的“狭意民族主义”。与“清流党人”竟如出一辙，又一次重温历史的倒退，究其原因，仍是今日中国封闭落后的文化教育的必然后果，实为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与此同时，在日本明治之初，维新运动的教育家们，由于成功地推动了教育改革，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朝野精英人才云集，迅速把官场上那些“风骨傲然”的几位“顽固老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6) 。“明治维新”开始的全面开放，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的和平革命，与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认识西方文明的“雕虫小技”的“洋务运动”形成两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两个典型。

自此以后，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同文同根的中、日民族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差别，造成两个民族精神状态的“文化落差”国民素质、综合国力、军事武力等各方面的“对比失衡”，才最终导致日本有恃无恐、肆无忌弹一再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

四、甲午惨败：祸在文化教育

1888年欧洲《泰唔士报》这样报道：北洋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炮舰，它们比英国海军拥有的最可怕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还要超过百分之十五。“同治中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大清帝国首次在“伊犁危机”中战和了沙皇俄国，八十年代中期，在福州“马江之战”中打败法国。1890年北洋舰队总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号”再次访日，震撼日本朝野，东京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对北洋舰队评论到：“亚洲第一舰队，东方各国无以匹敌――日中乃兄弟之邦，与中国为敌，断不可也”。

然而，正是这一庞然大物，五年之内便彻底葬送在默默无闻的日本海军手中，致使洪轰轰烈烈洋务运动寿终正寝，晚清自此一蹶不振。这与今日貌似强大，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面前，情境十分相似。

而无论当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日本，其总体国家潜力、甚至海军武力并不比中国强，为什么它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战争并战胜中国呢？其实这深层的原因就是国民教育差异，和教育造就的基本国民素质、文化水平、精神状态，以及治国领袖、民族精英、军事将领；在统领才能、先进思想、战术战略，军事情报等，这些最至关重要领域，两国差别微小，却失之千里！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博士，日本海军将领大多都是留学西方，他们学的是现代文化启蒙和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而大清的中堂李鸿章只是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中崛起的“官场名将”，号称亚洲第一武力的北洋水师总提督丁汝昌们，大字不识几个，只会“先造反、后召安、再坐官”的“草莽英雄”式官术。甲午战争战败的惨祸，与软弱无能的李鸿章，和这位被历史学家们誉以“民族英雄”桂冠的“官场名将”，战略畏缩、战术失误、指挥无能、管教混乱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1895年，中国爆发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国民启蒙和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到初中水平，整个国家已经实现“文明开化”、普遍觉醒。而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蒙昧混沌之中。甲午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推动“戊戌变法”的保皇派康有为，在上奏皇帝书中写道：“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实事上，晚清落后的教育与封建文化，使整个社会蒙蔽在混沌之中，日本军事间谍福岛安吉一看到定远号舰桥上凉着水手内衣，睡塌旁放着鸦片枪，就断定了这支舰队的必不堪一击，注定将全军覆灭。

五、戊戌政变：人才空洞，人亡政熄

在“洋务运动”后期，1870年代京师、上海、广州、福州纷纷成立“同文馆”和“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著作，当时学术开放程度甚至比今日的中国更加自由、更没忌讳。

1895年甲午战败后，“改革教育”更是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的焦点。1902年，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北京大学校长），专程出使日本考察学务，而在他归国前，“出洋学生”们参照日本学制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可见国人自发报国之热切。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跪爬朝廷，叩头溅血，呈递《请开学校折》大声疾呼为振兴国家，务必：“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言之必称：“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

1907年著名学者张褰(光绪状元)详细考查日本，在其《东游日记》中关于国家兴盛之道大着笔墨曰：“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其主编罗振玉开宗明义，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机，成败得失，一决于教育”。依据“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热望中华“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翻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旧藏书，中国“留洋学生编辑所”翻译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教育革命”的大事，菲页上赫然睹目：“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仿佛看到一百年前，倦缩在异国大厦角落的中国“留洋学生”双眼中渴望的热泪，依然闪烁未干。

然而戊戌变法只维持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维新)，就伴随着封建愚蠢的慈嬉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戊戌政变)，菜市口“六君子”人头落地的鲜血而成千古遗恨！大清帝国和她苦难深重的人民错过了历史给于的最后的机会，事隔五年便被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推翻。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是一个进步表现，但事实上由于文盲社会的国民素质低劣、文化传播闭塞，却把中国引入另一个没完没了的军阀战争深渊，而暴力革命其实质就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孙中山临终遗言第一句写道：去一满清之专制衍生无数强盗之专制……

六、从未启蒙教育，中国先天性病根

五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也不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偶然，它是中日近代关系史必然和继续，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国运，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能够在高素质的国民基础上，迅速把它的手指捏成拳头，并集全身之力量迅猛出击。相反，仍处于蒙昧混沌状态的绝大多数国人，因缺乏启蒙教育、人口素质低劣，则自始至终呈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状态。不仅连年内战、军事割据、国土分裂，即使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发生在中国底层的一些故事，足以让全世界为之惊愕，并在当时国际间传为笑柄：

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在《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中描述：日本为进犯中国“节节胜利，举国上下陷入狂热状态”，中国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一个日本间谍“记者”，因深入中国营地刺探情报，而迷失方向。当地农民们非但不把他擒拿送交政府，反而“丰衣足食、精心护理”他返回日军！书中的另一个故事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惨杀了三十万同胞之后，一驾日机因飞入中国大后方屠城而被击落，日军驾驶员在等待束手就擒，被分尸饮血时，当地愚昧的村民们却前来，“问寒问暖，叽叽嚓嚓地讨论怎么才能让他飞回去！(7)”

事实上，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再至中共，历经多年战乱和政治运动，启蒙教育和人民素质却从未现代化，一场场“暴力革命”实质上只是中国传统的“暴民政治”继续。中国至今从没有一个政权、从没有一天，对中国人民进行过真正的“义务教育”，全然地让这世界上最大的一群人，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就在今日中国，西部山区的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竟是：今年谁当毛主席？下一次什么时候打倒四人帮？他们只知道：外国怎么那么乱？天下只有中国最大！这实在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七、中国至今仍未实施“义务教育”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还从未真正完成强制、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到中共，历年战乱峰火、政治运动、天灾人祸，中国“启蒙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一句空话和宣传口号。一代代“政治家”更有切肤之痛的是眼前利益，只顾“只争朝夕”的短期政治目标。广大人民要么愚昧无知，要么不由自主卷入政争旋涡。只有政治，何谈教育？国民素质在近代社会每况愈下的异变中，一再劣质化！

在当今中国， 历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仍有近九亿多属于“二等公民”的农民，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他们仍无法接受中国市民同等教育，城乡之间的教师、学校、宿舍和教材，严重失衡、极不均等。联合国统计：中国农村仍有不读书不看报的“识字文盲”五亿多人。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从新中国建制至今，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童累计坠学人数累计共达十三亿之巨！在中国内陆农村，“义务教育”每年变相的学杂费、书本费、校服费等虽然总数上只有大约300-1000元人民币，但却是农民家庭的巨大负担，很多儿童因此过早失学。

在美国、日本、 欧洲平均儿童在学开支不高于其家庭收入的5%。不仅从来不但不收取任何的“学杂费、书本费”，还免费提供各种教材教具资料及练习本，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午餐。在美国义务教育中，接受政府提供免费交通和午餐的“低收入家庭学童”，占在学总人数的47%左右， 家庭提供的花费仅是学童在家的衣食而已。从这里看大陆所谓“免费学校”实质上比发达国家的私人学校收费还高！

这使今日中国农村，读不完小学教育的孩子，仍占10%以上，没有读到初中的学童占30%以上，读不到高中的孩子高达50%以上。中国政府承诺的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的目标，连续18年不能实现。当今中国大陆，事实上又面临着晚清类似情境，以此低劣的国民素质何以参与世界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何以应付民族竞争已从原来农业的体力战争、发展到工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未来已是“知识战争”(9)的现代挑战？！

注解：

(1)《明治文化全集》前揭书，第611-612页(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
(2)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明治时期主要学者之一，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皇侍读，对日本近代史影响深远。
(3)《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八集《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中国近代史料从刊》，洋务运动推动者之一魏源1840年著该运动的经典著作：《海国图志》。
(5) 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6) 《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四卷《文明开化篇》，日本评论社、1955年，第44页。
(7)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著《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
(8) 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88年》
(9)《War and Anti~War》 : Survival at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y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主要参考书目：

《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斐斯泰洛齐论著》、《西方教育论丛》、《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福泽谕吉全集》、《教育世界. 创刊号》、《戊戌变法记》、《马关条约》、《中国教育年鉴.1989~1994年》等。

本文节选自岩华著《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第十二章（有所删改）：http://chinasforum.com/home/news/china_research/

全文连载于美洲1995.10月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完整发表于1996元月份《中国之春》杂志。

近代史上，教育落后是中国的祸根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每况愈下境地呢？让我们对比中国近代政府在“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方面，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就会知道：教育落后是中国的祸根。

八、民族兴衰：仰赖基础启蒙教育

九五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 鲁卡斯教授(Robert Lucas)，众望所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获奖前的当年四月份，笔者曾在《世界周刊》介绍过他“科技和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发展是经济基本动力之源的观点。诺贝尔奖评委会品评他获奖独特贡献在于：不但著作等身，更从教育、家庭、及家庭所属的亚文化(inferior civilization)、潜文化(latent civilization)的社会人文的角度，揭示出经济学普遍性、基础性的重要的斩新领域，给经济发展模式以全新的解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鲁卡斯获奖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已跨出了狭义经济学，而进入了一种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范畴。

在历史学家们千百遍样地追述、重塑世界民族发展史，希望找出最贴切的奥秘之际，鲁卡斯的经济学研究让人们得以认识：社会基础教育、家庭教育、世俗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科学技的长期投资、大量绩累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根本命运！

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一向注重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中华民族之所以渊远流长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孔子儒家注重教育的先进思想是分不开的。这种优良教育传统在平等条件下，与外族相比总是出类拔萃。洛杉矶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二的华人却几乎占了加州名校的一半名额，这也就是华人家庭道德和儒家文明的硕果。东亚、南亚儒家文明远胜过其他文明，使“四小龙”在五十年代向西方开放后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背后的动力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的结果。

九、中西对比：近代教育是中国祸根

中国的肥沃平原、遍布河流和充沛雨水形成的“温室气侯”，与欧洲地海式的山地、埃及洪水泛滥等恶劣气侯，形成的“城邦文化”不同，使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由此相应衍生的惰性文化与封建关系，也限定了中国文明的辉煌与局限。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之初要比西方进步十多个世纪，但到明清以后的近代，这一传统官僚体制，再不改革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进程。而把读书与习武人截然分别开来的“文武制度”，使传统的文官与武将、现实社会与千年文化，严重分化脱节。加之中文字繁难解，必须长年累月死记硬背，使“读书人”在近代只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大众蒙昧的直接恶果形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性：文盲社会与暴民政治的历史循环，近代农民造反和游牧民族争天下时，连传达圣旨的军令状都不会写，千里之外、几班人马也靠“口传”。

欧洲严酷的天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中海城帮文化、两河游牧文化，在交融贯通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进取、积极主动文化。十八世纪后，中西两大绝然不同的文明狭路相逢，文化冲突时，更突显出东方文明的这种古老的保守与惰性。

她不能象从来就是“拿来主义”的日本一样，迅速吸取外来文明，推行“文明开化”的教育革命。关于这一点，日本明治维新功臣、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在《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中说：“日本土人头脑有如白纸，闻说(文明开化)是国家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毫不犹豫果断实行之。”而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只在危机惨痛教训下才从盲目自大的极端，走向毫无自信的另一个极端。

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抗日战争、新中国历次危机中曾有的反醒，在危机消除后，文化的局限和制度的封闭性，使他迅速健忘，再次转为内斗。这一现象反复出现、重复发作，其背后的罪魁祸根，就是近代社会中国落后的教育体系，恶性循环的国民素质。

十、普鲁士首创“义务教育制度”

二百五十年前，当欧洲的荷兰借助先进航海技术成为“海上马车夫”、英格兰的基督教教育和科技发展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兰西民族承袭欧洲文艺复兴后宗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首先建立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时，普鲁士人还在德尔曼的黑森林边茹毛饮血，烤火维生。

十八世纪末，在法国历年侵略战争的刺激下，普鲁士的铁血丞相俾斯麦，为寻求民族出路，奋发图强，派出一批菁英远到一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区小国：瑞士学道取经，他们朝拜的就是被后人称为“世界教圣”的伟大教育家斐斯泰洛齐 (他倡导的“爱心、圣德”教育，让欧洲和全人类启蒙、普及平民教育运动开创了新纪元) 。三年后，那批菁英回国普鲁士，使俾斯麦首创了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它颁布宪法性文件《告德意志人民书》，规定第一“义务兵役制”：成年公民在十八岁后必须入伍服役。接受战争训练、参军保国，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这项制度虽然拯救了其国家的灭亡，但也为后来极端发展、演化成恐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埋下伏笔，也是远在东亚的另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宗师。

第二项就是“义务教育”制度，法定每一位公民从六岁起至少接受九年，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基础教育，公民必须尽这种学杂费完全由国家承担的“义务”，否则，校长、家长或儿童，便因违反国家法律而受到法律惩处。这两项制度强制执行的结果，使国民基本文化素质迅速改善，国家彻底脱离了蒙昧状态，军力快速整合强大、民族逐渐崛起。1870年在法国拿破仑的侵略中，普鲁士与英国奋起反攻发动著名的“滑铁轳战役”，不但打破拿破仑“不败神话”，全部收复失地，更攻入法国本土，一举改写了欧洲历史，并获得“世界最大”的战争赔偿。自此德意志人便从没放松过他们的的强化教育，最终使他们成为今天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与亚洲的日本一样，即使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十一、强盛奥秘：教育投资人才积累

此后，原始蛮荒北欧丹麦、瑞典，东欧的土尔其、芬兰纷纷效法德意志的“全民强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迅速进行现代启蒙，改良国民素质、发展现代文化，才逐步达到西欧今天繁荣富强的局面。七十年前沙皇俄国的强盛和七十年来苏联的崛起，无不是首先发生“教育革命”后的必然现象。至于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拿来主义”国家，美国发达的奥秘不但是倾巨资发展国民教育(人均国民教育经费900多美元，世界最高) ，还采用“取尽天下精华”的开放移民政策。美国建国之初就吸收了欧洲众多国家之长，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想方设法吸收全世界的高级人才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动荡的德国的人才。即使现在，他的移民政策中所谓“国家利益或人才优先”制度，仍然打着赤裸裸地掠夺他国高级人才的烙印。

在“东亚四小龙”中，香港、新加坡的教育一直都倍受当局和社会重视，近年来在某些方面正在超速发展的台湾和韩国，也早已普及了国民教育。特别是韩国，重视教育的程度可谓首屈一指，南韩国民教育经费占行政开支的每年都在20%以上（2010年，韩国的小学教育普及率到99%，中学到95%，高中达90%，大学达到85%以上。名列世界前茅）。人均收入是大陆六倍的南美诸国，1995年九月召开第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问题会议，达成强烈共识：为求持续快速发展，将全面振兴教育。

在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产业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鲁卡斯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已不再是“消费--投资”的均衡增长模式，而是“科技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最终的“人才资本”的积累。教育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原动力”和“加速度”。

十二、教育现状：国人仍于蒙昧状态

早在一百年前，日本的国民教育经费已经达到占其政府开支的15%，占GNP (国民生产总值) 5%以上。直到今天日本教育已名列世界前茅，其他先进国家的教育经费也在GDP的5－7.5%之间。然而，直到现在中国大陆在很少私营教育的情况下，国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GNP的3%， 近年来已下降到2%左右，比一般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的比例(占GNP的2.61%)还低。在当今农业危机、通货膨胀之际，内陆农村、山区的教育状况，已陷一场灾难。

正如笔者四月份在《世界周刊》发表的报告统计：全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能够读到中学的农村孩子只占56%（1990年代）！在随即掀起的海内外舆论压力下，中国首次于九五年五月份召开“科教兴国大会”宣扬要大幅增加教育经费。然而实质上，仍然大大低于新增学童和如狼似虎的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在毫无民主监督、僵化腐败的官僚体制下，“口号教育”和“下有对策”正使教育危机正积众难返、病入膏肓。据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今中国大陆教育各方面水平，大约普遍落后日本六十五至八十五年左右(8)。

虽然台湾近三十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力于普及教育的成功，其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国民素质全面提高，使科学技易如反掌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工商业蓬勃发展。 但是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10%，至今，至关重要的民办教育领域，仍然无法与公立教育机构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菁英人才之培养主要依赖于美日和西方的根本原因。这种僵化体制无法产生真正的世界级的名牌大学、学院。即使台湾的宪法规定每年的文教经费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至今也没有实际执行，这也许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为什么愚昧无知的民粹主义横行，“黑金、暴力政治”等“劣质文化”泛滥的根源。这比美国西方教育差距甚远。美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年高达2850亿美元，和给予每位大学生全额的学费贷款，长达十八年的还款期，并承担“教育失败”后果（政府担保贷款）。在台湾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今天，教育发展仍无法与世界发达国家辉煌的民间教育相提并论，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普及基础教育。

大陆从未真正“普及义务教育”

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落后的“二元社会”，三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幸福，建立在三分之二农业人口的痛苦之上。生活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山区的农民，天生属于“宁有种性”的劣等公民，从来就不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力，大约40%的孩子，倾全家之力根本就读不起无法想象的破烂简陋的“义务学校”，便大量坠学变成了文盲半文盲，愚昧无知的打工仔。

各地政府面对教育危机不是切实改革腐朽僵化的教育体系，彻底进行教育革命，而只是在各界有识之士的一再压力下，喊一些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宣传口号，做些形式主义的过场，然后一切的一切都不了了之----随即忘记了！